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西北的日子

1989年我在刘富道主编的《长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常常想戒掉文学》，这篇文章主要是表达我当时的一种复杂心情。因为对文学的痴迷，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因此我要戒掉文学。然而，谈何容易，就和精神病患者一样，发作一次，病情会加深一次。最终我还是没有戒掉文学。不仅没有戒掉文学，1991年我进了湖北文学院，成为文学院第三届合同制作家。

文学院第一届合同制作家由国家资助，第二届部分资助，到了我们第三届则完全由文学院解决资金。当时的文学院长是李建纲老师。李建纲在湖北文学界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老作家，他利用他的影响力把我们派到鄂西北体验生活，一来解决了经费问题，再者，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到火热的改革开放一线去，可以激发我们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灵感，发掘和讴歌鄂西北山区改革开放中涌现的领军人物，为鄂西北的企业走出大山尽到作家的职责。

我是第一批被派往鄂西北体验生活的合同制作家，和我一同去的还有古清生。我到达房县时，古清生已经被派到一家建筑公司体验生活，我们都被安排在县第二招待所住，他正在写作一篇报告文学《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之前古清生刚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古巷道》，大受刘富道的赏识，已被决定发在《长江》上，这时的古清生写作激情勃勃。他挟这份激情离开文学院以后直奔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后来有一段日子我没有看见他的作品，直到有一年武汉一家报纸连载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才看见他的名字。

我被安排到房县建筑勘探设计院体验生活，这是一家在鄂西北很有实力的设计院，院长是一位从部队回来又去学校深造过的年轻人，有思想，善于管理，我们所住的第二招待所就是出自他的手笔。这个招待所是庭园式设计，有山有水，还有画廊，搁到现在至少是四星级酒店，当时的总理还在这里住过。我对建筑设计这行并不熟悉，好在院长及时给了我一本关于建筑设计的书，使我了解了很多中外著名的建筑，通过这本书，我知道了一个术语“凝固的音乐”，于是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取名《凝固的音乐》。

第二次去鄂西北是1992年初，春节还没有过完，我们离开武汉的那天是正月十五。我们一行被安排在不同的企业，我和任默一被安排到郧县拨叉厂。十堰是鄂西北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国第二大汽车城，在鄂西北有许多企业为二汽做配套产品，郧县拨叉厂就是为二汽做汽车拨叉的。这家企业有自己的招待所，在企业住下后，每天忙于调查，采访企业领导人，搜集情况。厂长是县人大代表，工作很忙，很少在厂里，没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好几天以后厂长回到厂里，设了四五桌酒，招待“省里干部”。在鄂西北我们被当地的官员称为“省里干部”。酒桌上用的是鄂西北特有的酒杯，每杯三钱，酒喝进嘴里没有感觉，但在不知不觉中就喝醉了。鄂西北的酒文化和他们的盛情好客，在这场酒席中体现得淋漓致尽。我喝醉了。

第二天醒来时，我接到同伴的电话，李建纲到了郧县。

李建纲带领我们一帮文学青年走在山城郧县夜间的马路上，四周山上是星星点点的灯光。他说话一向诙谐幽默，练达乐观。湖北作协给他分了一套房子，一直没有装修，文学院有个热心快肠的学员主动提出帮他找人装修，这年春节我去看他，经过装修的房子，墙纸已有好几处剥落，尤其是地板凸凹不平。走在不平的地板上，他笑道，这地板和我的人生一样，坎坷不平。

李建纲是我们尊敬的长者，和他在一起，主要是听他讲话。他给我们了许多老作家的故事，也讲一些作协的趣事。那天他忽然说出一句“美国总统是我儿子。”我们听得莫名其妙，当然也有人知道，他有个叫李更的儿子，当时美国总统是里根。没过几年，我在珠海见到了这位“美国总统”，他和他爹一样仗义，当时他住二室一厅，一间有空调，另一间没有，他把有空调的房间给我住，很是让人感动。

离开拨叉厂以后，我又被安排到交通局。那时全国正在流行“要致富，先修路”的说法，这个交通局在当地建桥修路无数，为山区改革开放立了大功。尤其是交通局的局长更是有“筷子书法”的绝技，叫人大开眼界，据说他的“筷子书法”还参加过全国书法大赛，获得过奖。

随后我们又辗转去了竹溪，在那里见到了来自孝感的朱晓玲。我和杨红军一起派去了一个偏远的农场，这里靠近陕西，当时农场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打破“三铁”（铁交椅、铁岗位、铁工资）改革，我们目睹了热火朝天的改革浪潮在鄂西北的山区涌动。

到鄂西北体验生活的几位合同制作家都创作了大量的作品，1992年底，由李建纲主编出版了一本报告文学集《崛起的群山》，这本书是我们这届合同制作家在鄂西北体验生活的结晶，也是我们文学创作的起点，有好几位合同制作家因此而在全国文坛立足，并产生较大影响。至今，我们仍可以在网上看到，当年的合同制作家在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时，都不会忘记《崛起的群山》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