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温和比尔的故事

每个晴朗的清晨，隔壁老奶奶总会穿着她的玫瑰色长袍，顶着一头银白卷发，在晨光中仔细清扫着门廊上的落叶。窗外会准时响起她用欢快的腔调，大声跟骑着摩托车的邮递员打招呼的声音。奶奶的名字叫格温（Gwen），当我们刚搬进亚历山大大街( Alexander Ave)这间房子的时候，她很亲切的过来看望我们。还记得那一天她对初见的新邻居说：“我的园子里有吃不完的番茄和胡萝卜，欢迎你们来拿啊！”

格温奶奶的房子是结婚时她的爱人比尔(Bill)亲手建造的，经过不断修葺与呵护，历经五十五年的木屋居然没有丝毫陈旧的痕迹。第一次走进去，我就被这美丽的家深深的感动：薄荷色的厨房里绽放着园中采来的雏菊和栀子，墙壁上挂着年轻的格温在五十年代和她的whippet汽车的合影，手工缝制的丝绒窗帘有着繁复的花边，餐桌上是带有精致手绘花纹的白瓷茶盅与茶壶，各色雕花的银盘器皿在玻璃柜子里面闪闪发亮。我想：多么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打理出如此美好的家啊！

我们和格温奶奶一家很快成了朋友，当他们获知我喜欢写作，她说：“你可以写我们的故事，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感到十分惊喜，比尔爷爷也欣然同意，他这样说：“如果你问我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可能全都忘了，但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我还是都记得的。”

        次日午饭后，他们如约来到我家，我为他们泡好热茶，当我开始提问：“你们相识多久了？”格温奶奶笑着说：“一辈子。我们出生在同一个小镇上。他认识我已有七十余年，我们的故事要从上个世纪前半叶开始……”

1937年2月13日，格温出生于澳大利亚South Gippsland的Poowong小镇。她生活在家族农场里直到十七岁，他的父亲也在同一个农场里出生和长大，一生未曾离开。格温与比尔虽然在一个小镇上长大，儿时却并不相熟。相比格温的平静生活而言，比尔的幼年显得贫穷而悲惨。1928年，三个月大的比尔失去父亲，并遭到母亲的遗弃，从小就被送到祖父母家抚养。十一岁离开学校开始工作并独立生活。十一岁！我的十一岁还是无忧无虑的年纪，父母连最基本的家务也舍不得让我做，而十一岁的比尔已经开始和成年人一起挥动大镰刀割着野蓟，天不亮就开始工作，披着星辰回家，这样一个星期才挣得到三英镑的工资来支撑自己的生活。

童年的种种磨砺，炼就了比尔坚韧和乐观的性格，他从小就可以像大人一样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十一岁那年，比尔因为打工赚钱而不得不经常旷课，学校决定把他开除。而当时开除一个学生必须首先由家长同意，因为无法获得比尔父母的签字，校长感到很头疼。于是比尔找到校长，对他说：“如果你同意现在给我一个毕业证，我就自己离开学校。”校长没有别的办法，最终只好同意。于是，十一岁的他成功地由被开除转为提前毕业！对于过早结束的童年，比尔当时并没有感到辛苦和辛酸，反而为自食其力而感到高兴，毕竟同龄的伙伴谁也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三英镑！今年，八十多岁高龄的比尔爷爷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小腿骨里居然有一个钉子，已经深深的长在骨头里。医生怀疑那是在幼年生长期时扎进他腿里的，现在早已与身体容为一体。他却自己丝毫不知情，更不记得是怎么发生的！不难想象比尔有着怎样被忽视的孤苦童年。

十二岁时，比尔开始独立生活，并找到了新的工作：猎野兔！他为自己的工资一下子涨到一周八英镑而万分高兴，更何况餐桌上终于有了肉！“我每天吃野兔子作为早饭，午饭和晚餐，过了一阵子我发誓自己一辈子都不再吃兔子了。”比尔说。于是格温揶揄着比尔：“我想要不是你为了逃避兔肉而辞掉那份工作，澳大利亚也不会遭受野兔之灾吧，你要对此负责！”

尽管猎兔的工作回报丰厚，未成年的比尔还是因为忍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在十三岁那年离开。正好一位叔父介绍比尔去修路工地上上班，他高兴的前往。可惜他才只做了几天，就因为没有足够的力气，控制不了那匹比自己身材高大很多的大马而被辞退。这时祖父再次接纳了他，让他在家里开的肉店里帮忙屠宰牲畜，虽然工资一下子降到了一英镑九十先令六便士（因为达到两英镑就要交税），比尔还是因为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而开心。虽然回到祖父家住，他还是要自己做饭填肚子。当时商店里卖的散装饼干是盛在一种方型的大铁桶里的，桶底总是会有一些碎饼干渣剩下来，店主会把几桶碎渣搜集成一袋子，以便宜的价格卖给比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尔的三餐都是碎饼干和凉水，他为此推翻了自己先前的誓言，开始怀念起美味的兔子。与此同时，格温家的农场自己自足，在当地属于中等家庭，每餐饭至少有三样素菜和一份鱼或者烤肉。

比尔为家庭屠宰场工作了两年，这段经历为他今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1943年，在澳洲自由党成立之前，比尔来到 Gippsland的Toora，这是一个山坡上的小镇。在当下，镇上的房产价格还处在八万澳币可以买到主街店铺的状况，可想而知在七十年前那里会是多么偏远静谧。比尔继续做着牲畜屠宰的事业，并经常被老板派去给住的稍远的客人送肉。比尔很爱那份工作，在Toora的日子里，开着汽车飞驰在野花蔓延的山坡上，行驶在一望无边的绿色里，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有一个固定客户是小镇上的警察，每天清早比尔开的汽车在他家门前响起突突声，在微微扬起的沙尘中停稳，警察先生就会跑出来用洪亮的声音跟比尔问好，取走新鲜的牛肉。一年以后的某一天，警察先生看着这个眼神清亮，皮肤黝黑的小年轻人，略带质疑的问到：“你有驾驶执照吗？”比尔不好意思的回答：“还没有，先生。”警察先生大为震惊，整整一年，这个无照驾驶的少年每天都出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但是他并没有受到惩罚，善良的警察先生为他亲手开出驾驶许可。“我可以证明你会开车。”警察说，“对了，你确定你已经十八岁了吧？”“当然了，先生！”十六岁比尔挺直胸膛，大声的答道。

如今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比尔爷爷坐在我家的餐桌边，边啜着热茶边回忆这段年少往事。他说一生都未曾忘记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特别是他后来的老板，怀特先生。1947年，怀特先生出于信任，将年轻的比尔派往Swan Hill担任经理。那家店铺其实只有他一人经营，从凌晨四点工作到晚上七点，非常辛苦。为了这个经理职位，十九岁的比尔曾谎报年龄，自称二十一岁。“最后，他几乎忘了自己的真实年纪，因为说谎太多了！”格温奶奶补充说。两年以后，怀特先生问比尔是否愿意去Dandenong的新店里工作，并许诺今后发展他成为合伙人，比尔欣然同意。在Dandenong，比尔拥有了自己终生的事业，重逢了儿时的伙伴格温，娶她为妻，并在此安居了近六十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低靡状态，进入五十年代，澳洲重新开始蓬勃向上，呈现积极繁荣的景象。就业率攀升，政府鼓励人们自由消费，科技发展方兴未艾，电视和汽车普遍进入平常人的家庭。应战后重建的需求，政府启动增加人口的政策，大量海外移民涌入澳洲，为澳洲注入新鲜力量。此时的澳洲年轻人享受着日益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社交活动的发展如火如荼。1954年，二十六岁的比尔像平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工作的生鲜肉店，去参加朋友举办的生日派对。那一天屋子里挤满了欢乐的年轻人，因兴奋和微醺而脸膛通红的年轻小伙子轮番邀请女孩子们跳舞。比尔在众多女孩中一眼就认出了格温。十七岁的格温略显拘谨地跟在自己的姐姐身后，一袭当年流行的束腰印花长裙，高高挽起的金色长发，映衬着她苹果一般光彩照人的面庞。比尔悄悄地走到她的身后，蒙住她的眼睛：“猜猜看，我是谁？”没想到格温不假思索的答道：“比尔！”

缘分就是这样无法言传，格温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一下子就猜到多年不见的比尔，更何况他们在镇上的时候就不相熟！比尔更加惊讶和疑惑，然而他们选择了不再追寻答案，而是接受和珍惜这一份上天注定的机缘。就像童话中常有的结尾一样，王子遇见公主，从此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派对上重逢以后，比尔开始频繁约会格温，爱情像玫瑰花苞一样饱满而纯美，散发着芬芳，随时准备吐蕊盛放。1955年，比尔确定了格温就是想要一生相伴的新娘，于是请她去征求父亲的同意，望与她结婚。得知刚满十八岁的格温羞于启齿，迟迟不敢去问自己的父亲，心急的比尔天不亮就跑到格温的家，敲醒了正在熟睡的华莱士（格温的婚前姓氏）夫妇，“请您允许我娶格温为妻！”睡眼惺忪的华莱士先生一打开门就被这冒失的小伙子惊得合不拢嘴，但还是最终同意，事实证明老先生为女儿一生的幸福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1955年，格温和比尔订婚那晚，比尔所有的朋友都前来祝贺，比尔喝得酩酊大醉错过了和格温共舞。1956年，第十六届奥运会在墨尔本举行。在全城一片欢腾的热闹气氛中，格温和比尔完成了他们的婚礼。虽然在当年的澳大利亚，全民生活水平已经得到提高，新婚的格温和比尔还是处在屋无片瓦的尴尬状态。确切的说，连屋子也是没有的。有半年的时间，他们住在比尔的旧房车里，格温在车外做饭，厕所就是一个生锈的铁皮桶。沉浸在新婚甜蜜中的格温从未觉得清苦，反而每天都快乐而充满希望。“想住在海边，我们就开着我们的房子去海边。想住在山上，我们就去山上找一个风景美好的地方停下。甚至回家看望父母我们也带着房子，出门的时候从来不用担心有什么东西忘在家里。”格温说，“只有经历过困难的日子，我们才会懂得感恩。”

在怀特先生的帮助下，比尔向银行借款五百英镑，准备建造自己的房子。购买土地花掉了三百七十英镑，实际只剩下一百三十英镑可以用于购买建筑材料。比尔对自己动手建造房子充满信心，只苦于头脑中没有设计雏形。于是格温从一本旧的Women’s Weekly（妇女周刊）中剪下来一张漂亮的房子图片，并告诉他这就是她想要的家。比尔有了灵感，干劲十足，立刻就动手按照这张杂志图片开始建房。在格温的姐夫大卫的帮助下，比尔短短几个月就建好了房子。格温站在盖好了新房子前，惊讶的半天合不拢嘴：“天哪，比尔！这跟图片上的房子没有丝毫的相象！”事实上，因为预算紧张，比尔和大卫造出的房子仅仅是一个最简陋的“毛坯房”。没有天花板，没有水电，没有客厅厨卫，只有一间卧室。他们睡在仅有的旧床垫上，全部的财产就是一台二手冰箱，一套桌椅，和一个别人送的炉子。五十年代的澳洲，政府主张妇女不参加工作，把职位让给从战场上归来的男人们。格温因此留在家里，照顾家庭和三个孩子，此后一生未曾出门工作。

“我每天三点起床生火暖炉，只为让五点上班的比尔喝上热热的早茶。你们现在住的房子五十年前还是一个大泥坑，不管是马车还是汽车走到这里都会陷进去，因此送信的不肯来，我们只好去现在的Princess Highway上去拿信。”格温和比尔无疑是这个街区发展变化的最好见证人。“那时候这里房屋稀少，我们在家里就能看见我姐姐瓦尔在Noble Park的房子。因为体质的问题，我的前四个孩子都没有保住，所以当我怀上了盖瑞，瓦尔分外担心，每天早上如果看见我的窗帘还没有打开，就会趟过小溪，一路飞奔到我的家里来。有一次，刚下过雨，瓦尔跌倒在水中，黑胶靴子里灌满了水，于是她索性手捧着靴子来敲门：‘嘿！今天不用出门去提水了！我给你们送来了！’瓦尔大笑着告诉我。我的姐姐就是这样无时无刻不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她时常告诉我们，上帝总会眷顾快乐的人。”回忆起过去，格温显得越来越健谈，比尔也开始热情高涨，他接下去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快乐！在1961年，不到两年我们就还清了所有贷款，并且有了一点积蓄装修了房子。怀特先生也兑现承诺让我成为了店铺的第三合伙人。我的一位在电力公司上班的顾客还免费为我们接了电！到了1965年，咱们这条亚历山大大街修好了，送信，送牛奶，送面包，甚至取粪的马车都可以直接停在我们的门口。”

“还是别提那个臭马车了吧，还记得吗？我们订了六瓶牛奶，每天早上都有人偷走三瓶，最后你愤怒的拿出枪，守在门口准备抓住那个贼。结果跑来一只大灰狗，把我们的牛奶叼到水井那边，摔碎瓶子去喝里面的奶，往返三次，喝饱了以后不慌不忙的离开。”格温说着还不忘了嘲弄一下比尔，“你几乎开枪射中一只贼狗！”

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杯中茶已渐凉，格温和比尔忘记了讲述的最初意义，也几乎忘记了我的存在，他们开始忘情的相互倾诉和回忆，我决定不再打扰他们，于是停止了提问，只是静静的听着。此刻比尔不甘示弱的反问：“我只是用枪对准的一条狗，为什么不讲一讲你自己差点射杀疯子迈克司（Mad Max）!”

1985年，墨尔本有名的变态杀人狂绰号疯子迈克司闯进了亚拉门小学（Yarraman School），并射杀两名警察。格温和比尔想不到电影里的惊险情节会发生在自家门前，警车从四面八方驰掣而来，天空中混杂着刺耳的警笛声，人们焦虑的呐喊和受惊的家犬狂吠不止的叫声。最可怕的是这个疯子居然是地下管道建造师，他逃进自己设计的地道里，藏匿其中，地道四通八达，他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比尔放心不下家中妻子，却又不得不出门去上夜班。他正在焦虑中，只见大胆的格温把来复枪架在窗台上，对比尔说：“你尽管放心的去，他一出现我会马上开枪！”于是格温守在窗后，听枪声在很近的地方响起，不知道来自警察还是疯子迈克司。她整夜紧握着比尔的来复枪，不知何时竟然昏然入睡！直到清晨的光射入窗帘，她被窗外的一阵窸窣惊醒，她惊恐的跳起来，枪弹上膛，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去，原来只是路过的喜鹊......当然，最后格温没有开枪射击任何人，疯子迈克司逃逸十余年后才被抓获。但是这段插曲成了比尔后来经常用来调侃格温的笑料。“这不算什么”格温不服气的说，“我三岁的时候就差点割下表弟的头，若不是大人阻拦，我准备换一个卷心菜上去。” “哈哈哈！所以我坚决反对你在园子里种卷心菜！”比尔大笑着说，“南瓜也不行！”

天色渐晚，两位老人依然幸福地沉浸在的回忆中，等到格温先回过神来，已经过了晚饭时间。“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好象偏离了主题，但愿这些能够帮到你，真希望早日看见你们的书！”格温奶奶抱歉的说。而比尔爷爷却像个孩子一样骤然转变了情绪，忽然沉默下来，变得泪眼婆娑，继而从两颊滚落大滴的泪珠，到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整个一生我都在渴望自己能拥有父亲，虽然我知道那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不知如何安慰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格温走过去紧紧的拥抱住他。我也去拥抱他们，触到比尔的白发，稀疏而柔软，我忽然感受到生命之轻。这位迟暮的老人，在数月内先后送走长子菲力浦和姐夫大卫，还要用一生承受着丧父之痛！此刻，我能做的只是陪伴在他的身边，让他痛快的流泪吧！

夜幕降临，格温和比尔携手离开我的家。八十高龄的比尔爷爷前几日经历了轻度中风，并且双眼染疾，几乎全盲，格温奶奶靠心脏起搏器维持着生命。但是此刻，我看到的并不是蹒跚的暮年背影，而是彼此拥有的灵魂，生命的真谛和永恒的爱！

是的，格温和比尔的故事只是普通人的故事，在这个明星诽闻和各种噱头新闻充斥着媒体世界的时代，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的故事，忘记了幸福其实就蕴藏在简单和平淡的生活中。如同格温奶奶所说：People are born, enjoy life and die。每个人的一生，都只是从生到死那样简单，不同的只是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经历和面对。

*本文写于2015年，至发文今日，我们早已搬离了亚历山大大街。比尔先生和瓦尔女士已相继去世，格温女士还住在他们的白色木屋里面，我不敢想象她对比尔的思念。

此文献给所有相爱相伴一生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