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书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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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潇雨歇，对长亭晚。我与机车分别时太过匆忙，以至于还来不及多看一眼、说声再见，只在偶尔梦醒时分，勾起一些回忆、倾注些许思念，那些纷飞的“燕”。
人们常说“聚散终有时”，年轻执拗的我们却总想着要拼命在一起，至少初时是这样。
2015年，秋风萧瑟，山色苍茫。我以一名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来到牛栏江畔的机车，开启了我稚嫩的满腔抱负。第一次来时，我与机车不过匆匆一瞥，除了山好高、水很绿、路很远外，并无人间惊鸿。只与村里的支书、主任简单见了一面，因为恰在周末，又有手续要办，便随领导的车暂且返回县城。
第二次来时，我想着自己亲自走走看。打探一番，并无直达的车，只好从县城坐车到邻镇江底，再步行至机车。从县城坐乡村客运到江底，不过20元的车费，却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完全超出了我的预定时间，其颠簸缓慢的程度着实让人后怕。以至于在今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宁愿翻过高速栅栏拦车，也不愿在坐那拖拉机式的小巴车。
到江底镇时，我用手机认真查看了地图和路线，不过6公里的路程，心想个多小时大抵是能到达的，不曾想刚走了十多分钟便在寂静的山路上迷了道，万幸遇到一个上山割草的老人，在与他递了两支烟后，他亲自送我到了正确的路口。后来出门做群众工作我总会带上几包烟，以后同群众打开话匣子的经验便是从这里得来。沿着牛栏江岸的半山公路，往西一直走、一直走，尚未硬化公路的公路上顶着烈日前行，虽是秋季，但于河谷地带而言，更像是旱季，一辆渣土车经过，至少捂着口鼻十分钟才能放心呼吸。好在，夜色降临前我抵达了村委会。
在真正的基层工作，远没想象中那般简单，忙碌、琐碎、重复和枯燥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经历和时间，于是我就在想要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那时我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叫《井冈山》，毛主席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心想既然毛主席是从群众中调查研究入手，从而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那么我也可以从群众中调查研究，找到自己的正确道路。于是乎，每天傍晚其他人或返回县城、或回到各自家中时，我便主动留下“看家”，简单泡个面或炒个蛋炒饭后，便拿着笔记本，挨家挨户的走访调研，虽然不大认路，只要肯开口就没有找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许许多多平凡、普通、勤劳、善良、质朴的人。当然，也见识了山野林间、阡陌交通、竹前溪下的诸多风景，至今文思枯竭时，还能从机车梯田上看到春风下摇曳的迎春花，还能从牛栏江畔的悬崖峭壁上感受到江风徐徐，还能从老社长家门前的果林中尝到橘子酸甜，还能从峰顶苍松的白色皑皑中壮怀激昂万里雪。
正当我在群众中收集第一手材料、徜徉第一线风光时，迎来了到岗后第一个挑战。
人生启航时的目标决定了你的航海路线，路线又决定了泥浆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什么样的暗礁、什么样的险境。在我快要放弃，甚至一刻都不想呆在那里的时候，我遇到了未来三年时间里最重要的依靠后盾、最真实的精神归属和最亲密的“战友”。也是他们的出现战胜了我的孤独时刻、懦弱时刻和危险时刻。
芳菲五月，山色明媚。我与一群公益机构的小伙伴相结识，他们来自天南地北，皆因“803”地震救灾而相聚。一见面，大家谈起各自经历，竟都曾是在灾区做过志愿服务的“战友”，只不过那时我正读大三，一段时间后反回了学校，而他们却选择了留下，与灾民们一起携手走出灾难的伤痛、走上新生的道路。那场面，可以说是如胶似漆、如鱼得水、如沐春风。当然这与我们决定实施乡村公路硬化项目也有较大关系，毕竟当时的我急需做一番实事来填补我在挣扎中的无力感。
最先接触的是老蛮和老高。见到老高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这是个艺术家，否者哪有这么长的头发！初时我不大明白，一个深圳人怎会在长达十年的青春岁月里，一直奔走于各种灾难中，以志愿服务为终生职业。或许从他“到处混血”，玉树、雅安、四川、鲁甸都有“孩子”；从他带着灾区孩子画画、唱歌、读书、玩游戏；从他风趣幽默、佛系乐观、童心不减；从他熬夜写策划、熬夜做项目、熬夜“吹散牛”中能找到一些线索。
老高是一个纯粹的人，时常操着一口不大地道的昭通话口音和我一起走村串户。遇到老人便喊爷爷奶奶，遇到孩子便能“哄骗”着说上几句话。让我这个“当地人”也有些自愧不如。我曾因他为一两毛的豆芽价格与商贩反复拉锯而“厌烦”，也曾因他坚持打包三点豆腐和半碟土豆丝而觉得丢脸，但多年过去了，我每次外出吃饭时，依然不敢浪费，每次看到桌上剩下的菜时，就会想起那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当然，也不是每次他都如此小气，志愿者们来时，他都会自费买些鸡腿肉做卤鸡，或者用土豆、鸡肉肠加上辣椒、折耳根、香菜拌一盆下饭的大餐。就当我以为他的“气量”仅限于此此时，他又用他为孩子们捐书、捐物、助学和为机构垫钱、捐资狠狠的打了我的脸，至今羞愧的疼。
老蛮和我一样都是鲁甸人，他是公益机构的元老级人物，是救灾后便一直留在了机构，也就是传说中的“老司机”。他十多岁出门闯荡，开了十多年的车，在地震后同其他志愿者一同留在了当地，这一留就是4年。后来在我的“忽悠”下，机构决定在我所在的村设立常驻公益服务点，由老蛮负责。因此，我们两个“臭味相投”之人，便能如鱼得水的奔走于山野林间。初时，要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让群众明白“什么是投工投劳？什么是公益项目？什么是激发群众自强自立？”等问题，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是老蛮与我一同出发，偶尔小旺、大萌也会参加，趁着晚饭后到村子里开院坝会，做群众工作。因我是村干部，又善于与群众“吹牛”，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在会议上“唱主角”，而老蛮则安静的当好“配角”，只在有必要时被我拉出来做“工具人”，或现身说法、或强调权威、或分享经验，当然最大的“工具人”就是开车。
那时村委会到最远的自然村，开车也要一个多小时才到，于是每天夜里十一点到凌晨一两点时，还在悬崖峭壁上龟速前行。听着一旁滔滔江水，爬过一个又一个山沟山脊、挨过一个又一个窄湾险滩，初时我是紧张的，都不敢往车窗外看，因为见不到车轱辘在哪儿，只能看到漆黑的悬崖或不足一尺的路基；几次之后，我便能在颠簸中呼呼大睡。
当然，老蛮在机构不仅局限于一名老司机，在机构刚成立时，他与老邱带着项目，去了临县的重灾区，在哪儿带着群众修剪了六百多套钢构房。虽然他的叙述里毫无精彩可言，但我能想象到那热火朝天的场面、我能想象到那艰苦奋战的情形、我能想象到那独在异乡细数漫天繁星的孤寂。当然，他的“缺陷”也十分明显，特别是写项目策划和工作报告。有一次，晚上八九点我还在写村上的材料和筹备返乡青年论坛的材料，基金会那边急需一个项目实施情况报告，我便让他先按照自己的思路，拟个提纲，待我忙完后一起细化。两个小时后，我一看，好家伙。抽了一盒烟，偌大的文档上写了十多个字，见我看着桌面，又删了只剩一片空白。那夜我又在两瓶红牛的刺激下，奋战了三个小时。
机构里唯一的女生便是大萌，是机构里正儿八经的社会学高材生。她是机构成立后的第一批志愿者，后来因专业对口，被机构“哄骗”而来，成为了机构的内务骨干。填表、编公众号、管理公章、处理财务、机构伙食、机构本部带留守儿童读书等等都是她在操持。若把机构比作一个家庭的话，那他就是机构的大管家。一段时间里，机构接不到项目，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都依靠打白条，所以吃肉就变成了奢侈品需求。周末我忙完村里工作就会到镇上的机构本部，或混饭吃、或请吃饭。有一次我提前去，刻意想混顿饭，可当我走进厨房时，发现她准备的肉仅仅把饭碗碗底遮住，于是提上菜刀割了一大块牛肉.......当然吃完后才发现，我把大家几天的肉都吃了！第二次去蹭饭，她就煮了一大锅青菜，跟我说吃青菜又好消化，还能减肥。
机构刚在我们村建立公益服务站点时，前期走访宣传、活动室布置、书籍整理等工作都是大萌一手操办，当然体力活主要是我们几个大男人与几个志愿者。又因人数较多，她便在村委会抢走了我的单身房间，我只得与大家挤在大通铺上。大萌的出现，让我们这群“大老爷儿们”中多了许多精致、干净。当然，较为邋遢又爱抽烟的老蛮和我就是她的重点打击对象，她经常对我说：“老陆啊！你这个烟们怕是不要抽咯！”
2016年国庆，我厌烦于村上的一些小斗争，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机构的发展上，趁着国庆假期，带着公益机构开了六天会，总算说服了所有人，重新修订了机构的章程和各项制度，也定下了发展改革的目标。在国庆的最后一天，却在昼夜温差近20度的镇上病倒了。那次感冒来的猛烈，去的缓慢，加之每天夜里冷、中午热，反反复复、昏昏沉沉。大萌边每天陪我去卫生生院输液，盯着我吃药。
在后来的返乡青年论坛、大学生村官与公益机构交流论坛等重大活动中，大萌一直都是公益机构这边的大管家。
机构里的“愤青”老邱，是一个学识丰富、综合能力较强的社工，作为一个安徽人，同老高一样，想把公益事业作为毕生事业，机构里大量的项目都是他在统筹执行。他干脆、果断，又性子急躁。大家还在纠结这个项目怎么办、这件事要如何做时，他便撸起袖子，动了起来。当年老蛮就是在老邱带领下去临县重灾区建钢构房的，所以老邱与各家基金会、公益机构都有较多联系。基本出去要钱、要项目、维持关系都有他的身影。
若说机构的负责人老高是机构“大厨”的话，老邱便是“二厨”，他做的徽派藕片，我屡吃不厌，就连炒白菜都能勾起我们较大食欲。曾经机构最困难的时间里，我们曾一度想着让老邱去开个小餐馆，作为公益企业的第一个尝试。当然他最让我们“愤恨”的一点就是，娶了我们当地一个年轻漂亮的妹子，真是让一群“单身狗”们恨的牙痒痒。
现在的机构负责人是阿东，一个憨厚的小伙子。是在2016年国庆时，我听说在邻镇的村子里还有一个当初机构培养的小机构，叫“爱心小站”，现在运行艰难。我便提议去看看，一则是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机构，就此放弃不管，着实可惜，二则是当时机构里缺人，想着若是能“哄骗”回来两个专业人才岂不更好。也正因为如此，在我调离那里，老高、老邱、大萌、老蛮也相继离开后，机构才能继续运行下去，虽然较为艰难。
到2017年时，我与他们、我的村与机构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我们在寒暑假招募志愿者开办免费的“夏令营”、“冬令营”，与昭通几所大学的公益组织合作，开办了系列留守儿童陪伴服务。那时候，他们一群意气风发、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带着孩子们读书、做游戏、辅导作业、畅谈未来。或在“忘情崖”畅谈未来，或者临时租借的民房里辅导学业、或走村串户了解每一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当然，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在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隔着手机羡慕不已。
分别是青春的主题曲，我们的分别毫无征兆，却又是必然，贫瘠的土地是种不出茂盛的花朵的，刹那的绚烂便已耗尽青春的积淀。2018年，我率先离开了。
回眸间，似乎已是千年，高老师走了，听说他去继承那庞大的家业了，但依然在做公益；邱哥走了，毕竟养家糊口的重担在肩；老蛮走了，之前在做滇约司机，近来听说在做共享单车；大萌走了，或许做个心理学老师更适合她吧；至于阿东，那个最憨厚的大男孩，在大家走后又坚持了五年，成了大家心里最有骨气的人。
是啊，那个最笨的小子，却是最有骨气的人。而他的身边依然围绕着许多可爱质朴的孩子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