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怯怯地躲在父亲身后,惊慌不安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又矮又胖的女人。她裹着粉红色连衣裙,手持“推土机”在顾客头顶飞舞,七岁的我从未见过这阵势,吓得哇哇大哭。
父亲抓住我胳膊,呵斥道:“理个发,哭么子啊?没出息!”“推土机”所向披靡,头发扑簌乱飞,我越发害怕,哭得更厉害了。
她放下“武器”,笑吟吟地走过来,把我抱上椅子,罩上白色外套,轻柔道:“别怕,闭上眼睛就没事。”她的双手与她的话语一样绵软细腻,像妈妈的爱抚,舒服至极。我止住了哭,心里轻松许多,不知不觉就理完了。
父亲说:“还不谢谢应姨?!”我说了声“谢谢”,飞也似地逃出店门。
应姨是父亲的同学,父死母改嫁,初中未念完就辍了学。她学理发,在田水镇正朝着水泥厂大门的位置租一门面,开店营业。田水街道狭窄,店铺林立,其三分之二的营生依赖水泥厂工人每月那份锤打不烂的工资。那时候,一袭灰色工装从街头招摇而过,保准亮瞎田水人的眼。应姨来自画岭乡下,凭手艺招揽顾客,找对象时认准了“工人”这一品牌,如愿以偿嫁给了矿山车间开大卡车的张胜利。年龄大十岁不是问题,头发稀少根根可数也不要紧,关键是张胜利收入可观,旱涝保收。况且,厂里每逢酷暑发汽水,中秋发月饼,早晚供包子稀饭,中餐大米红烧肉,爱煞人了。
第二次去理发,我见到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小公主,眼睛一亮,发没理完,就扑过去抢她们手中的“米老鼠”玩具。小公主怎么也不松手,我左推右搡,她俩就呜呜地哭了。
应姨变戏法似地从里间抱来一只大“熊猫”塞给我,又牵过两位小公主,指着我说:“大妹,小妹,这位小哥哥是你们的朋友。你们一起好好玩,别吵架哦。”她俩破涕为笑,我们就在一起玩耍了。
我向应姨投去了感激的一瞥。应姨似乎胖了,脸庞也更白了。她摸摸我的头,默默地望着我的父亲。父亲手中皱巴巴的钞票,又一次被应姨轻轻地挡回羞涩的裤兜。
画岭有理发的,老板乃父亲的表姑。父亲每次骑单车载我去镇上理发,没少挨表姑的骂。我上学路过,那位姑奶奶长舌如簧,唾沫星子砸人:“孙子唉,你可要学好,别学你父亲不晓得远近亲疏,宁愿把钱送给镇上的应女人,也不照顾亲戚的生意!”我捂耳逃得飞快,心里却明白,父亲是念旧呢。父亲恋着应姨,为了和她在一起,放弃留校任教良机,断绝与校长女儿的往来,回家务农,可应姨终究没做他的新娘。
到镇上读初中,我寄住学校,与应姨见面多了,渐渐发现她不爱笑了,白晳的脸庞犹显憔悴。应姨带学徒,把我的头给弟子当试验田。徒弟把我的头发剪乱了,应姨大发雷霆,脸色特难看。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发怒。继而,她又静若处子,目光透过店门前的香樟树,注视着水泥厂锈蚀斑斑的大门,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
有一次,大妹忧郁地告诉我,水泥厂改制,车间大幅裁员,她爸下岗跑深圳去了。“爸爸好几年没回家了,深圳就那么好吗?”大妹泪花闪闪。我陪着落泪,心里酸酸地难受。我想起了妈妈,三年前,她跟一个养蜂人走了,过得可好?
也许是深圳太迷人了,它勾住了张胜利的魂。张胜利靠经商发迹,留在了深圳。应姨在田水独撑店面,勉强维持生计,供大妹小妹求学。
我读大学时,应姨生病住院了。查出乳癌晚期。父亲带我去看应姨,她虚弱地躺在床上,气息奄奄。大妹小妹跪地伤心哭泣。应姨前面还杵着张胜利,头发都谢顶了。我感到父亲的身子在颤抖,他握紧了拳头。
不到一个月,应姨安静地走了。
今年春节回家,我去看大妹小妹。田水街道拓宽了,新增的绿化带郁郁葱葱,两旁的楼群美观漂亮,给人舒适亮堂之感。那理发店还在,但已重新装修,焕然一新。门前的香樟树愈加地翠绿,隐约可见一张光秃秃的脑袋在店内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