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书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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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天地清朗、万物明媚、生机勃勃。我与妻带着孩子乘车回到老家扫墓，不过半小时的路程，久未归家的情愫还未及抒发，却接到单位通知需连夜返岗。返城的路上，我不禁细数了一下，打记事以来未曾参与的清明祭扫竟有六、七年之多，以至于回忆起清明大多是幼年时的印象。
清明于幼年时的我而言，并没有什么“慎终追远”的哀思，也无“民德归厚”的感叹，更多的是春花烂漫时，放纵于原野、奔跑在山间的快乐。
故乡习俗，清明当天是不去祭扫的，而是选择在清明前后各十天里去。当大人们忙着筹备黄纸、香蜡、坟标等祭扫之物时，我们小孩子却有自己的大事要忙，即：“斗青槟”，左右邻里的小孩相互约定，各自带些食材去山野、林边或水库闸埂上，生火、做饭、吃饭、玩乐。曾经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解释“斗青槟”这一活动，直到初中时学了《诗经·卫风·氓》一文才恍然：这原来就是“总角之宴，言笑晏晏”的家乡版本啊！
那个年代，大部分人家条件都很艰苦，“斗青槟”携带的食材多以大米、青菜、莴笋、土豆等为主，条件稍好的人家则带点鸡蛋、腊肉、蒜薹等稀罕物。我家虽不富裕，但我自小被曾祖母宠溺惯了，不割上半斤腊肉、揣着两个鸡蛋是羞于出门的。当然，除了自己携带的食材外，春天大山里的蕨菜、槐花、棠梨花、地木耳、核桃花等用水一焯，也可以成就几个经典的凉拌小菜。
食材、锅碗、作料备好后，便要选择在哪儿做饭了。我们老四队这几帮孩子比较偏爱去胜利水库的闸埂上，因为那儿有山、有水、有林，还有满山粉白的碎米花（杜鹃花的一种）、酸甜可食的映山红、柔软甘甜的白茅草和松软的绿草地。我是一群人中年龄较小的，之所以能参加“大人们”的聚会，十之八九是那块腊肉和鹅蛋的功劳。所以，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拾柴，那些挖坑垒灶的技术活儿和煎烤烹炸的秀气活儿则由哥哥姐姐们负责。一群人一边游湖散步、一边嬉戏打闹或者捉鱼摸虾，要到下午三四点方才生火做饭。饭菜不一定可口，但争抢间便可一扫而空，大呼好吃！
那时，我真是蠢笨，直到多年后才发现“斗青槟”还隐藏着另外的功能。那些十五六岁的哥哥姐姐们可借此机会，正大光明的与自己心仪的对象谈情说爱，而我自始至终都只关注于撇了多少蕨菜薹、摘了多少槐花和抓了几条泥鳅！很可惜，这样的聚会活动没过几年就因打工潮而渐渐地消失了。也不知那些相互爱慕的哥哥姐姐们是否践行了他们在春日里许下的诺言，是否还在一起畅谈梦想与未来。大概率是没有的吧，否则也不会感慨“北上广深没有爱情，回到老家全是灰尘”。我曾一度认为，若是“斗青槟”的活动能继续下去，说不定我也会借机鼓起勇气与邻村那个可爱的姑娘说上几句话，这也算是我懵懂青春时一个不小的遗憾了吧。
随着年岁稍长，清明扫墓成为了活动的主线，每次去上坟之前，奶奶总要亲自准备好刀头牙祭（一块四四方方煮熟的肉）、一碗米饭、一杯茶、一杯酒、两双筷子，而纸钱、蜡烛、香、鞭炮、坟标等则不固定，多也行、少也可。我曾为此疑惑不已，既是祖先在另一个世界用的钱，何不多带些？初中学了粗浅的经济学原理后，又觉得既是阴间的货币，年年烧、辈辈烧，岂不早就通货膨胀了？因此也渐渐对清明烧纸钱的可行性打上了问号。
清明时扫墓较之其他时节上坟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要插坟标，用一些彩纸裁剪后交叉缠绕在竹条上，做成一枝枝鲜艳的花。有一年，我和几个族兄妹在路边摘了很多野山茶、映山红插在祖先的坟头上，我恍然大悟：原来插坟标就是插花呢！当然，有一段年头，插坟标也不再仅仅作为插花的替代意义，更多的是各族各家之间相互炫耀财富和孝心的工具，谁家坟头的颜色越浓、越厚，似乎谁家的子孙就越有钱、越孝顺。对此，我爷爷倒是豁达：“一根十根都一样，孝心到了就行。”
我家的祖坟原本是在村子里，属典型的“子孙守坟”格局。但因祖宅面积狭窄，且爷爷和大爷爷、二爷爷是同父异母的关系，曾祖父就带着爷爷迁居到了不远处的邻村，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家，相距也不过五六百米。又因家族定居已有三百多年，要祭扫的墓多一些、扫墓的路线长一些，一般是中午饭后出发，傍晚饭前才能回到家中。若逢五年、十年这样的整数，就完全不同了。逢五年是在当地的家族成员一起集中扫墓，逢十年则是始祖后人能来的都来，每家每户集资开伙，在村子里聚会，一同祭扫，好不热闹。但无论人多人少都有几处是不可不去的，去了之后又有许多故事是不可不讲的，且年年重复，年年不觉枯燥。
我二爷爷最爱讲祖上的故事，其中有三个较为重要，第一个就是家族根源和迁居历史。
明朝洪武十四年时，家住南京六合县的鸣凤公随蓝玉、沐英西征云南，立战功升任百户小旗。因明朝实行“军户”制度和屯兵戍边国策，所以我们家便世代以军籍驻守云南曲靖府。七八代后，因平叛有功升任过总旗五百户、行副千户职，至今在曲靖城里还有一条以我家姓氏命名的街巷。明朝三百多年，家族也在曲靖繁衍了十二三代人，到鸣凤公十二世孙永茂公时，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后又反清，康熙平定“三番”后为了防止当地家族式武装坐大，就采取了类似于“推恩令”的政策，官方强行分家。永茂公是嫡次子，只得离开祖地，迁居到乌蒙府（昭通）定居。永茂公迁迁居不久儿子却不幸去世，仅剩一个六岁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起云公。年愈六十的永茂公自知无力抚养孙儿长大，又回到曲靖把弟弟永强公一家迁来同住，不曾想三代之后，永强公一支竟断了后。
每每讲到此处，族中几个长辈都会议论纷纷，大发感慨。既有对永强公一家的感激和惋惜，也有对起云公的崇拜与自豪，这就牵扯出了族中第二个故事，即：起云公创立家业。
起云公是在永强公父子抚养下长大的，或是祖上三百多年的基因影响，成年后的起云公不爱学文、偏爱习武。恰逢鲁甸置厅（县衙）后在家族居住旁的“马脖子”设立“演马场”，于是进入“兵房”做典史，可惜也没搏到正经功名，转而投身商贾。昭通古称朱提、乌撒、乌蒙，于雍正八年“改土归流”后方名昭通，自古便是优质白银的产地。韩愈在《赠崔官立之》诗中有：“我有双饮盏，其银出朱提。”可见古时朱提银便文明天下。起云公做生意时正是雍乾盛世，朱提银矿大开发期，湖广一带来此开矿的人就有十余万，每年的白银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起云公也参与到了开挖银矿的浪潮中，因而挣下了一些家业。祖上传闻每年光日常开销就得用毛驴运七垛白银，还在周边各县购置了大量田地，这也成为了后来家族支系遍布的根基。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我们家也没逃脱这个规律，本是后世子孙生于安乐，不思进取所致，但祖辈们却把它归咎于风水，这便又牵扯出了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过于玄幻，且也曾在其他姓氏的故事中听到过类似情节，或是巧合、或是大家相互牵强附会所致。大抵是起云公在世时曾请阴阳（风水师）来帮忙重选祖茔，承诺帮其养老送终。最后选了一关好地，说是“祖先葬在此地，后人中将有二十四顶轿子”。清朝时，只有七品县令以上方可乘轿，而阴阳也因泄露了天机双目失明。起云公去世后，果真按阴阳指点的下葬，但后人却并未善待瞎眼的老阴阳，而是让他在磨坊里推腰磨。十多年后，老阴阳的徒弟寻来，见自家师傅受苦，便鼓动族人迁坟。迁坟时，打开起云公的棺椁，发现尸身并未腐朽，周身盖满了“紫金藤”（或是一种菌类），且须发白如葱根。开棺后不久，尸身便腐朽成了白骨，远处行人则看到一群白鹤飞上天去。
为印证此传说，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族中出了一个大力士，曾在昭通府赌钱欠下赌债，债主告官后，府衙签押来捉，恰好他在耕田，差役们就让他上田埂来回话。他说：“好，等我洗一下脚。”差役们以为他是要洗自己的脚，没曾想他蹲下去把耕田的牛四肢一团抱了起来，抱到河里抄水洗牛脚。这一幕把那些差役吓得四散而逃。在迁坟后不久，这位先祖却因病夭折了。
岁月沉淀后，家族的荣光也只剩下一截老宅石墙还掩埋在荒芜之中，似乎能做个例证。我不禁感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家族的历史脉络往往伴随着神奇且夸张的传说，而这些传说便成了后世子孙在清明时追忆先祖、找寻荣光、传承家风的重要载体。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句诗我听到它时在幼年，真正懂它却是在二十多年后。
我生命中第一个离去的亲人是曾祖母，当时我不到十岁，以至于我现在回忆她、怀念她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记忆。我曾问爷爷：“盖在老祖脸上的是啥？”爷爷告诉我：“可不能乱碰！”但我趁四下无人还是掀开看了看，她依然那么慈祥、那么和蔼。
曾祖母是同村周家的大小姐，嫁给我大曾祖（我曾祖父的大哥）后十个儿女都相继夭折，后来大曾祖也在个旧矿山不幸去世，她先后经历的丧子、丧夫之痛，年纪轻轻就哭瞎了双眼。我曾祖父见她可怜，为方便照顾，便让她过继给陈家后再改嫁，后来才有了我爷爷。
那个时代的人重男轻女思想极其严重，在我出生后的十二年时间里，曾祖父一脉在我这辈就我一根独苗。因此在曾祖母的宠溺下我一直是家里的“小霸王”，家中好吃的、好穿的都紧着我。曾祖母本家子侄众多，曾收养过族弟遗孤，且她待人和善、仗义疏财，老了以后时常有人来看望她，匝柜（木箱）里总会有罐头、饼干、糕点，绝大部分都进了我的肚子。叔叔、姑姑们想吃得找我，或哄骗我去讨要，从未空手而归过。
我那时被宠坏了，虽然也“舍得”（豪爽大气），但屡错屡犯。二叔他们想要收拾我时，得把我骗离曾祖母的听力范围。有一次我犯了错，我爸愤怒地拿起竹条追我，我赶紧往曾祖母方向跑，曾祖母虽然看不见，但早就知道是我又要挨打了，远远地张开手，一把把我搂住。结果我爸没收住手，一竹条刬（chan,抽）下去，划到了曾祖母的手背。那情景，把我爸吓得不行，赶紧乖乖认错。当然我也被吓得不行，看着我爸恶狠狠的眼神，愣是几天都不敢回自己床上睡觉，天天守着曾祖母。
曾祖母的音容我记得的不多，然每次我犯错误，曾祖母虽然护住了我，但总会抱着我说：“狗儿啊，你要好好听话，好好读书，不能再瞎废（胡闹）了！”每次我把她给我的罐头、饼干分与众人时，她都会说：“狗儿做得对，男娃儿就要大气、要舍得。”她去世多年以后，这些话已然那么清晰、那么温暖。
曾祖母去世的第二年清明，我感觉到似乎有了悲伤的情绪。
奶奶是曾祖母的侄女，她是一个特别刚强、果断、坚韧、慈爱的人。她很少说话，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操持各种家务或农活。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日子很苦，一家人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不过攒下一两百元钱。有一年，爷爷得了重病，邻里亲朋都以为治不好了，就众人劝说奶奶：“要不不治了，准备后事吧！”奶奶却坚持：“一定要治，砸锅卖铁都治！”回家后就把粮食、牲畜、甚至谷种都卖了，总算治好了爷爷的病。
那年口粮稀缺，我家与爷爷奶奶分了家，分家时家中只有一百二十斤玉米，真的是青黄不接，食不果腹。我每天都在爷爷奶奶家蹭饭，每天吃完饭奶奶都会说：“现在分了家，你回你家吃去。”但说完又把仅有的油星子扒拉在我碗里。鉴于家中窘迫，父亲便也随潮流去外地打工，在矿井里挖土。姑姑们则带着姐姐和我去山上挖“柳生洋芋”（别人家地里没挖干净的土豆，在春天冒芽后才看得到）补贴口粮，摘野生芹菜、采面蒿、捡地膜换零用钱。
有一次，姐姐带着我去地里“扯猪草”，当时黄瓜这玩意还是个稀罕物件，村子里另外两个小孩偷了人家黄瓜，见人追来，就偷偷藏在了姐姐的背篓里。姐姐和我被冤枉“做了贼”，周边的人都指指点点。我妈就捡了一根棍子，当着众人打姐姐和我，姐姐一直把我护在身后，最后实在疼了，就跑去躲在邻居家厕所里，这才让那人消了气。那一刻，心中真盼望爷爷奶奶早点回家啊！
我妈打完我和姐姐后，在家哭的很伤心，直到天黑爷爷奶奶还是没回来。妈妈哭完后就在老土房角落的三脚架上支上马锅（带盖子的大肚子锅）烧水，水开了，又从一个“尿素”口袋中舀出一碗带皮的玉米面，看了看又用手把尖儿擀掉，洒在锅里搅成糊糊就是一家三口的晚饭。我因挨了打，也不敢向往常一样嚷着要吃大米饭，打那时起我就不大喜欢吃玉米饭。
过了几年，家中条件好些了。收完稻谷后，我看见奶奶在弯着腰仔细寻找着什么，便跑过去问：“奶奶，你在干嘛呢？”奶奶皲裂的手掌中竟是一颗颗散落在草丛里的谷子。我嫌弃道：“就这么几颗谷子，还捡了干嘛，白费力气！”奶奶看着我生气：“你是吃饱了就记不得饿肚子的时候了！你看，我捡起来的这点谷子，煮熟了可不少，关键时候能救人命呢！”那时候，我总爱守着爷爷奶奶，跟着他们熬糖、推豆腐、烧火做饭，因为可以吃麻糖、吃豆皮锅巴、吃烤土豆......
奶奶去世时，我正读高一。或许是亲人之间特有的心灵感应，那夜我莫名烦躁，辗转反侧，次日早晨接到姐姐，才知道奶奶夜里走了，咽气前还在念叨着我。至今记得奶奶病危时，我跪在床边，她抓住我的手想用劲却抓不稳。我安慰她：“奶奶，我马上就要当学生会主席了！您一定会好起来的！”奶奶眼里全是眷恋与不舍哭着对我说：“小维啊！奶奶要死了，今后你成家、当官、发财，奶奶也都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或许正是自那时起，我的清明便不再充满欢乐，也真正读懂了那句“路上行人欲断魂”。
时光匆匆，一瞬而已。没几年，二爷爷也去世了，就葬在我曾祖父、曾祖母和奶奶墓旁。
大爷爷、二爷爷和爷爷虽然同父异母，但兄弟三人情感甚笃，其中又属二爷爷对爷爷最为照顾。二爷爷年轻时当过兵，曾在一次行动中救过团参谋长的命，正当大好前途时却毅然退伍回到家中赡养曾祖母。他说：“那时你大爷爷在外乡工作，你爷爷又是个好赌钱、沉不下性子的，所以我要回来跟管着点。”并在我家旁边为爷爷买了块地，让他能安心奉养曾祖母。
有几年我家养的猪总是不顺，没几个月便都病死了，而爷爷奶奶养的猪又要卖了换钱。所以，每年大爷爷、二爷爷家杀了年猪都要送两挂肉来。后来家里条件好了些，我家杀了年猪也会送些肉去。记得二爷爷家中有一棵柿子、几株花红（海棠属，比苹果小）和樱桃，每年樱桃和花红成熟我必然要去“光顾”的。至于柿子，则是二爷爷摘下捂透（用稻草覆盖使其成熟）后才提着篮子送来，那柿子又大又红，又滑又甜。
我在昭通城里读高中时，我爸在村委会工作，却是个亲戚们眼中“没啥经济头脑，不会搞钱的”，家中十分拮据，每年学费都要向亲戚借。二爷爷就把他家三亩多的好地租给我家种，名义上租，实际上价格很低，且死活不肯要租金，目的就是让我爸能多挣点钱，好供我读书。我读大三那年，二爷爷已经病得十分严重了，稍好一些时就拄着拐杖来我家打探我的学业。他曾对我说：“小辈里，你是大哥，今后有了出息要拉扯一下弟弟们。”可惜，我不争气，让他失望了。如今家中每每谈及艰苦时期，妈妈总说：“你二爷爷那个时候对我们家很照顾，你们去上坟要多上几柱香。”或许这便是我们仅有的物质报答吧。
思及此不禁想起武则天犹豫传位时狄仁杰的话：“可曾见过有哪家的宗庙里供着姑母的？”是啊，在几千年的宗法制度下，人们都以同姓同宗为亲，往往忽视了外戚亲缘。而世俗里的我们又怎能忘记那些血脉相连、至亲至爱的“外姓人”呢？
往年清明，我时间充裕些，爷爷便会让我陪着去后山给“外老天天”（爷爷的外公）扫墓，爷爷交代我：“你外老天天没有儿子，现在我是唯一还记得他的人了。”我前两年还会偶尔梦见去世的外公，近来却很少梦到。
我对外公的第一个记忆约莫是三四岁时，我指着田里的菜问外公：“那是什么？”外公笑着说：“那是莴笋，可甜了！”言罢便摘了一棵，用羊角小刀削了皮递给我吃，那莴笋特嫩、特甜。
我外婆在妈妈两岁多时便因病去世。当时外公人年轻，长得又帅气，还是生产队的会计，但考虑到姨妈、舅舅和妈妈还小，许多上门说亲的都被他婉拒了，后来还收养了族兄遗孤，为其娶妻，分给土地。在姨妈、舅舅的记忆中，外公从来没有打骂过他们，而周边邻居也都十分敬重外公的为人，每每提起全是夸赞。暑假里我最爱去外公家玩，总是信马由缰般闹得山村“鸡犬不宁”。几个族舅愤愤然痛苦道：“从未见过如此废得（胡闹）的小孩。”哪怕把大树砍了、把楼枕（用土夯实的楼板）跳通了，外公依然舍不得打我。我该感谢我妈和我舅小时把家里小猪拖来宰杀掉而不受罚，若是放在一般人家，少不了一顿毒打。
外公是个识文断字的。农闲时节，他总带着老花镜，坐在柴堆旁认真地看《三国演义》，也会同我们讲许多故事，使我记忆深刻有两个。一个是在解放前，他和几个村里的青年从龙头山到鲁甸路过一座荒坟时，亲眼目睹了几只豺狼正在啃食一个行脚路人的惨状。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再也不敢到林子吓跑了。另一个是在解放后，他们几个公社会计步行近一百多里去地委汇报工作，天黑后才到城里，但早已过了饭点。食堂为他们煮了一锅饭，但火候不到，成了夹生饭，有一个人狼吞虎咽地吃太多，直接涨破肚子撑死了。听后，我便不再敢心急火燎、胡吃猛喝了。这或许就是外公特殊的教育方法吧。
高中到大学这几年，每年外公都会来家住上几个月。早些年家里有啥农活，外公是外公领着干；后来年龄大了，却也坚持每天去做点事情，他似乎总能找到一些零零散散的活计。我们都劝他不要去了，都快八十了，还操劳。外公却说：“人年龄大了，才要经常做点农活，否者容易生病”。外公就是这样，一辈子都放不下儿女、一辈子都在为儿孙操劳。
少年终有长大时，而我们长大后那些爱我们、疼我们、为我们付出一切的人就会慢慢的离开，最终只能在清明时节的山风里勾起诸多回忆，在不设防的梦境里绕在前膝。
幼时的清明，我心心念念的是“斗青槟”的言笑晏晏；少年时的清明，我反复吹嘘的是家族光辉神话；青年时的清明，我伤感、悲痛、不舍亲人的别离；如今的清明，爷爷会向祖先们禀报家中的大事；妈妈和姑姑们会同祖母述说一些家里的琐碎；而我们则围坐在一起折着纸钱、聊着各自的生活与烦恼。
天地清明，万物欣欣。若不去讨论它的历史渊源、它的民俗变化和它的深厚意义的话，大抵不过是在一个春花烂漫、春风和煦的时节，两个世界的亲人围坐在一起，述说那些传奇故事、回忆那些温暖时光、蚀刻那些融入生命的记忆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