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巴金在巴黎

◎张忠

本文讲述了文学巨匠巴金，青年时代出国求学，在法国巴黎街头与安徽两位青年学子相识结伴的故事。

先从安庆学子说起。

1921年7月，家住安庆老城的桂丹华，在安庆六邑中学毕业后，由老师刘梧岗、程滨遗等介绍到宴阳初和陶行知处，他们在北京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该会的帮助下，同年9月考入北京私立平民大学预科，两年后再度进入本校经济系读书。

桂丹华，二十一、二岁的年龄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时下欧风成潮，象中国大多数梦想出洋的青年一样，求知求学赶海弄潮的心理慨莫能外。那是1924年9月，桂丹华得到了平民大学的师长、著名外交家汪大燮（1859——1929）的指点和帮助，于1924年10月来到莫斯科马列学院学习俄文。辗转到1925年底，遂同老乡李平衡（1898——1982，安徽安庆人）从莫斯科坐火车经柏林到达法国。1926年初，李平衡进入巴黎索波尼大学，桂丹华进入了国立都鲁斯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他们在旅法安徽同乡会上，遇见了怀揣国内法政大学文凭的詹剑锋，几个同龄人一谈即合，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再说巴金。

1923年，一个叫着李芾甘的19岁青年，因不满地主家庭的专制而出走，离开成都外语学校来到东南大学附中补习，期间，青年学子改名李尧棠辗转于南京、上海。到上海求学时，结识了上海公学附中和中国公学中学部的学生詹剑峰，詹比李大两岁，在上海的中学读书已有六年时光，相对初来乍到的人来说，詹剑峰显然是个“海事通”，除了本土风情外，对外来“海事”也知多多；什么蒲鲁东的《社会学》、考茨基的《社会革命》，以及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学说等，当然，他们也谈马克思、托尔斯泰、Anarchism(安那其主义)，这使得蛰住上海的李尧棠等一批青年学子，对遥远的法兰西共和国充满了向往。李尧棠求知心切，遂于1927年出国，到巴黎求学，1928年回国；旅法期间，他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接触了一些外国人文学者的流行思潮，1929年回国不久，创作小说《灭亡》，此后，以笔名“巴金”行天下，从而成为世人皆知的文坛巨擘——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现在轮到第三个人物出场。

詹剑锋是安徽婺远（今属江西）人，从1918年至1923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毕业后，正踌躇满志，于1923至1925两年内连考两所大学，国立西北大学国文系和国立法政大学政法系，为他日后出洋学文，奠定了文科基础。果真，带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浪漫色彩，1926年詹剑锋进入法国沙多吉里的拉封丹中学补习法文，一年后考入巴黎大学哲学系。

就这样，从1920年代算起，每年1600名左右的中国大陆学子，乘着一波激情的海潮，聚集到法国，东起西锡，西到翁热，北起第厄普港，南到图鲁兹，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中国的留学青年。特别是巴黎，吸引大量的刚出国门青年前往。据当年留学的许德珩为我们描述：那里有凯旋门、艾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古典建筑上的罗马式拱门、爱翁克式石柱和精美雕像比比皆是，到处是歌剧院，巴黎第五区是文化教育中心，有巴黎大学、卢森堡公园、国会下议院、国葬院、大图书馆、巴黎圣母院、博物院、蜡人馆等。巴黎博物院之多，可算甲于世界，收藏的东西也实在是太多，以画为最，还有雕刻、古物、装饰美术等。在巴黎大学旁，有旧书摊，背景太好了，河水终日悠悠地流着，两头一眼望不尽……吸引中国青年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思想文化因素、社会考察因素、政治信仰因素、求知向学因素等等。

就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在一拨一拨留学的人海大潮里，1928年的巴黎街头，这三个激扬青年，在异域人文精神中邂逅，他们对西方人文学科新思潮和西洋法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人谈吐相近，义气相投，但相聚有时总须别，为了纪念，他们在巴黎留下一张合影后，三人各奔前程——巴金1928年回国，在上海定居；桂丹华1931年5月回国，在安庆定居；詹剑锋1932年回国，辗转长江流域数省后在武汉大学定居。

上述故事由来——

那年春，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桂长林教授，回安庆老家探亲时，赠我一张老照片：1928年巴金与他父亲桂丹华、詹剑峰三人在巴黎的合影。我将自己收藏的一纸“国立安徽大学的教授聘书”（系桂长林教授父亲桂丹华的遗物）相赠，老教授见到父亲的遗物，感慨不已，亲口向我讲述了他父亲的一段历史：桂丹华育有一女四子，桂长林系桂丹华的儿子，父子俩都是大学教授，一在旧中国，一在新中国。桂家祖籍桐城，解放初，先后居安庆城内四方城街和万安局街。桂丹华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离巴黎归国后，先后为省立和国立安徽大学（安庆）、中央政治大学（南京）教授，抗战前后，曾担任徽州中学、芜湖中学校长，湖南国立八中分部主任（分校长）、安徽省教育厅视学、国家教育部特约编辑等。自此，便有了上面的一段文字——1928年的巴黎，安庆学子桂丹华和詹剑峰、巴金在一起的故事。

原载《上海滩》：《1928：巴金在巴黎》（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