“做九或做十,男做十五女二十。”这句话是说:小孩长到九岁或十岁份上,可任择一个年份,就像“过周”一样对自己的一段生命里程表示纪念和庆祝,统称“做十(岁)”;再接下去,男孩还可选择“做十五(岁)”,女孩也可选择“做二十(岁)”。这种古老的习俗沿着八百里鄱湖流域一直流淌,洇散到每个村落。
这年隆冬,大哥长到15岁。幽暗昏黄的煤油灯下,一身黑棉袄、黑棉裤的父亲,双手操在袖筒里,面灯枯坐,不时发出一声声叹息。母亲闷声不响地在灶台上埋头洗刷。那时,家里情形用“拮据”两个字来形容恐怕还不够,一家九口人的温饱问题还得靠生产大队来救济。我们兄妹六人的衣着,全是母亲亲手用粗棉纱纺织成的,再请人染成清一色的“靛青”,走出去就像一个编队。
大哥长到九岁时,缠着父亲要“做十”,父亲只好哄他说:明年给你做吧;真到了那年,父亲又宽慰大哥说:一定给你做“十五”!一眨眼,大哥又长到15岁。家里情形丝毫不见改观。倒是大哥渐渐懂事了,体恤父母的艰辛,他只字不提,默默埋头干活,尽量躲避父母;爹娘却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们的眼圈都红了......
“一定要给老大这娃做“十五”!”父亲一遍遍地叹息之后,咬紧牙关说。
“怎么做?”母亲将信将疑。
“给老大做件‘的确良’制服。”
母亲给吓懵了!那年头,农村人能穿上“的确良”,这是个什么概念?——比当今低收入的人买件真羊皮大衣恐怕还要风光。我还记得村里有句“顺口溜”这样形容一家富裕户:“老大穿的确良,老二跑学堂,老三纸烟(香烟)叼,细矮子(父亲)累断了腰。”而像我们这样底子薄、儿女多的家庭,想穿上“的确良”不啻是个梦。
然而,两手空空的父亲却将这个梦变成了现实。此后大约20多天时间里,父亲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地干一件事。白天蒙头大睡,晚上则披星带月、抖落一身霜花回来。有好几次,我看见霜粒把他的头发染成全白色,父亲浑身瑟瑟发抖,不时用手揩擦一把青鼻涕,虽然连关合大门的力气差点都没了,但他依然很亢奋,还用胡子拉碴的脸嘻逗我们、亲昵我们。
虽然父亲自始至终羞于启齿他当年的行当,虽然今天讲述起来未免有些寒碜,但丝毫不影响我对父亲的感情和敬意—-父亲当时选择了“斗纸牌”这条捷径(父亲是个商人的后裔,从小通晓纸牌),5分钱一个子,连续20多天,整整赢了20块钱!刚够扯件“的确良”衣料。可是,为了这件事,父亲也差点招致挂牌游街的厄运。没过几天,有人将父亲参与赌博的事报告给大队长五爷。父亲是“富农”成份,赢了贫下中农的血钱,完全可以上纲上线。父亲含着泪水诉说了家里的艰难和心愿。五爷听后,给父亲温了一碗米酒,叹了口气,责备父说:“如果万一输掉,你怎么办呢?!”好心的五爷当场还从自家匀给父亲三尺“布证”。
三尺“布证”,不够扯件衣料,家里原本也发过一定数量的“布证”,但有“证”无钱,“布证”结果全给母亲变掉。母亲这回急得团团转,父亲躬着身子借过东家借西家,家家也都紧张。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回到相距15里路远的老家李村,向因怄气而十多年从未来往过的伯母,厚着脸皮借回一尺五寸“布证”。
后来做成的那件“的确良”制服,我至今记忆犹新。米黄色棉毛混纺料子,铜钱般厚,中山装款式,质地的确不错。衣服稍大了些,大哥顺势将双袖挽卷,正好露出四条醒目的白线边儿,时髦极了,美气极了。实际上大哥也仅仅只在“做十五”这天风光了一回,衣服以后由母亲专管,平时舍不得让人穿,只有逢年过节,轮上谁走亲戚,谁才可美滋滋地穿上这件的确良“使服”。
弹指之间,十多年过去了。鄱阳湖周围开始热闹喧腾。小弟那年轮上做了“十五”。母亲照例从箱柜捧出这件折叠整的“的确良”制服。父亲极宽慰地瞅着小弟。谁知,小弟不屑一顾地将衣服在身上胡乱地比划过后,随手掼在沙发上:“都什么年头了,还穿着“四口袋”!”父亲悲凉地瞅着小弟,嘴唇哆嗦不止,却什么也没说 。
父亲临终弥留之际,母亲悲悲怆怆地给父亲准备后事,她想给父亲换上这件“的确良”制服,让他永远带走,但父亲坚定地摇摇头,一字一顿地反复着说:“这,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就这样,这件已经浆洗得有些泛白的黄色“的确良”制服,至今还被老母亲、也被我们悉心珍藏在老式箱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