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周厚黄
周厚黄是金狮沟下冲人，大约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个子不算高，但也不很矮。我从孩提时见到他，是蔫搭搭的样子，似乎一直没变。鼻子经常“孔、孔”算是向人打招呼。他言语少，甚至有些木讷。因家境不错，自幼饱读诗书，四书、五经、《春秋》、《左传》都读完了，过去叫十年长学吧，书读到这个份上，完全可以进京赶考，可惜，年代生错了。他儿子周发元跟我同学，小时候曾到他家住过一晚上，所以了解一些他的往事。
周先生记忆力非凡，达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其骈体文写得相当漂亮，尤其八股文，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曾看过他的文章，是论述先秦文化的演化过程议论文，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很深的造诣，可惜文革时期付之一炬。
周先生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书法功底，学的是柳公权，但不拘泥于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期间，牌形地这一带所有的墙壁上写的宣传标语和语录，都出自他的手笔。千佛寺的签薄，全本都是他写的。他的书法，在我看来，至少在罗田是顶级的，至今仍然无人所及。特别是楷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人们不禁要问，这么深厚的文化功底，政府怎么没招去做官啊？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不知道，他因“成份”问题而屈居乡间。
没有功名的念头，也就没了理想，他从不抱怨政府，也不跟没读书而当官的人比，只是感叹自己命运不济。一介书生，为了生存，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首先学中医，其医术在乡间名声不差，中药大黄是中医的代表药物之一，人称中医为“歧黄”之术，其中的“黄”，就是指大黄，也称生军。周先生的大黄术用得非常灵活，我见过他用“大承气汤”多加二味，治疗胰腺炎，手到病除。这种方法仍然是现代医学经常借鉴中药必不可少的方剂，他用此方时，当时学术报告中并无发表。
他学会了木工，乡邻四里，做房子的工字架，厨柜、木桶、脚盆均能制作，他箍的木桶，不用上桐油就可直接使用，而且不漏水。他拜上冲彭六先生为师，学会了道士，并且“保职”。他还学会了竹器加工、扯面、打猎、石匠等，他总共能做八种活计，在农村，这类人算得上奇人了。
有段时间，他在千佛寺看庙，有次做庙会，他主持念“皇经”，收了一些功德钱，放在挎包里面，一天到晚老背在身上，他儿子开个玩笑，睡觉时将包藏匿，第二天找了很长时间没找着，只得在庙里打卦，签薄上说是家贼。这件事传为笑谈。
上世纪末，我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有所好转。母亲的意思是，要感谢神灵庇佑，必须请道士放赈济，大概是请这类神祗吃一顿吧。请神的当然只有道士了，本地首选当然是周先生了，这天晚上他带了几个同伙，在我老家中摆开阵式，在一桌丰盛的酒席旁边，敲锣打鼓，念经诵文。只见周先生，道袍加身，口中念念有词，摇头晃脑，非常认真。
老先生前几年不幸去世，记述此文，除了颂扬其精神，还有祭奠之意。
二、彭六先生
彭六先生是大家对他的尊称，也有人称六道士。他是金狮寨上冲人，跟下冲的周厚黄先生家只有一岗之隔。我家的亲戚在上冲比较多，六先生也是表亲，我应该叫他表伯。估计他应该生于上世纪初，比我父亲和周厚黄先生年龄都长一轮。
我小时候去干娘家玩，六先生家就住在干娘家隔壁。干娘家门口是一块坪，不知道是哪个发明家的杰作，从金狮沟引来一渠清水，在坪边流过，平时吃水、用水，直接从渠中汲取，非常方便。我跟干娘说，这地方好洗碗，旁边站着一个老头儿，笑着说，你这个伢，你干娘哪舍得在这洗碗啊，要留下潲水喂猪。不信你问她。我看了一下干娘，她点点头。这个老头儿，就是传说中的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前不久去上冲，干娘早就不在人间，儿孙另做新房，旧屋门口的那块坪还在，同样，那条水泥浆砌的渠沟也在，只是没有水从中流过。
六先生不修边幅，读书无数。除了书法不如周厚黄先生，其他文化功底均在周先生之上，而且周先生是他的徒弟。他个子不高，一脸始终挂着微笑，看人和蔼而亲切。他的下巴向前翘，语言表达能力不错。他在众所周知的政治氛围中度过一生，读了如此多的书，自然是“四类分子”了，每次批斗都少不了他，他总是乐呵呵地面对，也没见他对谁不满，作为乡间知识分子，其内心估计是十分痛苦的。书读到一定程度，其修养性，远不是我这等人可以想象的。他的内心世界并无半点语言文字留下，只能靠推测了。
六先生信奉道教，并终以身体力行。他自称为张道陵弟子，崇拜老聃。我只听说他道行很高，但高到什么程度，只亲眼见过两次。不妨说来，让大家分辨。
我家表姊，因在武汉参加工作后，为个人感情之事，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久治不痊，我家姑妈十分焦急，带她回老家，请了六先生，我当时也在现场。只见表姊张牙舞爪，一气乱叫，不得安静。六先生上前，沉住气，紧紧抓住表姊的双手，而表姊顿时蔫了，也不哭闹，从捉住她双手起，不到五分钟，表姊就打合欠，嚷着要睡觉。有人问六先生用了什么办法让她不闹，六先生说他“打诀”了。所谓“打诀”，也称“托诀”，我猜测可能是道教驱魔赶鬼的一种口诀吧。
有一次，垸下有位年轻人，病得不轻，农村叫犯了神祗。人们请来六先生，他说要一只活公鸡，以公鸡血镇住灵邪。他们找来一只大芦花公鸡，交给六先生，只见六先生，屏住呼息，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并拢，不断在空中飞舞，突然，手起之处，只见公鸡头赫然掉在地上，一缕热血，放在碗中。从这件事中看到，其他应该是迷信之术，但用两个指头，剁掉鸡头却是事实，如果没有十足的功力，鸡颈不是那么容易剁下来的。这两件事是我亲眼所见，至于其他的传说，我不敢说真实与否，但六先生的名气很大是真的，在鄂豫皖边界一带享有盛名，因为经常有安徽、河南人请他去做法事。
我参加工作时，他已是七十高龄了。回家走小路，经常碰到他拄着拐棍，牵一头牛在山边吃草。放牛是对“四类分子”最好的待遇，他说从六十岁以后就“享受”了。有一次我问他，传说你“托诀”、“号符”很厉害，给我介绍一下如何。六先生笑着说，你志趣不在学艺，不应该知道这些。
后来，他讲了一个笑话，某年某日，深夜，在五里路外一家人放赈济后，往回家的山路上走着，他肩上背着法器。他走夜路从不知道什么叫怕，这次他说怕了，为什么呢？他说，走到一山弯处，突然起一阵怪风，觉得浑身打冷颤。奇怪的是他的道士箩中，有尖叫声。他用常规方法，托了诀，压不住，仍然在叫。他用最厉害的符法，仍然没镇住，吓得他道士箩也不要了，赶紧逃命。次日上午，回原地找到道士箩，心中纳闷，为何碰到如此恶鬼，却不曾伤人？后来他一笑，原来是道士箩中的一只喇叭，当时被风吹得叫。所以，他说任何符诀都不灵，我听后差不多笑翻。
六先生走了很多年，但他的很多传说，仍然在这一带耳熟能详。
三、彭楚才
我不认识彭先生，他被政府处决时，我还是个零鸡蛋，没出生。
后来断断续续地听上冲的亲戚们介绍，略有了解。他早年毕业于武昌师范，后参加国民党，一直从军，官至上校军衔，鄂东游击司令部参谋长，鄂东游击司令是著名的国民党土匪头子陈新民。我在想，一个读书人，最后为何跟土匪搅在一起？后来从解放军的一位将军那里找到了答案。
南京半山园，住的都是南京军区和空军的一些老领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接到一封来自这里的信，写信人是原二野六纵某团长尹平将军。他在信中回顾了一些大别山战斗的往事，还重点讲了他们团活捉彭楚才的经过。
二野六纵，是刘邓大军的主力部队，六纵司令员是大名鼎鼎的王近山将军。1947年二野千里跃进大别山，六纵是二野的核心部队，由当时的政委杜义德将军率领，进驻罗田、英山、金寨、霍山等地，即进入大别山腹地的就是六纵。所谓纵队，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的编制单位，相当于军级，后来的纵队一级都改称军。
尹将军当时是六纵的团长，接到任务，就是要消灭以陈新民为首的鄂东游击司令部及其配属约2000人的残匪。尹将军先在九资河一带活动，首先是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召开座谈会，举报陈新民的藏匿之处。没过多久，有线报，陈新民躲在九资河一座高山上，尹平带领一个团，外加一个加强营，对这座山实行了包围，经过七天的坚守，战斗十分激烈，终于在一个山洞里将陈新民抓获。
在清点俘虏时，并没有发现参谋长彭楚才。
而上级要求，宁可不捉陈新民，也要将彭楚才抓住。因为彭楚才是陈新民的主心骨，是思想核心，所有一切行动，均出自彭楚才的谋划。经验丰富的尹将军，在下山的途中，发现有个大垸子，觉得十分可疑，因为打仗结束后，并未见老百姓回家。于是，他下令围住这个垸子，挨家挨户地搜索，整个晚上都没有找到彭楚才。他们打算在这垸子宿营，第二天清晨赶到九资河。
如果尹将军连夜下山了，彭楚才可能逃过一劫，但他不走运，尹将军决定留下。第二天一早，再次开始了搜查。有位营长在一户老百姓家中，看到房间里，有一张床，床头还放着一只马桶。上面睡着一个老人，满脸都是黑的。营长将被条揭开，老人哼哼呀呀地说病得很厉害。这位营长很细心，找来一条毛巾，将老人的脸抹干净，只见一个白面书生躺在床上，他大喊一声：彭楚才！对方惊恐地答应了一声，后经确认，他就是彭楚才。
后来，部队将陈新民和彭楚才在罗田县大河坪开大会公审，然后枪毙了。
彭楚才为什么会到国民党地方部队（土匪队部队）任职呢？尹将军说，彭楚才原在正规部队当副官，国民党这支部队，被我军消灭后，因彭楚才的故乡情结很浓厚，又想回家照顾老娘，所以回到鄂东了，这边又没有国民党其他正规部队，只好屈就陈新民的匪军部队。
彭先生娶了一位杜姓武汉女子结婚，生有一女，嫁本镇长林岗村，还有后人。杜夫人本世纪初才去世，终身未再嫁，一直跟女儿生活。
四、周德云
金狮寨脚下，除了上冲，下冲，还有一个垸落，叫新屋，至于为什么叫新屋，本人没有考究，大概也考证不出什么东西。
新屋有位老人，名叫周德云，跟我家是亲戚。2011年春节，在牌形地街上，原办事处院子里，摆了一张长条桌子，上面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十人，干什么呢，想必大家都知道，是在摇骰子赌博。平时不敢玩，怕派出所抓赌。过年这几天，派出所的人不管，所以就有了这一幕。
我看到有位年龄最大的老人周德云，已经九十高龄，我叫他姑爷。他正站在桌子边押宝。我喊他，他“唔”了一声，看都不看我一眼，继续下注。中午吃饭时，赌博暂时结束，我问他输赢如何？他说输了一千多。我说你哪来钱输啊，再说你年龄大，搞不赢年轻人，不要赌博了。他笑着说，我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好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些年轻人，赌博都是小打小闹，想当年，我赌博赌得昏天黑地，玩得就是心跳“咚咚”响。他跟我说起了往事。
他佝偻着身子，两眼昏花，不时流出清涩的眼泪，我知道老人有沙眼。他平时在家还放三头牛，如果在陌生人眼里，他就是那满脸皱纹、辛劳一生的老农形象。他说他坐不住，一坐，脚板就冒水，因此而自嘲：生就了贱八字。他那粗大的手指头，灵巧地数着人民币，叹口气，说道，又输了。他说话口齿还算明白，平时不闻家事，只管放牛，又聋、又喘气。如果有谁提到赌博，他就眉飞色舞，精神立即就来了。
他说他这一生大赌了四次，三输一赢。
第一次在河南赌博。民国三十一年，他跟牌形地几个伙计一道，去商城县贩猪。他说挑的是现大洋，一个挑子。买了一百二十头猪，正在往牌形地赶。走到南溪（今金寨县南溪镇），有家旅店开了赌场，他心就痒了，说身上还有几十个大洋，去赌一把。开始还小赢，同行伙计说，快收手，还来得及，他不信邪，结果，一百五十头生猪，全部输掉。一千块大洋一夜之间没了。换算成现在的币值，约三至四十万元。在当时也算大手笔了。
回家后，逃不了一顿好打。他家是地主，这点钱还可以输得起。
第二次是在牌形地赌博。当时的牌形地是小商埠，九资河下山的物资，基本是通过牌形地放竹排出巴河至武汉，那时比现在热闹。这天，有五个武汉来的客商买皮油，他提议先赌一把再谈生意，武汉人也有兴趣。于是，当晚就开赌。他贩卖的五十个皮油全部输了。皮油，就是乌桕籽上面结的那层白色的油，加工后放在大木桶里凝聚成圆柱形油体，是制造肥皂的主要化工原料。一个皮油就是一百斤，而且是十六两制的大枰。解放后六十年代的皮油价格，大概是新枰每市斤一元二角，每个皮油约一百六十斤。就是说，他一晚上输了八千斤皮油，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约二十万元。那时的鸡蛋只要二分钱一个，猪肉每斤五毛二，米是六分钱一斤。
这次输完后，他父亲气得很厉害，一病不起。
第三次是在汉口赌博。日本刚投降不久，他们一行六个人，每个人挑了一担黄丝，去汉口换货。他如法炮制，这次赌博很尽兴，一晚上赢了大洋二千块。他迅速将黄丝出手，也没进货，雇人挑回现洋。回家后，皆大欢喜，父亲还表扬了几句，病也有了起色。
第四次是在八迪河赌博。八迪河的地主多，有钱人也多。快解放了的时候，某一天，在某个地主家开了赌场，他获得消息后，带了一百大洋去赶场子。开始赢了不少，后来庄家说要跟他赌大的，各拿三百石水田作注，一赌定输赢。结果，他输了。
说到这里，他哈哈大笑，他说因祸得福啊。赢家多了三百石田，成了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土改时枪毙了。而他家因他一赌，输了三百石，只划了个富农。他说，如果我赢了，那么枪毙的就不是他了，我今天也见不到你这些伢们。
他没有读书，只字不识，却有如此的豪迈，没有书生们的患得患失，世间留下了他爽朗的笑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活得潇洒，活得滋润，是我等万万不及的。
他活了九十二岁才无疾而终。
五、余伯娘
余伯娘并非其真名，是我平时的对她的称呼。我只知道她娘家姓余，什么名字并不知道。她后嫁给垸下大伯，所以有了这个称呼。
她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出自名门闺秀。瓜子脸，大眼睛，生就白皙的皮肤，加上窈窕婀娜的身材，又断文识字，在当地是了不得的人物。
她十八岁出嫁，男人是金盆地山下彭家大垸大地主彭定强。彭定强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拥有良田千石，平时与国民党达官贵人均有来往。他娶余伯娘并非正娶的大夫人，而是三夫人，俗称三姨太。
余伯娘长得漂亮，家底又丰厚。解放前慕名而来的官人不少，其中有个国军团长，长期在彭家厮混，惹得彭老大不高兴。有一次，这位团长大人跟彭财主对骂起来，竟然动起了枪。我听伯娘后来跟我说，当时团长举起手枪，对着彭定强就要开枪，伯娘眼疾手快，伸手抬住了枪管，枪子改变方向，朝屋顶打去，将瓦击穿了一个窟窿。伯娘说她的虎口被枪震裂一条口子，还留下伤疤。
幸福的日子不长，解放军就来到了罗田，各方地主首当其冲，被政府一一捉拿，彭定强也不例外，土改时，包括彭定强在内，仅彭家大垸就枪毙了六个地主和一名教书的绅士。有个地主叫彭仕儒，曾任国民政府钟祥县县长，他见势不妙，跑为上策，经香港去了台湾。在台湾时，他还在其政府任参议。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他以台胞身份回过罗田，在罗田县政府宾馆，我曾接待过他。传说他很多钱，但没见到他投资，他当时有个理论，所谓投资是要回报的，目前找不到项目，不能投资。回到台湾后，听彭家大垸的人说，他曾寄八百美元回来，要求修缮祖坟，自此再没有看到他回来，再也没有消息。到本世纪初，他就去世了。
伯娘有两个儿子，都还年幼。老公枪毙了，无依无靠，连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这样大地主的家眷，自然是养尊处优，哪受得了没饭吃的苦？而且要下地劳动，所有生产资料都被没收，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当时有个冻结政策，不准她再结婚，只能在原籍监督劳动。
后来政策有所松动，允许解冻。当时穷人是时尚，谁最穷，谁就最革命，社会地位就越高。恰好我垸下大伯没老婆，他可是名副其实的穷光蛋，上无片瓦片，下无寸土，只有两间垸中正堂屋旁边的角屋，而且是祖产，并不是他本人的财产，借给他栖身。他人长得不怎样尚且不说，问题他还是个瞎子（准确地说是白内障），伯娘一千个不愿意，但又有其他什么好办法呢？她娘家也是地主，没任何人能帮她说话。象样的男人都有家庭了，没成家的还不如大伯呢。大伯虽然是个瞎子，但人还算明白。经人反复说合，伯娘勉强同意跟他过日子。
人类的悲哀在于，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只能苟且偷生。伯娘曾经两次自杀，但都被人发现。我父亲曾经劝她说，你想一死了之，这个很容易，关键是能了吗？你还有两个待哺的孩子呀，趁早死了这份心。所以，伯娘再也没提自杀之事。
在亲生儿女生存面前屈服，是所有女人的共性。
为了孩子，她嫁给了我大伯。如花似玉的女人，受尽屈辱，借用一句网络语言，何止是泪流满面啊。她当时的内心世界我无法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仅仅是痛苦二字可以了得。人家笑大伯，你是“狗窝捡个大粑啊”！虽然是笑话，但里面藏着多少辛酸、多少泪水、多少怨恨？
大伯的弟弟，也就是我另一个叔父，后来当了近二十年村支书。她的情况才稍有好转，但仍然免不了被批斗、被游行。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晚上听穷人控诉地主婆如何欺压百姓的“神话”。我每次回老家，总是看到伯娘穿着蓝士林布的褂子，背心露出白色的汗渍，象一幅地图。
大伯对她不错，因为眼疾，他不能下地劳动，但他可以赶猪贩牛，赚些外快，经常看到他，在街上割一砣猪肉，背着双手，食指上勾着肉，晃晃悠悠走过塘埂，我母亲笑她好吃，他说老余可怜，买给她吃的。
六、有余哥
上一篇提到余伯娘，有余哥是她的二儿子。他的大名叫彭有余。有余的哥的父亲枪毙后，他和大哥庆余跟着余伯娘，来到老屋山，跟我家大伯过日子。
有余哥的脸有点长，但眼睛很大，瘦削的身材，一年四季似乎总是穿着一身蓝大布褂子，过去的农村有机匠（织布工）到处贩卖纯白的土大布，经济不宽裕的人会买来，以染料煮成各种颜色，找裁缝做成衣服，这种布料耐穿，便宜。有钱人当然是穿卡叽、灯芯绒之类的布草。有余哥是“四类份子”家的孩子，自然与好布无缘。
他睡觉的地方是垸里的大堂屋左边的阁楼上，楼下前后两个天井，虽然能挡雨，但却不能遮风。楼板上铺着稻草，一床垫子，支起一架被烟薰得漆黑的蚊帐，他就窝在这阁楼上。
他比我年长十岁多，虽然本党当时对“四类份子”实行的是管制政策，但对其子女尚能正确对待。在他的孩提时代，政府让他读书到初中毕业。16岁以后再也没有能力继续读下去，只得参加生产劳动。十几岁的孩子，跟大人一样在田间地头辛勤的挣着工分。
我每次放学回来，总会跑到他那找他要书看，他看过的会很快给我，如果没看过的，他说要等他看完了再给我。我那时并不知道他的书的来源，后来才知道，他有个亲戚在外面工作，经常带些书过来。我看过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就是《林海雪原》，第二本是《封神榜》，均出自他那黑色的蚊帐里面。
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残酷的，但他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特别是对一个稍有文化知识的青年来说，出生于地主家庭，更是万般无奈。他觉得我太小，没有跟我探讨人生这类问题，但我从他的眼神中判断，他对这个对他不公平的社会有怨恨之意。
放暑假时，我的任务就是放牛、捡柴。有一次，我将牛赶到山上，然后坐在石板上看书。只见前面小路上，有余哥正吃力地扛一棵树，晃晃悠悠地向前走着，他那瘦削的身子在大树的重压下，显得十分单薄。突然听到“匡”的一声，有余哥倒在路边，我赶到他面前，只见他脸上有菜色，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得他喘着粗气，目光无神地看着我说，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我从书包里掏出准备做午餐的一个粑，我说哥，你是饿了，你先吃了再说。他有些木讷地接过粑，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然后扛起树说：小弟，记着，人是铁，饭是钢，你看我吃你这个粑就有劲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一家娘儿三个厄运来临，隔三差五地到全公社去挨斗。这样的情景我只见过一次，那时我大概也只有七、八岁吧。在巴源河大河坪开大会，首先斗的是他们娘儿三。用绳子穿成一串，牵到台上。台下坐着黑压压的人群。公社干部带领人们大喊口号，打倒“四类份子”！
无意中我看到有余哥的目光，他的目光没有无奈，更没有眼泪，倒是看到一丝深沉和艾怨。而那可怜的余伯娘，早就是泣不成声了。巴源水汩汩地流过千万年，见证了这三个悲惨而又无助母子，我不忍心看看下去，低头盘着河沙，捱到会散时，看到有余哥和他娘，他摸着我的头说，咱们回家。
我那时太小，无法猜测他们的心情，但我可以肯定，有余哥的内心早已麻木，而那余伯娘的心早就死了。
有余哥的日子十分艰难，白天劳动，晚上看书，梓油灯下，鼻孔都被薰黑了。这些都可以忍受，最难的是经常饿肚子。一家人为吃饭而奔忙、而发愁。可以说，山上能吃的野菜，他们家都吃过，甚至还吃过糠。少吃点不干活也就罢了，可他要担负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强度极大的体力劳动。地球人都知道，“四类份子”排重活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很难想象，他们还是生活在我们这杆红旗下的公民。当然，那时吃不饱饭的不仅仅是“四类份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他找不到老婆。其实他长得算不错的，特别是有一双男人很少有的大眼睛，身材也不错。可就是没人跟他，原因嘛，当然是众所周知。那时的中国农村青年，只要贴上地主后代的标签，是很难找到老婆的。
到了四十岁时，经人说合，将一个哑巴嫁给他。这个哑巴有些脏兮兮的。作为一表人才、农村知识分子的有余哥，似乎没有任何挑选的余地，只得接收，而且还生下了两个儿子。
后来我曾跟他探讨过他娶这个老婆的问题，我说，这个哑巴不要也罢。他说谁象你啊，今天不要这个，明天不要那个，挑肥拣瘦，我有这个资格吗？能有个哑巴就不错了。
公元2000年的时候，家里人说他得了胃癌，而且是晚期，医生说现在做手术没有意义。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当然是无力治病了，基本药物也不能保障。我那时动了恻隐之心，利用各种关系，讨得三千块钱，送到他手上，他瞪着眼睛看到钱说道，哎呀，我一生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那时要你看书，没白看。
不久，他一命归西。我在想，人啊，为什么有人会苦上一生，永无出头之日，“希望”这两个字在有余哥那里有意义吗？
他有过快乐吗？有过发自内心的笑容吗？
七、嘿哥
嘿哥大名叫郑学义。但三乡五里的人都喊他为“嘿”，为什么叫嘿，起源于解放初期有一首歌的内容：“嘿嘿啦啦嘿嘿啦”，歌名叫什么没人知道，郑学义从小就会唱这支歌，于是“嘿”就叫开了。现在的嘿哥变成嘿叔，甚至嘿爷了。他的郑学义的大号，只有选举时才用到，本村几乎所有人都叫他“嘿”。包括我外婆。
他是我表哥，嘿哥是我们兄弟姐妹经常叫他的称呼。年轻时在我家帮忙做事，我站在垸后山岗上喊他回来吃饭，大声叫唤：“嘿——！”伴着山谷的回音，悠扬、激越，别有一番风味。
嘿哥兄妹四个，加上祖孙三代，大家人口，那时农村缺衣少食，吃不饱，一时陷入困境。于是，有人说合，将嘿哥过继给我外公家做孙子。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我母亲跟嘿哥的父亲是堂兄妹，所以，嘿哥过继到我外公家，只能当孙子了。
嘿哥生得腰圆背壮，四方脸，喝酒一斤不叫难，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能吃。大约是七十年代初，家里的粮食不够吃，我外婆命嘿哥上山挖葛根，榨得葛根粉伴在粥里充饥。这天清晨，外婆煮了一升米，小铁罐装满了雪白的米饭，透着诱人的香气，我拿起碗就想盛着吃，外婆瞪了我一眼说道，这饭不让你吃，你嘿哥一个人吃都少了。
只见嘿哥也不多说，拿起碗，和着腌菜，三下五除二，风卷残云，一铁罐米饭直接下了肚子，还说没吃饱。看着嘿哥那般吃相，我吞着口水，眼睁睁地看着嘿哥大快朵颐。外婆见我想吃，就拿来一个火烧粑递给我，说这是午饭，也是早餐，挖完葛根，跟你嘿哥一路回来，再吃晚饭。当时那个郁闷啊，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一升米是多少，过去农村用来称米的量具就是升和斗，十升为一斗，一升相当于现在的市枰三斤二两。
我们上山后，嘿哥让我坐在田埂上看书，哪儿也不准跑，等他回来。他扛着大锄头和一把大镰刀，顺着田岸，一跃而起，钻进密密麻麻的树林中不见人影。大约等了四个小时，嘿哥从山嘴上露出头来，只见他挑着一担黑乎乎的葛根，晃晃悠悠地走到田埂上，放下担子，然后在田边小溪中，用蒲扇大的双手，捧起山泉，往嘴里灌，只听得咕咕咚咚，溪水顺着他的喉咙，忽喇喇地下肚了。喝完后一摇身子，听到水在肚子里荡着响。他笑笑说，老表，回家了！说完挑起担子健步如飞，叫我好好跟着，不要踩滑了。
回到外婆家时，外婆瞪大眼睛说：嘿，你个“八妹儿”，挑这么多回来呀！小堂舅拿一杆枰，称了一下，三百二十斤。看到这堆葛根，垸里所有人都伸了舌头，都说了不得。后来，我父亲知道这件事，评价道，嘿只有一把生劲，可读书不中。为这句话，嘿哥至今不服气，但他没读书却是事实。虽然不服气，但却无可奈何。为什么没读书，原因众所周知，读不起。
这年冬天，嘿哥应征参加体检，这么好的身体，当然一检而过，公社都定兵了。嘿哥那个得意劲啊，至今我都想得起来。记得那天他由大队干部送回来，他并没有回家，喊我到竹园，只见他纵身一跃，扒在竹子上，嗖嗖几下上到竹梢了，然后凭借竹子的弹力，抓住竹子梢儿，顺势而下，轻轻地落到地上。他说这叫“入竹子”，怎样用普通话表述，我还没想过，先就这样描述吧。
虽然他高兴，而我外婆一点都不快乐，想想，好不容易过继一个孙子，却又要去当兵，因此闷得慌。他们晚上商量，嘿哥农历年前要走人，何不趁此机会，为他找个媳妇娶进门？二位老人说干就干，恰好上面垸子有位姑娘叫莲儿，年龄、长相正好合适。次日清晨，就让小堂舅去说婚事。没想到对方满口答应下来，剩下就是看好日子摆酒席，举行仪式了。说来也巧，第三天正好是腊八节，小堂舅说就这老日子，腊八腊八，若发不离八。果然，腊八节这天，嘿哥完成了大婚，脸上笑眯眯，红光满面。记得他新婚那天晚上，我外公一向严肃的脸忽然笑开了，说让我去跟莲儿姐睡，将嘿哥赶了！我当时吓得不行，以为是真的。要知道我那时，真是儿童啊！此事被嘿哥津津乐道了三十多年。
都说现在的年轻人喜欢闪婚，再怎么闪也得十天半月吧，可咱们嘿哥结婚，前后就只有三天，创本地闪婚之最了。
这年，嘿哥当兵并没去成，原因嘛，是被一个当官的亲戚挤占了名额，为此，嘿哥气得大病一场。他后来当过队长，村干部。他有乡民的厚道，心地善良，肯为人帮忙；也有农民的狡黠，鬼点子足够多。前些年，他骑着一辆破摩托，在牌形地大桥头，撞着人了，被撞者是个哑巴。交警将他请到衙门里去，当时正好我在县城，交警一个电话将我找去，说你表哥撞着人了。当时坐在交警大队办公室，办案警官正在问他话，我坐在交警旁边，面对嘿哥，交警问他：你骑车快不快？有多少码？我伸出两个指头，暗示让他讲二十码，他实在不明白什么意思，睁大眼睛看着我，看不懂，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四十码。就这个四十码，够他喝一壶了。
后来，行政拘留了十五天，我让内人在罗田街上买了一砣猪肉，炖了一锅，送到黄泥畈拘役所，他笑呵呵地说，我就知道老表忘记不了我这嘴馋的毛病。说完拿起筷子，狼吞虎咽起来，三斤肉，不到十分钟就见了罐子底了，吃完后问我：“你家这是土猪肉呀，好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