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安庆府“马拉松”官司奇观

◎老屋张忠

旧时百姓遇事在哪打官司？怎么个打法?谁见过一场长达六十五年的民事争讼？从我搜集到的一组清代乾隆年间安徽司、府、县衙堂审文案直录手卷上，可以得见当年官场风习、社会民情的原始细节，本案“创造”了中国古代司法界的一起“马拉松”奇观。

却说康熙五十九年(1720)，安庆府怀宁县和桐城县吴、王、梁三姓豪族，发生了一起“争祖”案。何谓“争祖”?争祖又有什么意义?说白点，“争祖”就是“争死人”，争老爷子的老爷子的老爷子老老爷子，谁争赢了，官府就把这些个故去多年的老老爷子判给谁。要知道，这些个老老爷子们都是死了多年的了，死人占山为界、入土为安，谁先睡在这里，谁就优先获得一块可传千代的风水宝地、龙脉遗产；谁争来死老爷子，谁就拥有了“祖坟山”，拥有这片土地的使用权、地面管理权，谁就有了同宗同族的安身立命生存之本。

说来难以置信，这场旷日持久的“争祖”官司打了四代六十五年（1720---1785）。第一代原告梁楷，秀才，家住桐城大缸窑，离省城也就是当年的怀宁县城七十里，距祖坟山六十里。第一代被告吴淑义、王浩翼，均住怀宁县（梁家祖坟山脚下）。吴氏、梁姓是为当地望族。

1720年春，安庆府怀宁县吴、王两家突然心血来潮，大办祭品，望山膜拜。山右是小梁园，吴氏祭认，山左是大梁园，王氏祭认。消息传到六十里远的桐城县梁家，梁楷一纸诉状，把吴、王两家告上了“法庭”（县衙），怀宁张县令受理此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勘察，县级书吏写出一纸审单：“审得……梁家大、小园相隔十余丈，其大园内葬梁七世祖坟四冢，竖碑一座，左右华表。左侧有梁坟十六冢，右侧有梁坟十一冢，俱无碑志，荫树森森……其小园内葬梁六世祖坟六冢，竖碑一座。小园南边山地有吴二世祖坟三冢，竖碑一座。”县判：大园梁、王以沟为界，小园梁、吴各依据祖坟所在位置，各管各业。今后本山仍听梁楷执业，吴、王两家毋得再生觊觎之心，以免获罪。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发生实案，乾隆初由书吏转录，县太爷结案之后，第一代原告、被告均未提请上诉，双方表面平静下来。趁着他们暂时“息讼”的当儿，我们不妨去“参观”一下两百多年前的怀宁县衙。

清朝的康(熙)乾(隆)时代，安庆城省、府、县三级同治，外间多称“怀宁”。除府，县衙门外，还有部院，司道衙门，相似于后来的省署、省政府，均为常设机构。为配合这场六十五年的“马拉松”官司，本文将在后面陆续介绍它们，先从最低一级县衙说起——

这座坐北朝南的建筑，故址在今安庆市龙门口街西，衙前一条直街名县下坡．衙周牌坊林立，有接武坊、登云坊、攀桂坊、仪凤坊、杰魁坊、小聚奎坊、古柱史坊等十余座。衙门前有照壁，上画一状若麒麟的怪兽，以警诫贪脏枉法事．照壁后有牌坊一座，上题“皖江首邑”。大门两边是“八”字墙，上嵌“功德”，“去恩”等十多块碑文．东廊下朝南置一红漆架子大鼓，人称“喊冤鼓”．头门内有士地祠，第二道门(也称仪门)设戒石坊，朝南的一面镌“公生明”，北向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虞，上天难欺”。仪门正门不常开，平时从两侧出入，东侧称“人门”，西门称“鬼门”——每年秋审后，死囚从西侧门拉出行刑，故又称“鬼门关”。每逢新官到任、上级莅临、大案会审时，方才仪门大开。大堂之上，是县令升堂审案的所在，书称正堂，别称平易堂，百姓可以从仪门中门进入大堂围观县太爷审案。仪门内西向是县丞署，俗称二衙，其后是主簿署，俗称三衙，仪门东向为典史署，俗称四衙。办公机构分东西两侧在大堂阶下成翼状一字排开，通称科房，科房两侧前置皂、壮、快三班值房衙役，行站堂、行刑、门卫、轿杠、步快、马快等缉捕勤务事，东、西首科房是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书吏办公的地方，其办事员称书办、经承，统称“典史”。闻说大堂后有库房、公署、二堂、三堂和内宅、花厅（园）等，不详。在四衙署门首有塘，塘前是县狱；县署后建有驿站和皋陶神庙。紧邻怀宁县署东首的是藩司衙门（现代安庆人俗称“白日青天”），相当于后来的第一副省长公署，书称承宣布政使司安徽省布政使署，因与本文无涉，从略。

我们从安庆府怀宁县衙的总体构建上，大体了解到古代百姓呈递诉状和县吏审案的基本程式，似曾看到梁家与吴、王两家官司又起。

“吴、王”两家双双图谋梁园祖坟山的一代官司远没有结束，第二代官司传人如鲠在喉，想我辈靠山吃山，这屋前屋后的祖遗厚土，岂容他人染指？吴淑义侄吴顺公（名守仁），率子吴敬修、侄吴正南、族人吴宗显等，于农历三月十九日，在大梁园内竖碑五座；王浩翼子王明阶等，在小梁园伐树斫薪，毁挖一空。第一代原告梁楷的孙子梁田、侄子梁文灿，于本年四月十四日递上状纸，控告吴、王两家“伐树毁碑”。此次因官府拖沓，官司不了了之。至乾隆十年（1745），吴家索性在大梁园内私划界地、擅立界碑。梁田遂组织人力毁去界址、挖掉界碑，两家拉锯战展开。

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三方又因小梁园界址不清而彼此争执不休。是年春夏之交，忽一日狂风大作，吹断了大、小梁园内一批树枝，各家俱有不同程度的损失。面对凌乱不堪的山场，吴顺公心生一计，反控梁家毁树挖坟。为调解计，继任王县令断为风灾，照前任张县令划定原址，各管各业，双方亲立口头协议。并就此案命经承书写堂喻(法律文书手札)，除自留草状外，再誊正一式两份，称正、副本，正本报上司衙门墨判、标朱，副本留衙存档。清制：誊正的主要目的是将各地讯问笔录中的方言，统一作北京方言，原意不变，其次是清晰、备查和防伪，在上行文体中，各级官员禁用红笔批文，这是皇帝的“专利”。县官因是亲民的父母官，特允在讼案判词中使用红笔。只有在下达文件时，各衙上司对下司才允红笔标朱。还有一项重要制度是逐级递审、复审、审转，各级官员受理案件时，多原封不动地转述前任或上级的“堂谕”审理手札，而结案依据是当事人的堂审口供，各官吏在笔卷开头、结尾处，换个语气，都根据自己官阶品级和所处的位置，把握分寸地说出自己的“看语”，如“审得”、“审看得”、“审核得”、“看得”之类，叫作“官样文章”。此后，各级官员更迭频繁，原案书吏多趁机把誊正后剩余的草案、原始笔录等席卷而去，或私藏家门，作为以后结交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

吴顺公访得这一内情，遂于乾隆二十年间，买通怀宁县书吏(经承)，伪造、涂改了两件法律文书。一是串通乡邻族人等伪造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梁园立界协议”，一是在原结案记录的誊正副本上添写一“大”字，使原判词“小梁园界址划定”变成“大小梁园界址俱已划定”。自此，吴顺公及其后裔开始实施“攻讦计划”，吴、王联手翻供，与梁家互控，原告、被告几番错位，他们第三、四代子孙，踏上了后三十年的漫漫告状路。

这吴顺公越级上诉的第一站自然是安庆知府，它是怀宁县的顶头上司，知府的顶头上司是按察使，按察使的侧上是布政使，布政使往上是巡抚。这巡抚衙门旧址在今安庆市人民路西北首，大堂设有司、道、府、州、县文武官厅和芜湖关务房、王命房，是全省最高官衙。而巡抚大人，是朝廷的正二品或从二品大员，在安徽省内，他是到顶了，他的话算数，是终审裁决。这小小百姓，如何见能着那宝塔尖上的巡抚大人呢?当然，这位“顶级大腕”用不着面讯被告、原告，他所面对的，自然是—堆宣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逐级递呈上来的“审看得”那样一些纸抄玩艺儿。好在这布政使，分管的是一省政令、财赋兼“人事厅厅长”，普通的刑名案件可以不问，急急上诉反控的吴顺公，也就减掉了这个环节，算下来，有幸“节约”了十年光阴。

回过头来，先说安庆知府。这知府衙门，原在安庆城“司下坡”上，也就是前面提过的“白日青天”署内。乾隆二十五年（1760），安徽布政使司衙门从江宁(南京)移治安庆，这知府大人很是知趣，拱手将经营有年的府衙让了出来，自己搬到老将军府(原河南提督王永誉的旧衙，今天的安庆六中校园内)，经一年修葺，1761年府署落成。知府大门外有“表帅”、“保厘”两座牌坊，分列东西。门首有谯楼，仪门内为东、西科房，大堂东为库房，西为差房，二堂内设东、西花厅，三堂建有文昌阁，后有宅院、亭园。

知府大人接状后，自然是从架上调档、阅卷、批文，准备例行上报按察使司，提笔写下：“安庆府同知叶兰审看得：怀宁县民吴顺公冒认梁家小园坟冢，诬告盗伐反行盗伐一案。缘生员梁田有自前明（这里指17世纪初叶的明代，当时安庆民间有插标圈地的风俗－－作者注）标管坐落徐家嘴祖坟二片，—名梁家大园，一名梁家小园……云云”。行文正酣之际，忽然发现：前任怀宁县令勾红的自留判词底本（副本）与上行的墨判正本有一字之差，即在“小梁园……”前添写了一个“大”字；又发现粘贴在副本前首的“梁园立界协议”没有誊正，应是事过之后补粘上去的伪作。两处作假者，毋庸质疑，当是具有集过录、厘卷和文案上架管理于一身的前县令手下经承所为……知府大人眉头紧锁，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地方势力已经渗透到官府衙门里来了，一些公干人员为一己私利，竟敢亵渎官方法律文书，上司的威严何在？大清的律制何在？遂提起笔来，刷刷把原词圈去，将自己的这一“发现”重新拟稿，速速上报按察使司。

循着安庆知府驿递文书的线路，由北而南，行不过三、四百米光景，就到了按察使司衙门（今安庆吴越街与孝肃路交汇口的东北，前安庆专员公署是其旧址）。这按察使是清代正三品官，俗乘“臬司”，其地位略逊于布政使，说白点，他是当时的安徽省署“第三把手”。专管一省刑名、按劾、风纪、吏治，是专职司法监察长官，较之府县，其衙门威严、高大、气派。据旧安徽大学教授程小苏撰写的《安庆旧影》载录：“其大门外障屏地，周环以垣，如抚、藩制。大门内为仪门，大堂左右有驿、库两科，宅门西有九科科房，二堂东有花厅，西有箭厅……大门前（悬）木牌大小各二，大者：一、捉拿贪官污吏；一、铲除土恶势豪；小者：一、诬告加三等；一、越诉笞五十，俨然风宪地也”。这位臬宪大人受文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饬令现任县令全面重审，自己则调集六十多年来的案卷，逐一复核，又察觉了一个“小问题”：执行难！怀宁县也好，安庆府也罢，举凡派出的公差，或多被吴家收买或屡遭当地地保、秀才等阻挠，一软一硬，致使勘验取证的差爷们，迟迟不能完成任务。于是，大笔一挥命令属下持令牌强制执行：“……合行严饬。为此，仰县官吏，文到立即查明，将吴顺公蒙混遵议销毁(情节)，照断饬结；仍饬另换遵结备案具报，毋梢弊混，干究切切！”

乾隆五十年(1785)五月初七日。命令下达后，臬司大人一边等侯府、县回复，—边着手准备上报督宪(即安徽巡抚，俗称抚台，因其节制全省军队加提督衔，属下敬称“督宪”、“宪辕”)的材料。其实，早在五年前，该按察使司就受理了这起积年陈案，如：“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钦命江南安徽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关务记录四次，郭口口为畏勘等事，案照怀宁县……据委员安府同知勘明……等情详司，久经前司照拟详奉督宪批结，当经饬令……合行查催。为此，仰县官吏文到立即照抄，看内议断……毋违须牌”。为慎重起见，将这起肇始于康熙五十九年的案件和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县令第一次审理的记录、历年结案、翻供、翻供又结案的卷宗，全部复查一遍，其时，已是六十五年后的1785年（乾隆五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了：“本司核看得……”。而这时的第一代原告、被告均已亡故，原添写堂喻的经承（偷改本案判词的书办）汪进录也已死多年，因无法取证，不予追究。核查复审的结果是：

经报请安徽巡抚批复，同意怀宁县和安庆府上报的“审理意见”（府、县案录看语）：本案就此结束，不准上诉。梁家胜诉，吴、王两家败诉。六十五年来，举凡吴、王两家对梁家祖坟山伐树毁碑等造成侵害的，限期改正和全额经济赔偿。考虑第二代当事人年事已高（被告吴守仁七十一岁，原告梁田七十岁）。本案未尽事宜，由他们委托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孙全权代理。援大清律例：被告吴守仁兼原告吴顺公，犯诬告罪，罪加三等，盗他人坟树罪，两罪并罚，仗一百、枷号四十五日。念其老，罪坐抱告（受委托人代其领罪）。将吴守仁（吴顺公）的孙子吴朝栋，当场枷号，待四十五日满，仗一百责返。同案王家后代王文美，因复出插认，廷杖八十折责发落。袒证(地方保护)孙舜五，着县革去地保职务。伪证方咸颛，照律应革去秀才功名(相似于今开除学籍，取消学历文凭考试资格)，因逢恩昭从宽发落，令其书面悔过自新。其余吴家子侄吴敬修、吴宗显、吴宗玉、吴魏南、吴正南及梁家看山人徐植昌一行从犯，因未在吴守仁告状上签名画押，一体赦免不究，取保候释．

乾隆五十年(1785)六月，督宪的终审批文到了按察使司衙门，一行人犯也从县衙解转至司衙，齐跪于“大老爷台下”，禀明“心甘诚服”地执行了本年三月、五月的判决，表示“所具遵依输服是实”。被告代表：吴顺公(押)。至此，长达六十五年的祖遗坟山争讼案，终于在臬司衙内划上了句号．

如今，社会变革，民风开放，老祖宗的风水宝地已转化为历史文物，土葬为新时代所唾弃，而最早应当被唾弃的是清代衙内官僚办案作风。本来是一场并不算复杂的坟山界定审理案件，却在蜗行的毛笔和败色的宣纸之间，磨蹭掉了一代人王——乾隆在位六十年，全国拖拖沓沓有多少如此个案?有清一代，能有几个“六十五岁”的怀宁县令、安庆知府?如此办案风气一开，锐箭也磨成钝铁了。剩下的那点儿铁意，也在封建官场的运筹帷幄中，锈蚀殆尽……

原载安徽《江淮时报》：《清代安庆府马拉松官司奇观》（2006.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