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是我回老家陪父母过年的日子,年复一年,从未间断。
驱车出城,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回到了巴源河边的牌形地。
太阳早早地从鸡鸣尖高处跳了出来,给巴源河畔抹上一层金色的朝霞,清澈见底的巴源水,自东向西,围绕着牌形地汩汩地流淌着,轻纱般的薄雾笼罩在那河湾峡谷之间,犹如美丽的山妹子,露出含羞的笑靥,伸开双臂迎接灿烂阳光的那种自然舒展的影像。我沐浴在阳光里,眼睛扫过远处的山峦,眷恋着我可爱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当我踏进家门时,只见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正在火塘边添着柴禾,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一句“回来了”,朴实无华而没有任何文采的三个字中,饱含着她的全部希望和所有情感。记得十五岁那年因被同学欺负回家时,母亲也是这句话,竟让我泪流满面,伏地不起。
火塘里窜动着红色的火苗,柴禾加空气在激烈地氧化着,散发出的璀璨的火光,映在身上,照在脸上,让我心头掠过一阵阵温暖。母亲说,你去添上一挂锅水,放在罐钩上,焕水喂猪,我去菜地砍几棵青菜,晓得你爱吃青菜。母亲所说的罐钩,就是挂吊锅的钩子。
这里的民众,无一不是吃着吊锅长大的。所谓吊锅,就是系了铁绊的锅。在伙房中,围起一个火塘,从山上砍回一根带钩的木棍,通穿一截竹子,以绳子系着竹子,吊在横梁上,然后将木钩插进竹筒,中间用木头做一个“吗子”,类似于杠杆的原理,卡住木钩不至下滑,向上推动“吗子”,可往上冲(音chong),松开“吗子”,则可向下冲,收缩自如,然后将铁锅挂在钩子上,加以柴火,可以煮饭,炒菜,炖汤,烧开水,做出人间美味。初始的叫法为“挂锅”,后来知道的人多了,特别是一些文人墨客,形象地称之为“吊锅”,说吊锅也未尝不可,但我觉得没有原来“挂锅”的那种历史感。
罐钩上挂着的吊锅,是可以任意满足山民的日常饮食需要的万能炊具,也是山民简易、质朴智慧的结晶。在一口以体现劳动成果的吊锅中,积淀了多少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故事,足以让人想象。欧洲人在工业革命以前,做饭也是用柴禾,但锅却挂在三根树棍支起的不可移动的挂钩上,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说的“木焯”,大致上就是指的这个支架,远不如大别山这里的可上、下调节以适应温度变化的罐钩有科技含量。不过,现代人们野炊时,倒是经常用古代西方人的这种方式做饭。
当年有武汉知青,因找不到方法拉下罐钩,几个人使劲拉住下拽,因为没有拨动“吗子”,还是没拉下来,一时引为笑谈。除了大别山,别的地方大概没有罐钩这类的炊具了。
我坐在火塘边,拿起铁钳,催着火,看到吊锅里的水,逐渐有了汽泡,细细密密,布满锅底,随着火势的加大,慢慢地翻起了浪花,一朵一朵,犹如微缩的温泉,乳白色的蒸汽,追随着一缕缕青烟,穿越房顶的瓦缝,飞向天空。我在想,蓝天上飘忽的那一朵朵白云,就有这蒸汽的分子,它也许就是山民坚守生活美丽的梦幻。想起了小时候,母亲在我生日那天,顺手摸出两个鸡蛋,放在沸腾的吊锅中煮熟,说道:两个元宝两砣银,吃了不生病!捞起后,放在碗中过一下冷水,剥开蛋壳,我甚至馋得将蛋衣也吞了下去,反而觉得现在的蛋糕上插着五光十色蜡烛,不如这两个鸡蛋美味;生日快乐的歌谣,跟母亲顺口说出的两句期盼无法相提并论。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说说笑笑,多了一份亲情,多了一份温馨。母亲说要煮肉了,叫弟媳添柴,只见母亲将吊锅挂在罐钩上,吊锅里放着一块裁成三截的腊肉,将罐钩冲下去,柴火热情地舔着黝黑的锅底,不一会儿,腊肉便在火花中跳动。母亲说,这是为明天一早吃“更饭”用的,一定要煮好,熟而不烂,肥而不腻。她看着锅里的腊肉说道,民国三十四年,我还没到你家来,你父亲也是在腊月二十九晚上在吊锅里煮腊肉,由于欠人家的钱没有还,债主逼上门来,你父亲到处借,仍然凑不到一纹钱,只好将煮好的腊肉让债主拿走了,这个年过得最凄惨。我侄女不相信,她瞪大眼睛说,哪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事情?我说,真的有!只有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相信,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情,都会在人世间找到例证。
在老家这个青山环抱的小山村的十几户人家中,我家生活算过得去的。而三伯家中,经常无油下锅。我曾看见三伯母炒菜时,将南瓜花放在吊锅中用锅铲着力捻动,花蕊中渗出的植物脂质,将吊锅打理得干净而光亮。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为了不让吊锅出现白色的盐渍。我知道,外人看到锅里有盐渍,就会说这家人穷,以后儿子找媳妇都成问题。三伯母极要面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她家里唯一的一头猪病死了,过年时无肉下锅,她嘱咐儿女们,三十早上吃了“更饭”,出门时手里一定要拿一根竹签戳牙,以免垸里的人说她家没吃肉。
一九六九年,一场山洪将垸前屋后的田地菜园子冲得一干二净,大人小孩都没饭吃,我家二爷受灾最重。籴米入锅,需要钱买,无钱只好去借。那时用升子(比斗小十倍的量具)向邻里借八角米都不容易。这天早上,二娘送来五个鸡蛋,叫我去上学时帮着卖掉。父亲听说后,给了我二斤粮票,我将鸡蛋卖了三毛钱,给他家买了二斤米。晚上放学回来后,只见他家大大小小坐在火塘边,眼巴巴地等米下锅。二娘从我手里接过米如获至宝,将吊锅添上水,捧了一把米,放进锅里,然后倒进几升糠,合着米在吊锅里煮。火塘里,吊锅中,水沸了,谷糠中漂浮着几粒白米,香气浓郁,四处飘逸。饥肠辘辘的大人、小孩们,眼看着胜似美味佳肴的糠米饭,不断吞下馋馋的口水。二娘拿出碗,大家争先恐后地一碗接着一碗大吃起来,津津有味的程度,不啻于山珍海味,这是我见过别人吃饭最香、最甜、最美的场景,那样子一生都不会忘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堂弟蹲在屋外的草坪上解不出大手,二娘用棍棒一点一点地往外挑,堂弟臀上的乌乌的胎记,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
孔子对吃有讲究,他认为吃饭应有君子之风,“斋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这些理论,在食不裹腹的老百姓生活中,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从孔子到我家二娘,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建立在衣食无忧基础之上的生活,才是贵族;终日为肚子奔忙的人们,只是平民。古代民众认为,有饭吃则有道,没饭吃则无道。难怪孟子说,天有道,以道殉身;天无道,以身殉道。民以食为天,对于一个吃不饱肚子的人来说,吃饭是至高无上的大事,哪有君子之风?当年解放军进城,老百姓“箪食壶浆”以尽地主之谊,欢迎大军入驻,捧出的也是一个“食”字,鲜花退为其次!可见“食”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除夕之夜,母亲不让我们兄妹动手,亲自舞饭。吊锅的做法,无非就是三种:一是放进油料,大火攻之,然后将菜肴放进吊锅,以铲翻动,再加进其他备好的菜,混合相煮。这是通常用得最多的、最便捷的、平常山民们吃饭的做法。二是一个一个地炒菜,然后集中一锅烩,温火慢煮,使其入味。这是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家境比较富足,或者是过年时的做法。三是烧开一锅水,加入汤料,类似于四川火锅,逐步下菜,这种做法不常用。母亲用的是第二种做法,肉丸、鱼丸、竹笋、粉丝、肉糕、豆腐、海带、红枣、腊肉,蹄花等逐个烧好,放在桌子上,然后分别倒进吊锅,加入适量的开水,最后加上腊肉,铺在最上面一层。看上去晶莹剔透,忽盈亦荡,在柴火的映照下,色香味俱全,极其诱人。
清淡而醇厚的炊烟味道,混合着吊锅中透出迷人的香气,让人感觉年味极其浓烈。窗外夜色正酣,暮雾朦胧。巴水源头,碧绿的流水,哗啦啦地沿着河床,蜿蜒而下,带着人们一年的期望,带着人们一年的辛劳,汇入奔腾的扬子江。它是那样奔放,那样慷慨,又是那样温情。仁者乐水,智者乐山,那么生活在山、水之间呢?我以为是仁智之人才有这种大自然的馈赠。人们放着炮竹、礼花,将山村的夜空装扮得五彩缤纷,噼噼啪啪的响声,在山谷中激起一阵阵回声,空灵而震撼,美妙而鲜亮。还有那挺拔、巍峨的独尊山,在苍茫的雾霁中,千万年以来,总是深情地注视着大地上的山民,并露出会心的微笑。
母亲拿起一杯干红,幸福地看着我们,说着祝福的话语。我们兄弟姐妹附和着老娘亲,向她祝酒。葡萄美酒,甘醇绵长,弦辞妙句,亲情洋溢。吊锅中不仅盛满了珍馐美食,更装满了琴瑟飞歌。看着母亲渐渐老去的身影,我不觉倍加珍惜这个美好的夜晚。母亲养育我兄妹六人,过去为了让我们在吊锅中吃饱肚子,经常上山挖葛根,剥油皮树,采白花菜,方圆二十里没地方没留下她的足迹,即使到现在,她每年都要养上一头猪,种三、五块菜地,为了不增加我们的负担,她含辛茹苦,以八十岁高龄,仍然在地里劳作,她那持重而勤劳的品格,一如罗田山民,不愧为一代伟大的母亲。
在罗田山民心中,吊锅是力量的源泉,是明天的曙光,是心灵的慰籍,是通往彼岸的航船,是长途跋涉的驿站。这就是罗田吊锅的风格,它世世代代养育着生生不息的罗田人民,包容天地万物,包容人心百态,母亲说,吊锅大于天、深似海,金山和银山,都没有吊锅重;高山和大海,都没有吊锅深。
吊锅可以煮糠皮麦米,葛根野菜,同样可以煮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还可以说吊锅中煮尽了人生百味,煮尽了世态炎凉。无论你穷困潦倒,抑或是荣华富贵,吊锅,它始终挂在柴火之上,始终热气腾腾,始终炽烈芬芳。吃饱肚子也好,调节胃口也好,返朴归真也好,它仍然是吊锅,伴随你渡过时光,分享荣辱。还可以说,吊锅的历史,就是一部罗田民众吃饭的历史,也是一部罗田民众生活的历史。
一句话,罗田山民的过去未来,从那小小的吊锅中可以全部读出,无须格式化再装入新的内容。
在新年到来之际,写下拙文,权作是对吊锅深情的礼赞。
刘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