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木清
人,属哺乳动物的一种。但人是以纵向降生于世的,不同于横向降生的动物,这是人与生俱来就具有灵性和高等意识的明显特征。人除了自然属性之外还具有社会属性,人通过社会属性中的角色,运用语言不断的接受教育,从而不断的发展进化。
人的一生是在接受教育中成长的,接受教育的程度,成为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人生差别。无论人生辉煌与否,每个人的人生都在接受教育中改变。每当想起曾经受过的教育,我们总会想起那些令人刻骨铭心的导师们,他们包括父母、老师、同事,甚或曾看过的一本好书。因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走出了别样人生。
黝黑的教鞭
小时候,父母对我的教育很重视,六岁那年把我送到本村一家私塾学习。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产生于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相当于现在儿童的“学前班”。私塾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学生多为五六岁儿童。通常,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在先生的引导下,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获得入学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学生多则二十余人,少则十余人。从学制上分,私塾的教学可分为“短学”与“长学”两类。顾名思义,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三五个月左右,家长只求学生日后能识字,会写自己的名字,简单的记记账即可;“长学”时间一般为一年。从学龄上分,私塾又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由儿童组成的为蒙馆,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培养和启蒙学童读书识理。经馆则是帮助学生忙于举业,学生大多为成年人。
我上的私塾属于设在先生家中的乡村私立“长学”蒙馆。先生家的屋子大,青瓦白墙,翘角屋檐,典型的南方建筑。屋子的大门开在正中央,进门就是堂屋,教室设在堂屋里。堂屋中央靠墙摆放着一张一米多高的神龛,神龛正上方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有些破损的老人黑白画像。那时小,分不清是不是孔夫子;画像两边是一副窄窄的对联;画像下方摆放着一只香炉,香炉四周几乎分不清哪是香灰,哪是尘土。
那时候称老师为先生。我的先生姓刘,名东汉,大人们都称他东汉先生,是村里的文化人,颇受人尊敬,谁见了都会先生长先生短的主动与之打招呼。先生不到五十岁,中等个,精瘦,留有短短的不太整齐的胡须,其貌不扬,但看上去温文尔雅,腹有诗书,一股文人气质由里向外发散着,一双深邃犀利的眼睛似乎能看到他人的骨子里去。与之外貌不相协调的是,先生在学生面前总是不苟言笑,面部肌肉似乎僵硬一般。上课时,先生总是正言厉色,身边放着一根约大拇指粗、一米见长的竹棍,那是先生的教鞭。学生一旦犯错,先生就将学生叫到讲台前,令其伸出小手,照着手心就抽。你若怕疼而缩回小手,先生没打着,他便会气急败坏地告诉你,倘若再把手缩回去,就会多打几次。你只好强忍疼痛,颤抖地伸出小手任其鞭挞。先生的那条教鞭,颜色黝黑,磨得光滑溜净,一看便知久经岁月,上面不知浸透了先生多少汗水,沾满了多少学生的鲜血,滋生了多少幼童的梦魇。刚入学那阵,我时常被先生鞭打,小手时常被打得通红。
私塾阶段,学生的课桌、凳子等学习用具均自理。那时农村很穷,学生的课桌基本上都是用自家的约五十多公分长、二十多公分宽、六十来公分高的叫做“独凳子”的宽板凳代替。学生们坐成一个小方阵,面西;前面支着一块小黑板,面东。我国古代礼节,西位为尊,居西面东为西席,老师尊称为西席。上私塾的学生没有课本,每天上课主要是认字和练习写大字,后期就开始练习造句、学写短文。先生要求非常严格,每个字必须写得十分工整,一丝不苟,潦草不得。
由于年龄小,每天看到先生那副狰狞的面孔,且随时面临挨打的可能,上学成了我每天要面对的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到了学校,总盼望快点放学。在长时间的巨大精神压力下,终于有一天我借小解之机,偷偷地跑回了家。我逃学了。
起初,我每次逃学就待在家里。后来就跑出去找小伙伴玩,父母一直未发现。有一天先生找上门来,我知道事情要败露,惴惴不安地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果然,母亲勃然大怒。先生走后,母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作为一个学龄前儿童,一年的私塾,使我对汉字的“横平竖直,撇捺有锋”有了很深的记忆,它是我汉字的启蒙阶段,为我从小喜好语文,醉心写字,长大后酷爱文学和书法播下了偏爱的种子。
不读书就种田
私塾结束后,我到家门前的河对岸上小学了。开学前一天晚上,母亲把我拉到她身边,郑重地对我说,从明天起,你就正式上小学了。上小学不比读私塾,可要认认真真地学,学不好就会留级,留级多了,学校就不让你上学了。上不了学,不读书了,就和我们一起去种田,你就永远当农民。当时年龄小,对母亲的话也没听进去多少,但对母亲“不读书,就种田”那句话,心灵上多多少少受到一些震撼,至今尚依稀记得。
上小学,学校有课桌,学生有书本,学校老师和私塾老师完全不同,没有了体罚,他们耐心教导,和蔼可亲,令人尊敬。两种学校的对比,着实令我兴奋,加之听了母亲的一番话,我似乎一下子懂事多了,觉得应该收敛以前的顽皮,好好学习。
小学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堂课,班主任老师提名了班长。班长叫孙文墅,与我邻村,是一位看似很普通的男生,个子比我略高,只是稍显瘦弱。没多久,我便发现班长有些与众不同,他非但要搞好自己的学习,而且还要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如上课前,要到老师那里取回同学们的作业本,一一分发给大家。下课后还要负责收取同学们的作业本,送到老师办公室请老师批改。此外,班长还要安排班里的卫生值日,组织同学集合站队,负责自习课的课间管理等等。总之,班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老师不管的,他都得负责,甚至连同学之间吵架,他也会出面劝和调停,俨然一位领导模样。慢慢的,班长形象在我心目中渐渐清晰高大起来,我陡然觉得班长好了不起。每当老师叫班长到她办公室谈事时,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在我眼里,班长宛如老师的一个宠儿。
然而,更令我羡慕的是上下课时班长喊口令。上课铃声过后,老师来到教室门口,班长便喊:“起立!”这时全班同学整齐地站立。到了下课时间,老师说:“下课了!”班长立即喊:“起立!”同学们再次站起,目送老师走出教室。在我眼里,这是一种既严肃又崇高的礼仪,目睹这种礼仪,感觉很神圣,我强烈希望自己能够主持这种礼仪。渐渐的,脑海里开始滋生当班长的念头,且与日俱增。其实,那时的想法天真、简单,与其说是想当班长,倒不如说是希望像班长那样,率领全班很豪迈地喊一声“起立!”在我看来,那一声“起立”,犹如一位将军在战场上指挥着万马千军。从此,我暗下决心,搞好学习,我也要当班长。开初,只是为了对喊那一声“起立”的追求。
三年级时,我们班换了班主任,叫彭晓玉。彭老师是县城人,刚从外校调来,担任我们班语文教学。那时,她芳龄约二十四五。听说她男朋友是一名飞行员。据说国家有规定,飞行员必须满三十岁后方能结婚,所以彭老师当时尚待字闺中。
彭老师身高约一米七五上下,天生丽质,秀丽端庄,圆圆的脸上挂着两汪盈盈秋水,清澈纯净;高高的鼻梁下,丹唇如樱,脸上永远荡漾着青春般的笑容;老师性格很开朗,冰雪透亮,格外阳光,讲起话来,明目皓齿,睿智传神;走路时举步轻摇,若婉风流转;她身后拖着一条齐腰的乌黑大辫子,往那儿一站,聘婷秀雅,着实美撼凡尘。老师的衣着总是很时尚前卫,大方得体。夏天,她喜好着短袖短裙,其香肌玉肤袒露无遗,真可谓肤如凝脂、手如柔荑,令人赏心悦目。在农村,很少见像彭老师那样美丽知性的女性。她的到来,使得我们学校蓬荜生辉,生机一片。
三年级开学的第一节课,正式上课之前,彭老师直接提名由我来担任班长一职。对于这个意外决定我很惊诧,一切来得毫无思想准备,我一时缓不过神来,将信将疑,当时的心情是高兴、激动还是什么说不清楚。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堂课,我的思绪一直处在走神之中,直到老师示意我“下课了”,我才恍然大悟,慌慌张张、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起立!”老师走后,我双手抱头,像泄了气的皮球趴在了桌子上。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第一声“起立”却喊失败了,我懊悔不已。
当天下午放学前,彭老师通知我放学后到她办公室去一趟。我第一次来到老师们的办公区。走进办公区大门,是一间很大的集体办公室,摆满了男老师的办公桌。办公室左右的中部各有一通道平伸进去,将里面房子分隔成两排单间。我向一位老师询问彭老师在哪儿,他指着告诉我,在通道的最里端靠右边的一间就是。我刚走到彭老师房间门口,一股香味扑鼻而来。房门是打开的,我一眼就看见了老师,老师坐在桌前,热情地叫我进去。我小心地将头探进门里,快速的环顾了一周,原来是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老师的卧室大约有十多平米,地面用红砖铺得很整齐;一张简易单人床放在最里头紧靠通道边的墙,床架上挂着一床雪白的蚊帐,床上铺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印花布格子床单;床边,一只咖色大棕箱搁在两只木方凳上,门口左侧放着一个四腿木质洗脸架,架上放着一只白底红花的新搪瓷洗脸盆;进门的右边靠墙放着一张桌子,上面堆了好多书籍和学生的作业本;正对着门,靠学校操场的那面墙上嵌着一扇大窗户,阳光殷勤地挤进女老师的房间,虽说已是下午晚些时分,但房间内仍很明亮。毕竟是女老师,房间里干净整洁,分外温馨。老师正坐在桌前办公。她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之所以让我当班长,是因为二年级时,老师们对我普遍反映不错,认为我积极向上,团结同学,特别是我的字写得好,语文成绩比较突出。她嘱咐我,当班长了,要带头搞好学习,各门功课不要落在同学们后面,要处处为人表率,认真负责地履行好班长之职。等等。老师一边说我一边点着头,浑然像一个乖孩子在妈妈面前接受着训导。
从三年级到小学毕业的四年里,彭老师一直担任我们班班主任,我也是班长连任到底。在彭老师身边的四年,是我小学成长最快的阶段,得益于她悉心教导和独有的教学风格。她重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把握,注重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她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循循善诱,善于启迪学生心智;她对学生宽严有度,严厉时似山雨欲来,关爱时似慈母一般。日久,学生们对她也视如家人。一天下午,当天最后一堂语文课刚结束,老师尚未离开教室,一位叫周天喜的同学突然举手问老师:“姆妈(方言,即妈妈),今天还有没有课呀?”顿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弄得老师满脸通红。虽说是那位同学着急喊错了,但可见老师平日慈母般待人深入学生内心。
彭老师除担任我们的语文教学外,还担任全校音乐课教学。我喜欢音乐课。每当上音乐课前,我们便去老师办公室抬那架老式钢琴,将曲谱挂在黑板上。钢琴总是呈四十五度角放在教室讲台的一侧,曲子和歌词是老师事先用毛笔红曲黑词抄写在零号白纸上的,挂在黑板的正中央,老师弹琴时既可以看见学生也看得见黑板。
每教一首新歌前,老师总是边弹琴边给同学们完整地唱一遍。只见她款步走到琴旁,缓缓坐下,轻轻揭开琴盖,玉指抚落琴键。顿时,琴声便时而如潺潺流水,蝶飞鹤舞,时而似排山倒海,宏浩激昂。她那美妙的歌声,弹奏时如弱柳扶风的身姿,和着动人的钢琴曲,给予我们至美的熏陶。
出于喜爱,老师教的所有的歌我几乎都会用纸抄下来,带回家练习,直到唱会。时间一长,我抄写的歌单有好厚一塌,也学会了识简谱,但凡有简谱的歌曲,练几遍就会。这很受用,后来我在西安公路学院上学期间,因此特长,我一直担任我们班音乐老师的角色,负责全班的音乐教学任务。
彭老师严谨、细腻、博学,讲起话来字斟句酌,引经据典,很有条理,逻辑性强;看问题客观犀利,准确透彻。我想,这是她长期饱受文学熏陶的缘故。在彭老师的影响下,我小学阶段语文成绩一直不错,以至于我逐步形成了对语文的一种偏好。
小学的后四年,在彭老师的教育下,我的成长是多方面的。除书本知识外,她那沉稳的性格,儒雅的气质,目濡耳染,潜移默化,对我人格的形成颇具影响。
站起来,别跪着
小学毕业后,彭老师调进城里任教了。我到了离家更远的中学上学,担任班里“副排长”(即副班长。文革期间,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初中毕业那年,我应征入伍。在新训期间,由于我“写得一手好字”,被部队首长发现。新训结束,我被分配当了文书。三年多后,被部队送往西安公路学院学习汽车专业,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上学前,我不曾接触汽车。学习汽车专业,于我而言,所有都是未知。正因如此,我学习起来特别认真,但凡不懂的问题,我一定会把它搞清楚。无论上什么课,每当遇到不懂的内容,我就会随时举手向老师提问,常常是一堂课只有我一人提问。那时,我学得很疯狂,在大家眼里简直就是一个“问题学生”,提问时旁若无人。因提问过多,每当我再次举手提问时,同学们时常会哑然失笑。对此,我毫不在意,因为我相信,我问的那些问题,其实很多同学都不懂。我陶醉于“以傻卖傻”之中,成了班上名副其实的“问题学生”。成绩说明一切,在校期间,我的汽车专业和理论设计等课程成绩在班上始终名列前茅,深得老师们喜爱。
在校期间,课余,图书馆里总会出现我的身影。那几年,看了许多书。有一本书我已记不清其书名,但书中有一句话却让我终身难忘:“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这句话形象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人生道理,即我们之所以渺小,是因为我们“跪”在别人面前。只要我们“站”起来,也会成为伟人。
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未曾忘记过这句话,它一直激励着我做着一件事,那就是努力地使自己“站起来”。尽管,真正站起来并非易事,需要有坚定的信念、百倍的努力和超人的勇气。
近些年来,重温原书的愿望尤为强烈,便多次去省图书馆,试图按照原有记忆,寻找以为是卢梭的《生命的起源》一书,但最终无果。一天,我在网上搜索,其结果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句话出自卡尔·马克思。自此我方明白,我的一生竟是受益于这位真正的伟人所指引,幸哉。
人一生有许多老师,也许我们曾并未在意。然而,他们却是我们人生的奠基者、引导者。我们曾不经意间看过的书,亦如老师,给予了我们改变人生的力量。
人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年少还是耄老,聚在一起,常会聊起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的授业解惑之师。这时,大家便会不约而同,欣然地端起面前的杯盏,把盏敬西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