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小时候，我与父亲并不亲，父亲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每天清晨醒来，看到母亲把饭做好捂在大锅里，忙着剁菜喂鸡、扫地挑水……。而父亲因为要忙于自己的工作，凌晨离开家，一直到月朗星稀的时候才回来。

父亲没有高大上的职业，他所谓的工作是去乡里开会听报告，再将文件内容传达给生产队。

父亲是个党员，1970年入党，是生产队的党委组长兼党组副书记，官职虽小却是尽职尽责。

青年时期他曾在所管辖的队支部报名当兵，经检验身体各项机能均已符合标准。在那个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红色年代里，父亲满腔热情、摩拳擦掌准备去部队大干一场。

谁想，走兵前些日子他双脚生了疖疮，尽管经过积极治疗仍不见好转，愈发溃烂到不敢下地行走。部队接人那天，还是队长找来几个壮劳力，用一块儿木板子将不能动弹的父亲抬过去的。领兵的瘦高个儿班长反复查看了他的病脚，一脸惋惜地摇着头。

为此，父亲未能如愿跨进部队大门。虽然兵没当成，好在他思想上进一腔热血，积极响应队里号召，热衷参与大生产运动，被队领导“慧眼识珠”发掘为可塑造“人才”。先发展为预备党员，后通过支部审核，由队书记介绍入党。至此，以人民利益为上，跟党走、听党话，成为父亲一生恪守不渝的目标。

我想，父亲的一生能让我骄傲和显摆的，是他听了一辈子党话交了半辈子的党费、为党的事业任劳任怨，是根正苗红地道的穷苦农民出身吧!

父亲与母亲成亲时家徒四壁，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家什儿都买不起。他不到一米七的身高，不算结实，甚至带些瘦弱体虚。因为人长的帅气颇有精气神儿，被母亲一眼相中，即便家里穷地揭不开锅，母亲也义无反顾选择了爱情。

别看母亲个子矮却生有一身蛮力。婚后，她怜爱父亲较弱的体质，将地里的重活苦活、大大小小繁琐的家务几乎都包揽下来，就连吃水，也大半由她肩扛手拎从井里弄回家。

记忆中父亲是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他擀面不会，烧菜不会，就连烧火也做地笨拙生疏，甚至连几句漂亮的话都不会说。他能干的是推着破旧的自行车，前面挂一个黑色提包，穿梭在家里与队里、队里与乡里之间，像一个旋转的陀螺。工作忙的时候饭都顾不上吃，母亲虽然嘴里嫌弃着他，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官忙活不已，却总是又偷偷心疼着他的胃。

因为父亲时常不着家，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大事小事都依靠母亲撑起，日子过得相当艰难。饭桌上有肉的日子屈手可数。每天清汤寡水除了红薯、饼子就是玉米糊糊，吃到我小脸儿发黄，见了就犯怵，心里不由得对父亲多了几分怨恨。

虽然父亲对外面的事尽心尽职，连年受到队里表彰，但他对家里的事及我的学习却混混浊浊并不上心。在那个念书不受重视的年代，我都读了几年小学他竟然不知我正念哪个班级。更没有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

生产队解散后，联产承包到户后，村里第一个以集体产业形式的铅字印刷厂落户村庄，父亲由村委指派担任副厂长一职，从此父亲又忙的两脚不沾家。尽管母亲嘴里叫苦连天，时常埋怨他心里没有这个家，但却并没有阻止父亲去参与热爱的事业。

那时候虽然家里生活明显的好上一大截。但是土地的提留款、我们的学费、爷爷的赡养费、人情世故、油盐酱醋等生活花销，仍需要一大笔钱来支撑。

由于父亲拿回家的工资有限，仅靠着几亩田卖的粮食养活着一大家子人，钱收的少花的多，贫穷压垮了母亲的清高。挣脱贫穷想法子挣钱，是母亲最想做的事。于是她想到了养猪。

养猪的事情说做就做。一开春，母亲就和父亲用借的钱从集市上抓来一头小猪仔，打算养肥了年底卖掉，卖的钱一来可以还上拖欠队里的债务，剩下的还能买些种子和化肥以备来年春耕之需。同时，过年要用的香火、正月里请客人吃饭要用的鱼、肉之类的费用也能从里面挤出来。母亲还高兴得承诺我们，等年底卖了猪，给我们每人买件新衣服穿着过年。我从母亲跳跃的眼神儿中看到了她对后续生活地祈盼。

有一天放学后我像往常一样要去剜菜喂猪，母亲着急的喊我让我跑去找父亲，让他去找个兽医来家里看一看猪，因为她发现圈里的猪精神不济喘得厉害。我不敢耽搁拿出龟兔赛跑的速度去寻了父亲。

等到我傍晚回到家时却并不见他的影子。母亲没做晚饭，发丝凌乱脸上带着哭过的痕迹正坐在院子里发呆。当看到我进门，隐忍的泪水又一次被卷起，眼泪迅速在眼眶里转动起来。原来因为父亲有事要忙没有及时请来兽医，猪死了。

没有了猪，一家人生活的源泉仿佛又一次被截流。天已经很晚了，外头的风不解人的忧愁，在院子里无休止地闹腾，折腾着猪栏上空的油膜纸啪啦啪啦地响。被母亲嚎叫着用棍子撵出家门的父亲，在夜深人静家里人都睡下的时候才敢摸索着进了家门。

猪没了，母亲燃起的希望瞬时破灭了，一家人又勒紧裤腰带过上了苦日子。

年底，大多过年要用的东西没钱买，糕点糖果之类象征性地置办了一点儿，还没等看清楚什么模样就被大人锁进橱柜，我们小孩子只能隔着柜子闻着香味儿眼馋着。

过新年，我没能如愿以偿穿上新衣服，看到小伙伴花枝招展疯了似的在大街上跳啊蹦啊，嫉妒的同时心堵得格外厉害，对父亲地怨恨犹如蹿起的火苗，怎么捂都捂不下。

父亲和我们关系的改善，是在他卸了身上芝麻绿豆大的官职以后，而那时候我已经要上初中了，貌似已经不太需要父亲的关爱。

那个时期我眼里的父亲才算是个真正的农民。他带着斗笠穿着肥大的衣衫，脖子上时常挂一根擦汗的毛巾，经常到田里搂地、锄草，喷农药，做着所有农人该做的事情。

闲下来的父亲开始帮母亲干地里的农活，也适当的干些家务，尽管干的不尽人意，时常丢三落四引来母亲地嫌弃，但我从母亲偷偷扬起的嘴角，以及不经意间流出的笑容里，看到母亲是欢喜的，她心里一定是乐开了花儿。

父亲除了关心家里的事也关心起我的学习，并且破天荒地出席了我的家长会。他貌似是要把这些年对我的疏忽亏欠找补回来。一时间也令我受宠若惊。

我的农民父亲，尽管退居“官场”后受无休止的琐事缠身，却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每年村里有征兵任务，他拖着不太灵光的腿，跑前跑后逐个的上门做动员工作，鼓励已到年龄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父亲游说他人的同时，自己提先做出表率。

1983年我哥的征兵年龄刚一达线，父亲就瞒着母亲将他的名字填到了村委的登记簿上，后又极力去做母亲的工作。为此两人争论颇多，期间有长达一两个月的冷相处。父亲的经典励志语是：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要做将才不做熊才。人应该及早确立人生目标，提早规划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想要什么，要朝着这个目标使劲儿，不能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撞。

这些过于白话通俗的言语，让我第一次高眼仰望父亲，原来他的世界并非荒芜，还装载着一些较为深远的东西。

新兵要走那天，明媚的阳光兴高采烈明晃晃地铺了一地，独自跳着疯狂的舞，丝毫不去理会人们揪心的离痛。

大哥穿着绿军装胸前扎着大红花神采飞扬，没有一丝即将离去的伤愁。相反的是父亲，他眼眶泛红，深邃的眼睛里早已蒙上了一层雾水，里面裹着一种不舍的痛，像心爱的东西将被夺走一样。我站在他的身旁，发现他趁着没人的时候，匆忙的把头扭到一边，而后用手朝着脸上胡乱抹了几把，样子极为狼狈。

送走大哥，父亲的世界空了一样仿佛成了没事可干的闲人。于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乐此不疲承揽了接做工的大姐下夜班的任务。我刚上高中那会儿，他竟还不嫌路远，蹬着自行车去县城的学校给我送过几次吃的及生活费，来来回回走了一百多里地。

腿脚勤快，有了空闲的父亲，似乎家里所有的大事小事儿都想参与。

大哥新兵连的时候曾捎信回家，抱怨冰天雪地里训练时间长力度大，因为吃不饱饭时常饿的前胸贴后背，情绪很不稳定。

父亲着急的背着母亲，偷拿了几百块钱和一些花生大枣爬火车去看大哥。不巧新兵连已下到山沟沟里集训，他又徒步去了山沟，当见到眼前那个清瘦笔直的青年，父亲喜极而泣，任凭眼眶的泪水泛滥成河肆意的在脸上流淌。

升腾的炊烟和流逝的岁月，将粗枝大叶的父亲熏染成一个极其心细且有烟火味儿的人，他像一棵正在张开的树，努力的抽枝开叶为我们遮风挡雨。

父亲耄耋之年除了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外，仍喜欢看新闻听广播。每天晚七点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必看不误。哪个地区突发洪水，哪个省份遭遇干旱，对这些关乎民生的事情极为上心。每每遇到天灾人祸，唏嘘的同时还鼓励我们捐钱捐物，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走出困境。

近些年父亲老了背也驼了，枯褐色的脸庞如皲裂的树皮，雕刻着岁月的痕迹。他的听力已经明显下降，视力也不及从前，好在精气神儿十足，身子还算硬朗。每次我们兄妹围坐一起天马行空聊古今、谈奇闻，他鞍前马后地服侍我们吃喝，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像旭日东升的阳光一样柔和。

去年是建党100周年庆典，地方政府为在党五十载的老人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勋章，值得骄傲的是老父亲也在其中。他抚摸着挂在胸前沉甸甸的奖章，那份至高无上的荣耀感让几近混浊的眼睛再次燃起篝火，连同眉梢一起染上红色，我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神采奕奕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