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墨香味的压岁钱

关于小时候年味的记忆，现在回想起来，除了食物的香味儿，烧垃圾的烟味儿，浏阳鞭炮的火药味儿……印象最深的，还是年夜饭上桌，慈爱的父亲亲手发给的抡起来哗哗响的崭新的压岁钱里透出的油墨香味儿。

  那个年月里，听大人讲了一个类似于现在小孩子圈里流行的“脑筋急转弯”故事：说有外国人刁难周总理，问中国有多少钱？周总理的回答是：十八块八毛八。据说，这一回答，叫那问的人语塞了。

我所说的这个年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人民币，是只有面值拾元的大团结图案、炼钢炉前工图的伍元、车床加工图案贰元、女拖拉机手图的壹元及其以下的辅币伍角、贰角、壹角。还有一分、两分和五分的镍币。一共是一十八元八角八分。

父亲是我们公社中心小学的老师。他的月工资，在当地教师中是最高的。我确切的记得，母亲说是46.83元。他到1980年退休的时候，退休证上记录的工资总额也还只有58.98元。

现在想来，就是这点钱，安排好一家人过年的用度，就已经很是捉襟见肘了。但他每年还不忘给我们特别准备下压岁钱，父亲的细心，可见一斑。

我们家吃年夜饭的时间，一直是比较晚的。都是在晚上九、十点钟。据说，这是源于家族的一个古老的记忆。我想，或许是出于战乱年代为安全、隐蔽的考虑。

在掌灯的环境下，母亲用了一整天时间，忙碌出满桌冒着热气的喷香的菜。菜盘子碗中间，相隔着不远，放上两盏烧煤油的用一根筷子顶着抹布新擦拭干净的玻璃罩子台灯。桌上，蹲有一绿瓶的西凤酒，一个陶瓷酒壶。核桃大的白瓷侈口小酒杯里，已经斟满了被煨热的酒。桌子下面，是一炉红红的石煤炭火。火上，熏得灰黑色的铝壶煨着一壶刚刚装上的冷水。这种氛围，现在想想，是很温馨的。

         等一家人都上座了，父亲母亲是坐在首席位置上的。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沓提前在镇上银行营业所兑换好的新钱来，分别发给我们兄弟姐妹。 他说，发压岁钱，是他小时候的记忆，是过年必须有的一个环节。对这个，我们自然是用很久以来的勤勤快快作各种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的绝对好的表现来期待着的，也是最高兴得到的一份珍贵的年礼。

那时候，从县城出门串联的大姐从四川成都回家了。街上，也不再过扛各种真枪的长长的队伍了。过年家家户户的门口也开始挂纸糊的灯笼，贴鲜红的春联了。

记得我所得的压岁钱，先是崭新一角的五张，后来是两角的三张、或者四张。 吃过饭，换上新衣服出门去玩。好像主要是小伙伴们在浑黄的灯光下互相之间比较压岁钱的有无，或者今年比去年多得了多少。没有这份钱的小玩伴，也大有人在。他们会羡慕的拿去一张摸一摸，嗅一嗅那油墨香。

这压岁钱，我是不会花出去的——我们小镇上那时候没有了商店。要买东西，比如买几颗水果糖，得去五里路外的集镇上去。故而这钱，基本上就攒到上学时候交学费，买本子、买铅笔了。

我看压岁钱，传达的是一种过年的文化情节。既表达老人对晚辈的关爱 ，也是晚辈对长辈的一种形式的亲情认同。小孩子，哪里懂得亲属关系的实质内容呢。谁跟他亲近？能给他们一些钱的，他们自然回记忆。在他们看来，也许这就是最直接的最亲近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弊端的。

我参加工作后，过年也乐于给侄子、侄女们发压岁钱 。后来，是给孙子辈的发。直到去年，因新冠疫情防控，滞留在西安东郊浐河西边儿子的家，过年不能够回去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