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

姥爷已离世十多年了。在我的印象中，姥爷个头高大，一字胡，满脸严肃。他时常穿着洗得有点发白的黑斜纹大襟袄，大裆裤，两裤脚用布条扎着。冬天戴一顶双耳棉帽，夏天戴一顶解放帽。他是中国地地道道老农民的形象代言人。他也是忠于人民，忠于党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姥爷九岁时就在地主家当长工。深受地主的剥削压榨。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有的只是干不完的活儿。苦难的童年岁月非但没有压垮他，反而使他更加坚强，性格沉稳果敢，遇事不急不躁，样样农活都干得漂亮利索，解放前夕，姥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斗地主、求解放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荣任柴家干庄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为改变家乡面貌辛勤忘我地工作。

早年间，村里吃水困难，早晨起来，各家男人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离村三四里的后山沟去挑水。遇到干旱年份，吃水更加困难。挑水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眼巴巴地看着最前面的人一瓢一瓢地往桶里舀水，满心的失望和无奈。

为了解决吃水贵如油的难题，1958年，姥爷带领全村年轻人劈山引水，修建塞外“红旗渠”。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他们硬是把三四里外清凌凌的泉水引进了干庄村，彻底改变了村民吃水用水困难的状况。他们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受到上级表彰，从此柴家干庄更名为清泉村。

听村里人说，姥爷引水进村真没少吃苦受罪。那时，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全凭人工作业。在一次挖管线铺管的作业中，管线上面的土方突然坍塌，将正在里面铺整管道的姥爷埋了进去。惊愕之余，众人手忙脚乱把他从土里刨出来。也不知道是谁心急火燎挖得太着急，愣是把姥爷穿的绒衣给撕破好几个窟窿。大家都吓得够呛。可老爷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又领着大伙儿继续干，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样的惊险不止一次。一天，在打眼儿破石头时，姥爷跟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组，姥爷负责扶铁钎。抡大锤的小伙子业务不熟练，锤子举起来砸偏了，顺着姥爷的鼻梁滑下来，姥爷的鼻梁被打断了。人们赶紧把姥爷送到市里医院救治，医生给作了矫正整形。出院回家后，姥姥怎么看都不对劲，便问：“那人，你那鼻子怎么有点歪？”姥爷怕姥姥担心，支支吾吾半天，终没有告诉姥姥实情。怕姥姥刨根究底细端详，一连好几个晚上姥爷都是背对着姥姥睡觉。他的这些历险经历全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怎能瞒得了聪明的姥姥。姥姥说：“你领大家修渠引水是好事，可是你也得注意安全呀！”姥爷只有一句话：“知道了！”多少年过去了，提起姥爷，村民无不由衷赞叹：“那老汉真是说一不二的好干部，吴凡的拿糕——没的比！”

姥爷在清泉村当了近三十多年的村支书，走遍全村的每个角落。家乡点点滴滴的变化都见证了他的付出和奉献。从六十年代起，他领着社员实实在在搞农田基本建设，将百分之七十的贫瘠土地改造成高产稳产的优质良田。一排排整齐的梯田是他领导村民日夜奋战打造出的“农业学大寨”的经典佳作。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的时候，他始终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搞形式主义。他对村民说：“农民就是种地的，种地就得认认真真，按时依节，不能想当然。你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哄到秋天，就等喝西北风吧！”在姥爷的带领下，清泉村的粮食产量逐年增长，是货真价实的大丰收，绝无虚夸。

他胸襟开阔、心怀乡亲更表现在他选贤任能、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问题上。那时候，县里，公社各级领导出于对姥爷的信任，都希望年过花甲的姥爷继续担任村支书，为清泉村人民掌舵引航，发挥余热。可姥爷常常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众人不解其意，一头雾水。

适逢当时一年近七旬的生产队长突然患病，不得不卸任，为难坏了一村之主的姥爷，竟一时找不到合适接班人，只能仓促指定一名新队长。由于新队长实干经验不足，那年，该生产队的工作难以展开，粮食减产，集体和社员的利益不同程度受到损失。这件事给姥爷的触动很大，痛定思痛，姥爷下定决心培养支部书记接班人。他说，清泉村不是我田祥一个人的，我终有不在的那一天。村里没个靠实的接班人，我干到死还是愧对全村人！

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引起了姥爷的关注。姥爷看重他的耿直、能干。姥爷发现他当村主任一年多，进步很快，做事雷厉风行，不徇私情。姥爷曾亲眼目睹他断然将试图占公家便宜的本家叔叔给顶了回去。姥爷认定他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就有意将村里一些重要事情交给他去办，一来继续考验他，二来多给他锻炼的机会。

一年后，姥爷亲自到公社请求辞去村支书的职务，让位给年轻能干的新同志。公社党委非常重视姥爷的提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听取姥爷的汇报。最终公社党委批准了姥爷辞呈，同意了姥爷的提议。姥爷让贤的事迹在全公社传为佳话。雁北地委调研室和大同县委通讯组分别派专人在清泉村蹲点调研，姥爷举贤让能的专访报道刊登在当时的《雁北日报》上。

由于姥爷勤劳吃苦，恪尽职守，许多单位想邀请姥爷去担任要职。公社也舍不得这样的劳动模范闲下来，有意让他去负责社办农场。姥爷都婉言谢绝了，他说：“清泉村一大摊子事儿，还缺我做的？”其实姥爷是担心新支书年纪轻、没威信，还想给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保驾护航一程。

姥爷真正退下来后，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又成了顺应时代的弄潮儿。村南有一片果木园，里面的果树都有十几年的树龄，本该是挂果的黄金时段，可由于疏于管理，整个园子里，荒草丛生，羊啃猪拱，一片狼藉。春天刚刚挂果，就让小孩子给糟蹋了，以至于村里人从来没有见过成熟的果子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也从来没人发现它有什么经济价值，可姥爷竟果断承包了人们都不看好的这片果园。从此，姥爷不顾年老体弱一头钻进这片果园里，没日没夜地干，松土，除草，灌溉，修剪，嫁接，像哺育婴儿般侍弄他的这片果木园。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果树挂果，迎来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红红的果儿掩映于翠绿的树叶间，香飘十里，成为村里最亮丽的风景线。

当然。常人眼里，村干部是肥差，总有油水可捞。可姥姥常开玩笑说，春天，姥爷回家带回的是两裤腿的土。秋天，姥爷带回来的是灌进鞋里的几粒粮食，是给老母鸡的最大犒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妈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公社完小。入学时，家里没有给缝制新衣服，妈妈穿得是二舅替下来的经姥姥的巧手重新翻新的旧衣服。妈妈上学的行李仅一张被子，夜里铺一半盖一半。因为交不起每月两块钱的学费，成绩优秀的妈妈上完两年完小、一年初中就辍学回家了。当时的班主任感觉遗憾，想挽留妈妈，问道：“你爹不是村干部吗，至于交不起两块钱学费？”妈妈低着头，眼含热泪，无言以对。

姥爷在村里有个绰号叫“不好吃”。这绰号缘于姥爷的口头禅。村里人偶尔带些稀罕吃的孝敬姥爷，姥爷都断然拒绝了，总是随口奉上一句“不好吃”；有人请他吃饭，姥爷还是那句“不好吃”，一口回绝；有时，上级干部到村里下乡，吃派饭，都要喊姥爷一起作陪，姥爷依然是那句“不好吃”，谢绝人家的好意。就这样，久而久之，“不好吃”便成了伴随姥爷一辈子的绰号。

由于工作需要，姥爷时常到公社开会，来回二十多里路。他总是步行打来回。直到他六十多岁，还是一如既往。当时，村里有一辆二十马力的拖拉机，村干部说让拖拉机接送他，姥爷谢绝了；有人劝他学学骑自行车，大队掏钱买辆自行车让他外出时骑，他也摇摇头谢绝了。他说，多遛遛腿长精神，心里踏实。

心底无私天地宽。姥爷逝去多年，乡亲们仍然十分怀念他。他是共产党、毛主席培养的共产党人，他心里只装着人民，恫瘝在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