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学生们

过了四十不惑的年纪，我便时常会回忆过去的一些人，过去的一些事儿。慢慢发现，我们其实一直留恋的不是过去，而是已飘然逝去的青春。而我最美好的青春是在大山里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度过的。

新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在唐城路的一家小店里吃饭，竟遇见了一个叫杨涛的学生。我脱口叫出了他的名字，小伙子也一眼便认出了我。他是我教的第一届学生，当时才读小学四年级。在他小学毕业后的这二十年里，我们这才是第二次见面。小伙子一米七几的个头，长得很壮实，但眉眼儿还像小时候的模样，就是脸胖了些，变得红润了。我们都有些不舍，便站在门口聊了一会儿。小伙子境况挺不错，自己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当上了小老板，手中接下了不少的活儿。他是个苦命的山里娃，刚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在外地打工时出了意外去世了，就靠着母亲把他和妹妹一手拉扯大。如今他成了家，也立了业，确实让人感到欣慰。临别时，我们留了电话。他反复地说，以后家里搞装修或维修，他来帮我做。我应下了，他这是真心话，尽管很多年没见面，他那实诚样儿还是没有变。

回去的路上，我不禁又想起了两个学生娃，一个叫谭明波，一个叫陈少艮。当年，他们和杨涛是最要好的伙伴儿，也都是我身边跑前跑后的小跟班。那时，只要是课余或放假，我们就漫山遍野地跑着玩。他们很照顾我，爬山崖、钻溶洞的时候，总让我走在中间，由他们去探路和断后，一边走还一边不停地提醒我，手里要抓牢，脚下要过细，而我这个城里人，也就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老师所独有的尊荣和优待。也就在那时，我认得了黄姜、柴胡、百合，还有能治劳伤的石米。但最有意思的还是夏夜去小河里抓梆梆了。学生娃们很有经验，循着叫声举着手电筒在河面上搜索，而梆梆一旦被灯光罩住，就会一动不动地呆在水里等着被捉。我终于见识到了梆梆，但总觉得那就是青蛙。可学生娃们却坚持说梆梆和青蛙不一样。他们在课堂上一直视我为权威，唯独在这件事儿上竞都不肯认同我。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那所谓的梆梆应该就是蛙类吧，只是已没有人会在黑夜里陪我去抓来看个究竟了。

谭明波已整整有二十年没有见面了。那是个很憨厚的学生娃，说话有点儿结巴，所以课堂上提问得照顾着他，不能让他太紧张。他的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干活却是把好手。但凡是集体劳动，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挖地、锄草、浇粪，农家活儿做得有模有样。打山货更是他的特长。一起爬山的时候，他总能在山坡上发现宝贝，你都没能看真切，他已经三下五除二从石缝里掏出一窝黄姜或柴胡来。那双粗糙的手，一年到头都是黑乎乎的，用洗衣粉都去不了色。都说穷人的娃子早当家，凭他吃苦耐劳的劲头儿，现在的日子一定过得很红火吧！

那个叫陈少艮的学生娃后来开上了小货车，在村子里贩运点山货顺便捎带些进城的散客。我们每年总能遇见一两次。当年这个在课堂上一张嘴脸就红到颈脖子的小男孩，如今却很是健谈了，每次见到我总是大老远就打招呼，可能是天天跑生意历练了不少吧！听说他家搬到了村上的易迁小区里，而那儿正是当年我们的校园所在地。我总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再回去好好看一看。

那是一个极其简陋的校园，依山而建，紧邻着一条乡村公路，而路外就是哗哗流淌的小河。校园没有围墙，路边那排高大的白杨树便成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晴天时，它便把高大的身影投放到身后的操场上。在这个长不到六十米，宽不足二十米的土场子上，我和我的学生们曾搭建过一个简陋的足球场。我们用河里捡回的白石子排出球场的边线，从山上砍来杉树杆搭建成球门，又用工地上收捡来的防护网围成球门网，一个小型的足球场便具雏形了。凭着读师范时学下的一点儿粗糙技术，我便干起了球员兼主教练的活儿。我把学生娃们分成两拨，分别选出前锋、中锋、后卫和守门员，便带队开始了日日的激战和“厮杀”。山里的娃子体力好，悟性也高，没多久无论是转身急停、带球突破，还是变向摆脱、卡位拦截，他们都踢得有模有样了。幸运的是那时刚刚实现“普九”，学校的体育器材配备得不少，足球踢破了，我们便踢排球，排球踢光了我们便踢小皮球。到后来，大大小小的球都给踢废了，为了度过球荒，我便一咬牙又买了两个新足球。

记得有年冬天，我们全体老师要跑到外校去监考了，临行前的中午，我便组织学生们在雪地里踢了最后一场“季后赛”。那个时候，学生们课余玩得多，但学习成绩也普遍都不错。乡上年年组织统考，我们总是名列前茅。凭着年轻人的那股子冲劲儿，我也屡屡斩获下房县优秀教师和十堰市优秀老师的殊荣。

二零零五年秋天，我调到初中去教书，从此便再也没有踢过足球了。可当年那群踢球的学生娃我却时常会想起。其中一个叫胡中元的前锋，球感特别好，是个出色的小射手。有个叫张昌军的守门员，扑救的时候被球重重地打在了脸上，泪水在眼眶里只打转儿，硬是忍着没让它流下来。还有丁坤、丁操堂兄弟俩，踢后卫搞防守，常常在我带球进攻时坏我的好事儿……一转眼，十多个年头过去了。这些学生娃都已长大成人了。不知道在这个小小的球场上是否也满载着他们欢乐的记忆？

回忆不总是甜蜜，岁月总会把年轻时的不经意酿出丝丝的苦涩。一个叫程学强的学生娃，我时常会想起他。个头不高，眼睛里总闪着灵动的光。小家伙儿喜欢看书，尤其是对演义小说很痴迷，常会问我一些诸如张飞和岳飞谁武功更高强的问题。我很喜欢他。可有一次，记不清是为了什么，他竟在课堂上引爆了我的坏脾气，我伸手便给了他一嘴巴。霎时，鼻血便顺着他的嘴角滴到了地上。我当时既有些后悔又有些紧张，可想到身后还有那么多双小眼睛在张望，便心一横不为所动，接着训斥他。好在那鼻血慢慢地止住了。可地上那殷红的一滩，我至今难忘。每每想起，心中总会泛起深深的悔意。听说这孩子长大后去了浙江打工。依他的聪明劲儿，现在应该会生活得不错吧！不知道他还喜不喜欢看书？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当年所受得皮肉之苦？

还有个叫陈佳平的女孩子，家里负担重，学费没有交清。按照惯例，放寒假时学校便从我这班主任的工资里抵扣了。大概是腊月下旬的时候，我便骑着自行车进山挨家挨户去收余款。陈佳平家住在一个小山包上，我去的时候，她正在门前的太阳地里玩，老远就看见了山道上的我，便忙不迭地一路小跑迎上来，兴许是放寒假有十几天没见面了，看到我她有些惊喜，但目光旋即便一下子暗淡下来，孩子显然已知道我的来意。进了家门，孩子的父母很热情，农家的炒栗子、红薯干，把我的衣兜塞得满满的，手里更是捧都捧不下了。只是学生娃心事重重地靠在木门上，低头摆弄着棉衣上的纽扣。记不清那一趟有没有空跑路，但孩子窘迫无助的神情却隐隐地刺痛了我。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老师的一分悲凉，说不清那是一种负罪感还是一种挫败感。

前几年，我有幸从事了精准扶贫工作，熬过很多的夜，也吃了不少的苦。可当我再次踏足那片山水，看到眼前粉墙黛瓦山乡巨变的时候，心头便一下子释然了，感觉一切的辛劳和付出都是值得的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曾经的扶贫人应有的情怀，又何尝不是当年我们这些扎根山区为人师者的初心呢！

记忆在笔尖流淌，岁月已悄然逝去。小学从教八年，中学从教五年。从十九岁的青葱岁月到逾过三十岁的而立之年，我将人生中最宝贵的十三年默默融进了那幅山水长卷。而今，我离开那座大山又已整整十三年。再回首，竟恍若隔世心生怅然。及至遇见了我的学生，那一声声深情的呼喊，那一双双热切的眼神，仿佛一下子便将我拉回到穿梭的时空，过往的一切竟又历历再现。原来，我们都不曾忘却昨天，它只是悄无声息地珍藏在最柔软的心间。二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学生们聚了又散，散了又见。我知道，有很多学生可能会永远地淡出我的视线。但我却真心地希望他们都有个幸福的家，希望她们都做着一份踏实的事儿。我期冀着，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间或地点，我和我的学生们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