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河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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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
臧克家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每当我一读到臧克家的这首诗歌的时候，心中就会升腾起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来，因为，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在土里洗澡的孩子；我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现在都已经六十多了，早已经是一对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老人了，却依旧还在土里流着汗；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土里流完了一辈子的汗后，长眠在土里了。
本来，我也是要沿着他们的生命轨迹，完成与土相伴一生一世的宿命的，但我大学毕业后，二十四岁这年，却远离了我脚下的这片故土了。
在我离开后的前几年，我心中常常思念着的是我那既生了我又养了我的双亲；而后，我又开始拼命地思念着我那住了二十几年的家以及家里哪些虽然算不上很值钱却陪伴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物品；现在，我就是连长在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开始思念了，尤其令我思念到心颤的是我那家乡的那片黄土地。
虽然我去过的地方并不算多，但我还是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那就是：每一个地方的土的颜色和质地，与别的地方，都不尽相同。
就比如，咱们大家都知道东北是黑土地，尽管，这我并没有亲眼到东北去考察过，但我吃东北的大米吃得久了，也就知道了，因为，它几乎在每个袋子上都这样印着——东北黑土地。
今年春节时，我曾去深圳玩过几天，我发现这儿的土的颜色是红色的，记得当时，这是我特意从位于深圳海边的一个公园的一棵绿植下面扒开看了看后才发现的。
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做很奇怪？
我也说不清楚我这种古怪的行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的，反正现在我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去找一找，看看这儿有没有跟我家乡的一样的土来。
一来到上海，我就发现这儿的土跟我家乡的土很不一样，这儿的土，都是一疙瘩连着一疙瘩的， 看上去很硬，一点都不容易散开，而且颜色也是灰突突的那种。
我家乡的土，是黄色的，松散的，沙土。
我们通常称它为沙土面，沙土面的，这就是在形容我们这儿的土的土质就像人吃的面粉那样细腻。
它的土层厚度，大约在七至十米之间，因为我们这儿地里打的井的深度，就是这么深。
在这层厚厚的土壤上，从古至今，一共上演了多少场轰轰烈烈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没有人记得清楚，说得明白。
刚刚，我在网上查了下，查到我们县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夏朝初年，也就是说，我们这儿已经有长达四千年的历史了！
四千年的历史，不可谓不久远，不可谓不厚重，但古人所给我们留下来的可摸得着的历史遗迹，却一个也没有——可能我们这儿，从古至今，都是郊区中的郊区，荒凉中的荒凉吧，除了土，还是土，其它，啥也没有。
如果你经常去读咱们中国古代文人所写的诗、词、曲或小说的话，你就会发现，常常令他们发出无限感伤的一件事，那就是：古今多少兴衰事，最后都归为一把黄土了。
这正如曹雪芹所写，最后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历史，就像一条日夜向前奔腾不息的大河，它既不是均速度前进的，也不是加速度前进的，它时快时慢，变化规律令我们不好琢磨。
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从我们出生，到现如今，不过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却有幸亲眼见证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生活画面。
一个是基本继承了我国古代农耕时期原貌的农村生活画面；一个是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迅速崛起的城市生活画面。
且后一个正在以锐不可当的趋势，取代着前一个，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不要说中国的一线城市了，就是二线、三线、四线、五线，也都快要看不到农村了。
今天，我要努力去回想，并尽可能要完整记录下来的，就是打我一记事起，到我离开故土的这一、二十年来，我们家，以及我们整个村庄，以土地为生的日子，到底是怎样生活着的。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长大后，像我一样，以为我们这儿，从古至今，都只是一片黄土地呢。
其实这儿，一直生活着一群人，现在是，过去应该也是，一群虽然渺小，却也非常有必要，让我们一笔一画地给刻画下来的人。
一个人的生命固然短暂，不可以长存，有时候，他甚至连大自然中随随便便的一棵树都活不过，但他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是带着使命而来的，他对这个世界或深或浅的感知，或大或小的贡献，都应该被我们详细地给记录下来，以做为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食粮。
所谓以土地为生，是指我们平时的吃穿用度，一应大小开支，全部是靠地里建（收成）的那点粮食来支撑，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别的收入来源了。
在我们村，共有四个组，每个组所分给它每位组员的地的多少都不太一样，但也没有差太多。
我们家属于第二组，在我们这一组，大块地每个人能分到二亩，再加上大自留地、小自留地、荒地等杂七杂八的地都算上，最后每个人可能总共能分到二亩五左右的地吧。
我们家有五口人，一共是十几亩的地。
在我们这儿，通常一年是种两季的，一季种麦子，一季种花生。
在农历九、十月份，这时，地里的花生已全部都出完了，一眼望去，除了各家地里还剩下的一小片红薯没出之外，其余都是白茫茫一片。
这也是一年当中，土地母亲，唯一一次可以稍微喘息一下下的机会。
它一年到头，都没有闲着过，凡是落入它怀抱里的种子，无论是人们有意种下去的庄稼，或是人们千方百计想除掉却怎么也除不干净的野草，它都一视同仁地孕育它们，给它们相同的养分，相同的关爱，不分彼此。
可还没等它休息几天呢，人们就又开始让它劳作了。
他们先是用木锨刨一刨，看看这地底下的土壤能湿多远，如果刨了好几下子，都还看不到一点湿土的话，那这样子，直接种麦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得先浇地。
在我们这儿，干旱是一件非常常见的现象，一般它是从种麦子开始，就得浇，到第二年四、五月份麦子成熟，这中间至少得浇它个两、三遍的水吧；从三、四月份花生种上，到八、九月份收，也是需要浇它个好几遍的水。
记得在我还比较小的时候，我们村里，不管是谁家里，都没有买浇地的那套工具的，大家都是靠天吃饭，但那时候，好像也没见有什么大旱大涝的啊，也许有是有吧，只是我小，体会不到罢了。
直到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我家才买了车、水带、管子及水泵等，不过，是跟村里的另一户人家合伙买的，因为这套工具，全部都买齐的话，那得花不少钱呢！
可转眼之间，这套浇地的工具，就成了我们这儿各家各户所必备的了。
说来也奇怪，也正是因为我们这儿种地从此不再依赖天上的雨了，自那之后，天上好像也不再为我们下雨了，它年年都旱，感觉我们越浇地，它越旱得厉害。
有人迷信说，这是因为我们这儿的人，有人坏良心了，惹怒了老天爷，所以他才下令不给我们下雨的。
当然，这种说法不可取。
我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儿的生态系统遭到了改变的原因呢？但我地理没学好，我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在地上越浇地，天上的雨下得就越少呢？
这确实是真的，记得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大量浇地之前，一到了夏天，那天上的雨，它能下得把路都给淹了的份上——水深到膝盖。
可自打我们开始大量浇地之后，它就再也没有痛痛快快地下过那么大的雨了。
有时候，下是下了，但它通常下得不是时候，不是在我们急需要雨的春天下，也不是在容易干旱的夏天下，而是在我们根本不想让它下的时候下——出花生的时候，一下就淅淅沥沥地下它个三、四十天的，恨不得都把人给愁死！
我们这一片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莫名其妙地就一头给绕进了一个恶性的死循环节里面去了：越浇地，地越旱得厉害，地越旱得厉害，越浇地……
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有跳出来，所以，我们这儿种地，全部是靠浇，不浇就绝收。
浇地，这可不是一件好差事，它的苦，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说起了，况且，我们这儿又没有什么河流的，浇地，全部是靠抽地下井里的水。
而地下井里的水，哪怕是在酷暑时节，也能把你给冻得，浑身打哆嗦。
哪次浇地时，我们不是被喷了一身的水啊！衣服都紧紧地贴在身上，一贴就是一整天的，脚又是一直泡在湿哒哒的稀泥地里。
且在一块地还没有浇完时，即使是赶在吃饭的时间，也不能立刻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那管子里的水，立马就又（流）回去了，再次压上来，那不是又得麻烦嘛，更加耽误工夫！
所以，经常我们都是饿着肚子，从头到脚，又一直被凉水冰着，直到把一块地浇完。
但这还是小意思，更苦的是，人们急着要浇地，却没有井。
我们这儿，地里打的井不是很多，而人们说要浇地时，都要浇地，都挤在那几天。
人们为了把（占）到井，他们也是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想到了：有的人，半夜就起来，拿样东西把井口罩住；有的人，在上一家还没有把地浇完时，就把车开过来了，专门在那等着；还有的人，直接就搭夜（趁夜间）着浇了。
把要种小麦的地浇完后，就可以开始撒化肥了。
那些化肥、磷肥、钾肥、碳铵等之类的肥料，都是从集市上买来的，虽然我并不知道它们都是多少钱一袋，但我能感觉到，它们不会很便宜。
因为，我常常听到爸、妈念叨着说：“咱们还得准备钱呢，快该买肥料了！”或者说：“咱买肥料的钱，够不够啊？”
证明这不是一笔小钱，不然，爸、妈怎么会为了它，再三地反复念叨呢！
肥料买回来后，将它们拉到地里面，解开袋子口，往洗脸盆里倒一点出来，然后端着个盆子，一把一把地抓着去撒，要撒到每一寸土地上都有。
我记得，好像有一种叫做尿素的肥料吧，它有一股很呛人的刺鼻味，而且抓在手里面，手还会有一种很烫人的感觉。
待肥料撒完后，那些装肥料的空袋子不要扔，拿回家洗洗，晾干，收起来，以后好留着装小麦或花生用。
地里也不能只上这些买回来的肥料，还得上粪。
在我们村里，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或大门口附近，都会堆积着一个高高的粪堆或挖着一个深深的粪坑。
这里面的粪，都是他们一天一天地积攒，积攒了一年才积攒下来的结果。
有人粪、牛粪、羊粪、猪粪、鸡粪、鸭粪、鹅粪等现成的动物粪，也有平时人们特意往它里面扔进去的一些麦秸、花生皮、树叶等最终能欧（发酵）成粪的东西。
今年七月一日起，上海开始实行了垃圾分类。
现在，我每天去扔垃圾时，一看到那满满的几大桶垃圾，就感觉特别吓人，要知道，这还只是我们小区的一个点而已，且我们小区又不算大。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此推算，上海一天得产生多少吨的垃圾啊！
听说，浦东的那个垃圾处理厂，原先在刚规划的时候，人们本来还预计着它能用上个好几年呢，可谁知道，刚一建好，就发现它有点小了。
现在，城市里的垃圾，真是一件令我们十分头痛的问题，可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垃圾的。
现在，被我们叫着“湿垃圾”的垃圾，就是剩菜剩饭之类，那时候，我们家都是喂牛的，记得它每次都还吃得喷喷香！我们刚一给它端过来，它就一头扎进去了。
没有喂牛的人家，总归会喂猪，喂羊，喂鸡的吧，总之，人吃剩下的这些食物，都由我们家里养的各种动物来帮忙消化掉。
动物实在也吃不了时，我们就把它泼在粪堆上，久而久之，它就又变成粪了。
这些剩菜剩饭之类，它们本来就是从我们地里来的，最终，它们又回到我们地里去了。
它们只是在人间游走了一趟而已，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喂饱我们的胃的，使命完成之后，就又回去了。
现在，被我们叫着“干垃圾”的垃圾，虽然它不好定义，但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将好定义的“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等排除掉的垃圾，就是干垃圾。
干垃圾是最多的一项垃圾，我所说的每天看到的那好几大桶垃圾，基本上都是干垃圾。
它无非包括我们日常的各种塑料袋，产品外包装壳（可利用的纸箱除外），喝过的牛奶盒，地板上的灰尘、毛发，卫生间用过的纸张等。
那时候，我们在农村，几十天都可以不用花一分钱的，过的是真正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我们吃的是地里建的粮食，不需要买；我们喝的是地下的水，不需要买；我们穿的是自己做的衣裳、鞋子，不需要买。
那时候，需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只有男人抽的烟；烧锅用的洋火；吃饭用的盐、酱油、醋；洗漱用的香皂、牙膏、牙刷；洗衣裳用的洗衣粉等。
商品的种类也不是很多，你家里有的东西，我家里也有，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地里劳作，然后由土地母亲，赏赐给我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没有太多的额外产品、也就没有太多的额外包装——干垃圾。
那时候的干垃圾，如果硬要说有的话，也就只局限于那些在我们的院子里扫出来的树叶子，还有我们每顿饭烧锅后留下来的锅灰，而对于这些东西，我们的处理方式，也是将它们往粪堆上一扔，久而久之，它们也就都变成粪了。
至于我们那些从地里收割回来的庄稼，它们的种子，我们要么吃掉，要么卖掉；它们的茎和叶，我们要么直接喂牛，要么打成淀粉喂猪，要么烧锅烧掉，要么把它欧成粪，总之，它们都被我们给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浪费，也没有一点垃圾。
当时，土地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循环系统，我们所有吃的、烧的、包括给动物喂的东西，都是打它那儿来的，然后，经过我们以及我们喂的动物消化一番后，就又回到它那儿去了。
我们村村民的平均文化水平，可能连初中都达不到，很多妇女，包括妈在内，都是文盲。
可他们竟然有如此高明的智慧，能把自己从地里生产出来的产品，该吃的吃掉，该用的用掉，剩下的，就又把它们欧成粪，还给土地了。
撒粪，是和撒化肥同样的道理，不过，粪不能用手去抓，我们就一人拿一把钢叉，一钢叉一钢叉地去撒，也是撒到每寸土地上都有。
将化肥和粪都撒完后，接着就是犁地了。
犁地，是用一个犁子，将事先撒在地里的那些化肥、粪等肥料都给翻到地底下去，再将地底下的那些新的土壤，给翻到上面来。
它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疏松土壤。
在比较早时，我们是套着牲口来犁，由小毛驴、骡子、牛等，这些我都见过。
后来，就开着四轮车来犁。
地犁完，再在后面拉一个靶，横着靶一下，竖着靶一下，直到把地给靶得平平整整的，这样才好将（种）麦。
将麦，要用到一个工具，叫做“镂”。
一亩地该将多少斤麦种，这都是有讲究的，将多了不好，将少了也不好。
人们将已拌好的麦种倒在镂里面，然后，由一个人扶着，几个人来拉。
这项活计，一、两个人是干不了的，我们一般都是两、三家搁在一起干。
我很喜欢拉镂，我们拉镂的人，一人拿一根绳子，将它勒在自己的肩膀上，就像纤夫那样，吭哧吭哧地往前使着劲。
累则累矣，却也很开心。
因为我们常常一边拉着，又一边聊着天，开着玩笑，感觉就跟玩的似的，一会儿就能从地的这头跑到地的那头去了。
小麦将上一周后，基本上就能出苗了。
苗刚一出来时，远看着，它是绿油油的一片；近看着，它就只有一个黄黄的小尖儿。
这时，地里的农活，就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人们就待在家里面，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上一阵子了。
其实说是休息，也不能完全算作是休息，家里的活还是有的，只是不像地里的活那么重了，无非是坐下来剥个花生，或找点别的啥活干干。
可花生剥出来，到底是卖？还是不卖？要卖，啥时候买？因为这个问题，每年爸、妈都会纠结好久好久。
因为卖的时机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有时卖早了卖晚了，能差好些钱呢！
除了花生，后面我会写到，我们这儿还种蒜。
每年，卖蒜也是一样，感觉就跟赌博似的，卖得早也是一个赌，卖得晚也是一个赌，就赌谁的胆子大了，谁比较会算计，谁才能卖个好价钱。
在花生（或蒜）刚一下来时，通常是很便宜的，人们想着：“反正现在已经很便宜了，那我干脆就不卖了，再等等看吧，说不定以后会涨呢。”
可谁知道，有时候越等越便宜，最后，一年的东西，全砸在手里面了。
但有时候，东西一下来时，又很贵，人们想着：“现在都已经这么贵了，那以后还不更贵啊！我不卖了，我要等涨价，等涨更高的时候我再卖。”
可谁知道，涨着涨着就跌了，这时，他又后悔得不得了，天天唠叨着说：“为啥我没有早卖呢！要是早卖就好了。”
花生（或蒜）的价格，每年波动都很大，行情不知道都掌握在谁手里面。
有时候，人们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好不容易才建的那点粮食，却在市场上一文不值。
他们的苦，都不知道该找谁去说了。
不论是冬天，还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一日三餐，吃的也是简单到至极。
根本不用像现在这样，每天都要去市场上买菜。
每年冬天，我家里都会囤好多好多颗大白菜，有时候还有萝卜呢，它们都被我们埋在我家院子里一片空地上的一堆土里面。
每天吃的时候，直接刨出来一颗就行。
红薯窖里，又窖了满满一窖的红薯，我们要么烧着吃，要么煮着吃，要么囫囵着吃，要么砍成红薯骨碌（块）吃。
早上的主食是馒头，馒头都是家里自己做的，面香味特别浓郁。
我是吃面食长大的，一直到上大学，我都是吃面食，后来参加工作了，就很少吃面食了。
也不是因为上海这儿没有面食，这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
难道是我的味觉失灵了？还是怎么样？我现在就是再也找不到我家乡的那种面的味道了。
我感觉现在的面，白是白，细是细，但就是少了一种面味，令人吃上去，寡淡无味，味同嚼蜡。
因为这个问题，我私下里曾找过许多原因：是不是现在用的酵母不好呢？那时候，我们用的不是买的酵母，而是妈妈自己做的酵子发的面；是不是现在的面都是机器和的呢？以至于破坏了面粉的结构，那时候，我们都是手工和面，手工揉的；是不是现在都是烧的天燃气的原因呢？那时候，我们都是烧的地锅；是不是现在用的水的原因呢？那时候，我们用的是地下水。
找来找去，我究竟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在哪一方面出了问题了，反正我就是感觉到现在的面，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面了，它变了，变得我不再喜欢它了。
以前不用就菜，我就直接能吃下两个新做的馍，现在你再让我吃，面块就只会在我的上牙壳上来回打转的，我却怎么咽都咽不下去。
记得当时妈曾问过爸这样一句话，她说：“你说咱这馍，天天吃，咋就吃不腻呢？”
爸仔细想了想，他认为：确实是这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像我们的馍这样，对我们有这样持久的魅力。
你说当时的肉好吃吧？但如果你让我们天天去吃肉，估计我们也会受不了；夏天时，你说吃西瓜爽口吧？但如果你让我们天天去吃西瓜，估计我们也会腻。
只有馍，唯有馍，才能让我们天天去吃，也不会感到腻。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几乎没有任何零食可吃，但我们正在长身体的年龄，肚子经常会咕咕叫的。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经常拉剩馍吃。
你还真别说，这剩馍啊，它有时候比新馍都好吃。
我们嘴巴一咬上去，它会掉下来一粒粒白白的馍花来，沾得我们嘴巴上哪儿都是。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用就菜，就那样拿着直接就啃了。
但有时，我们手里会拿一块咸菜就着；有时，我们馍里会夹几瓣绿蒜；有时，我们馍上会抹一点豆森（黄豆酱）；有时，我们又不想吃干馍，想就点菜，但家里又没有，我们就在馍上挖一个小窝，放一点油盐进去，蘸着油盐吃。
中午，我们都是吃汤面条。
面条，原先是妈用擀面杖擀的，后来，我们家里买了一台小型的压面条机，就用它来压。
可以说，我不仅是吃面条长大的，也是压面条长大的。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项家务活，就是帮妈压面条了。
压面条比较费力气，它比烧锅要累。
烧锅，就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火苗就行，用妈的话来说，就跟歇着是一样的。
在我比较小时，都是妈来做，我来烧。
待我渐渐长大后，我也多少懂了点事，我知道心疼妈了，我看她每次从地里回来后，都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我不忍心再让她去压面条，我总是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压面条，你去烧锅！”
妈说：“好啊！这正好我也可以坐下来歇一歇。”
我又经常听妈说，面拌硬一点好吃，如果软的话，一到锅里就糊弄（成糊状）了，所以，我压面条时，又总是把面拌得硬硬的，干干的，水份特别少，握在手里面，都不能成团的。
其实这样压起来非常难压，况且，我们家这个压面条机，也不怎么好用，它总是爱往一边偏，导致我面片压得一边薄一边厚的，我怎么调也调不好。
每次压面条时，我都是又累又急。
所以，我经常会出一身的汗，特别是在夏天，我的脸上，全是汗珠子，两边的头发也湿了，身上的布衫，也跟水洗的一样。
面条锅里，夏天我们有菜下，地里种的有豆角、番茄、茄子、京菜类；冬天我们就没有什么菜可下了，一般是切一点葱花，用油盐腌一腌。
可就是这样如此寡淡的面条，我们也能吃得很香甜，呼噜呼噜地，一个人就能喝它个两大碗。
我每次往锅里添水时，都要添它个七、八大碗的水吧，这样做出来后，能盛十碗的面条，我们家五口人，正好一个人两碗。
晚饭，夏天我们一般不做，冬天，第一是因为冷，第二是因为冬天人比较闲，才做。
做也只是留（蒸）个剩馍，或者砍个红薯骨碌，反正从来是没有炒过菜。
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都不知道比以前好了多少倍了！就是在大冬天里，我们也能吃到绿色的蔬菜，可我发现，我们的身体，咋就不像以前那样好了呢？
私下里，我也曾去想过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有事没事就爱胡思乱想的人。
我想的是，这是不是现在我们吃油吃得太多的原因呢。
且不说现在我们吃肉比以前多多了，因为肉里面本来就有油嘛，现在哪顿饭我们不炒几个菜啊！所以，现在我们吃油吃得，比以前多得可不是一丁半点啊！
前段时间，在祖国母亲七十周年大庆时，我在电视或网络上也看了好几遍1949年我们刚建国时的片子。
看过后，我惊讶极了！
我发现那时候的人们，他们咋就那么精气神十足呢！
虽然，他们身上穿的衣裳都很朴素，人看起来也比较瘦，但他们那自内而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就是让人看着是十分有精神的样子。
我看现在，网络上都喜欢用“油腻”二字，来调侃我们中年人，我想，这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吧。
因为，你看看现在的我们，看着确实是比较油腻的，我想，这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吃了太多的油有关呢？
我们身上的油多得，都止不住往外冒了！
冬天，如果哪天我们嘴馋了，想改善一下生活的话，我们就跑到外面去换一块豆腐去。
那时候，每天都有走街串巷，来吆喝换豆腐的，是用黄豆来换。
我家每年都会种一点黄豆的，因为夏天时，我们要用它来做豆森。
物物交换，还是我们这儿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我们想吃什么了，或想要什么了，都是拿东西来换，而不是用钱来买。
冬天时，可以拿黄豆来换豆腐；夏天时，可以拿小麦来换瓜（西瓜），拿鸡蛋来换冰糕。
我们村子里的那些妇女们，如果她们一听到街上有摇着布郎鼓的来了，她们会拿着鞋底来换针、换线。
那些到我们村子里来做生意的小商小贩们，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农民，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平时我们农民手里，是没有啥钱的，但家里有的是粮食。
所以，他们就吆喝着说：“换豆腐喽，换豆腐……”或“换瓜喽，换瓜……”
他们从来都不会吆喝着说：“卖豆腐喽，卖豆腐……”或“卖瓜喽，卖瓜……”
那时候，小麦不仅能当钱用，还能当我们的粮票用呢！
我所说的这个粮票，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理解的那个粮票，在我们推行使用粮票的那个年代，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只听爷爷说起过，他说：“那时候什么都用粮票来买，面有面票，布有布票……”
我是指在我们上初中和高中时，我们都是给我们学校的火上兑的麦子，然后，他们再发给我们一些粮票，一斤麦子，等于一斤粮票，它们是对等的价值。
二两粮票，可以领一个馍，菜的话，也可以用粮票来买，二两粮票，相当于两毛钱。
即使学校里小卖部里卖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用粮票来买。
我现在想来，这还真亏了当时我们学校能想出这样的点子来，不然的话，估计农村的孩子，能上得起学的人，就更少了。
如果不是因为可以拿小麦来供应我们上学的话，爸、妈即使再有一万个心想让我们好好读书，他们应该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吧。
一到冬天，我们这儿办喜事的人就特别多，一般儿子结婚或闺女出嫁，他们都喜欢安排在冬天，特别是喜欢安排在快过年的那几天。
这是因为，首先，冬天大家都比较闲，办事能找到人；其次，冬天比较冷，买的菜不会坏，那时候又不像现在，酒席都是在酒店里摆，那时候，我们都是在院子里垒几个大的煤火台，找几个厨师来做，一做就做它个十几桌的，每桌的凉菜、热菜都算上，得有二、三十个盘吧；最后，我们这儿的人，要我怎么说呢，可能都比较会算计吧，他们之所以办事要选在快过年的这几天，那是因为快过年时，大家都不怎么馋了。
上文我说过，由于平时我们吃得都太简单了，所以要是哪一天，一听说要去喝咸水（吃酒席）了，那个个能馋得，都跟饿狼似的，盘子一端上来，一秒钟不到，全部给你扫光。
所以，一到快过年的那几天，在我们村子里的街上，每天都有娶媳妇的队伍和送亲的队伍路过。
在我还比较小时，我看到他们是在每一辆自行车上都绑着一朵小红花，新媳妇头上顶着一个红头巾，身上穿着一个红棉袄，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由她的兄弟带着。
他们又一路放着炮，浩浩荡荡地骑行在我们村子里的大街上，他们看上去都各个喜笑颜开的样子，这成了我们乡间一道很独特的美丽的风景线。
我们只要一听到放炮声，就知道是娶媳妇的来了，就会马上跑出去看，看新媳妇长得美不美，尽管这根本都看不到她的脸，看她娘家陪送给她的嫁妆多不多，等等。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接亲或送亲，早已经不再使用自行车了，前些年是开着几辆三轮车，现在都改成开着轿车了，也就是婚车。
新媳妇穿的衣裳，也不再是过去的红棉袄了，都改成穿白的婚纱了。
正好我在这儿提到了嫁娶，顺便我也想说一下，我们这儿为年轻人说媒、求亲的有关内容。
在我们这儿，年轻人定媒都比较早，如果他不继续读书的话，那等他长到十七、八岁时，家里就会拖媒人给他说媒了。
媒人先是安排小见面，又叫做看家，媒人领着男方及男方的一、两个至亲，比如亲妈，亲婶子等，去女方家里看看，让两个年轻人坐在一起聊聊，看投不投缘，然后男方再多少给女方一点钱（三、五百），意思一下。
如果投缘的话，双方有继续往下发展的意思，那接下来就是安排大见面。
这时候，女方得告诉男方，她家里共有多少家亲戚，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都算上，男方好给他们兜包的。
兜包，就是用一条毛巾，里面兜着一些好吃的礼品，比如罐头啊，糖果啊之类的，到时候，一个亲戚发一兜。
且大见面时，男方还要给女方一笔钱，这次数目就比较大了，要成千上万了吧，好像每家不一样。
这样一来，两家的亲，就算是定下来了。
每年过年时，两家也可以来回走动走动，这样好联络一下感情，也可以进一步了解。
到快要想结婚时，由男方选一个好日子，去告诉女方，这叫做“送好”。
若女方也认可这个日子，那双方办事就按这个日子来。
可我不知道从啥时候起，我们这儿，又盛行了一个很不好的风俗，那就是：女方在快要嫁入男方家里的头几天，她突然再开口向男方要一笔钱，且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如果男方不给，那这婚她就不结。
可男方的好日子早就定好了呀！亲戚朋友也都通知过了，办酒席的菜什么的，也都准备好了。
可以说万事具备，就差她这东风了。
你说这时候，她又突然来这一手！如果这时男方不把她给娶过来的话，那你说，他这不是丢人丢大法了吗？
所以，这时候，男方一般都忍了，她要多少就给多少，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了。
其实，女方突然要这一笔钱，也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她的娘家，要用这一笔钱为她置办嫁妆。
也就是说，男方家是最亏的了，他一是要娶媳妇，二是要打扮闺女，两件事，全都是由他一家来承担。
谁叫他生了儿子了呢！
以前我们这儿，计划生育抓得紧，人们又都有重男轻女的老观念，所以，导致儿子多，闺女少，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嘛，你要是不舍得花钱，可有人舍得花钱，到时候你家儿子打了光棍，那可怨不了人家啊！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都把闺女给抬到天上去了。
但我身为一个女人，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女人的一种侮辱，我们又不是商品，干嘛让他们这样砍来砍去地谈价格！
可还有的人家的闺女，竟以此骗人家的钱。
在我们这儿，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在大见面之后，如果是男方又说不愿意了，那大见面时他给女方的钱，就不能要了；如果是女方又说不愿意了，那大见面时她拿到的钱，要退给人家男方。
在我们村子里，有一户人家的闺女，她一连定了好几个媒，最后都是人家男方说的不愿意，结果，钱都没有退成，都是她落了。
也不是她长得不好看，或傻什么的，人家才说不愿意的，她其实长得还挺漂亮的，又很聪明，她就是为了骗钱的，才故意做出一些让男方觉得很不爽的事情来，故意逼人家主动说出不愿意。
这种现象，现在应该没有了吧，就是在当时，也是少数中的少数，极个别的人才会那样做，一般人家的闺女，还是以好好过日子为目的的，不是为了钱。
在我们这儿，生男孩和生女孩，最大的区别就是这点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都是怎么想的，生男孩比较花钱，他们还那么喜欢男孩，生女孩不但不花钱，还赚钱，他们还不怎么喜欢女孩。
还有个区别，就是女孩的失学率比男孩高。
那时候，在我们这儿，家长的功利性都不是很强，对孩子的读书，大部分的人都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
能读就叫他读，不读，就让他趁早回家，把他的人生大事给他办了，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小日子过去吧。
因为大人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嘛，所以小孩子也没有多少压力，又能有几个小孩子，是真正地喜欢读书的呢！
所以，他们一般都是读到初中，就哗啦哗啦地，一波又一波地下学了。
但如果一个家庭里，真的出了那么几个都喜欢读书的孩子，那这也是一个灾难。
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让谁读？不让谁读？
在家长两难的抉择中，通常被牺牲掉的就是那个性别叫做“女孩”的人。
在我们家，爸是按照谁有本事考上谁就去上的原则，这在当时，不是通行做法，而是另类。
我有一次，就听到爸的一个朋友（他是我们村上的人），爸当时好像是在跟他说我的成绩不错吧什么的，他听后，很随意地说了一句：“娟她是一个女孩，你还让她上……（后面他没说下去，因为我走过来了，我猜他可能要说，你还让她上那么高干嘛啊！）”
以我们家当时的条件，还有以我的性别，我都是一个应该早早回家，不要去继续读书的人。
现在，都说女孩子要富养。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从来没有富养过，因为当时家里穷，父母即使想富养我，也富养不了呀！但现在我认为，爸、妈其实一直都在富养我，他们能让我上学，这对他们来讲，已经算是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对我最大的富养了。
过年时节，是我们这儿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
这时候，再穷的人家，也会买肉，买黑笋（海带），这两样是我们这儿过年的必备品。
我们这儿的肉，不腌，不晒，不熏，不炸，是煮。
煮好之后，把它放在一个五升盆里（瓦盆），然后再用煮肉的水，来煮黑笋。
那时候又没有冰箱，但过年时候都比较冷，肉不会坏，黑笋也不会坏。
我最喜欢吃黑笋了，但也只局限于小时候我家里煮的黑笋。
现在，我再见到它，它不叫黑笋，改叫海带了，换了个名字，也换了个口味，我不喜欢了。
大年三十的傍晚，我们这儿要贴门神和门对子，除此之外，还会在粮食囤上、车上、压井上、柜子上、锅台上、门口的树上等，也贴一个红纸条，上面写着相应的一句吉利话，比如“年年有余”、“出入平安”、”清水长流”、“出门见喜”等等，以预示来年的日子，幸福美满。
过年时节，也是亲戚朋友联络感情的时候。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联系得比较紧密的，不像现在这样，大部分都是点头之交。
同一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有三种关系：第一，父母；第二，兄弟；第三，邻居。
父母，基本上不跟小孩住在一起，都有自己的院子，自己的地，他们经济上是互相独立的，没有任何瓜葛。
但两家又离得不远，统共我们一个村也没有多大，谁家要是有事了，立马就知道了。
比如我们和奶奶家。
要是妈去走亲戚了，爸就带着我们三个到奶奶家去吃饭；要是爷爷想吩咐爸为他办点啥事，他直接就来了。
平时，我们家里要是改善生活了，其实，我们能改善啥呢！一年到头，我们都是那样一成不变的吃法，顶多就是地里种的什么鲜物刚下来了，我们会第一个给奶奶家送过去，让他们尝尝鲜。
爸虽然很少因为去买菜而赶集，但如果他要去集上办点啥事，他会特意到奶奶家里去一趟，问问他们，需不需要他从集上带点什么东西回来，因为爷爷年龄大了，赶集什么的不方便。
我们就是那种，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亲情还是能摸得着的。
兄弟之间，平时如果没啥事的话，也没有见有多亲，感觉就跟个邻居差不多。
但一有事了，就能显示出来谁亲谁近了。
大哥结婚盖房子，爸从头到尾都会去帮忙，盖房子是他人生中的大事，如果连亲叔都不到场的话，会被人家看笑话的。
我写《姥姥》那篇，无论是第一天我们给姥姥去烧纸，还是后来我们给姥姥过三年，爸找的人，都是大伯家的。
尽管，爸无论找我们门里头的谁，他都会去，但他还是会条件反射般地先从他最近的着手。
也不光我们这一家，我们这儿所有的人，一有事了，都是这样的做法。
邻居之间，地里的活不忙时，他们可以坐在一起喝个酒、打个牌、聊个天，农忙时节，谁家的活要是做不过来时，他们就去帮个忙。
我们家里或地里要用到的东西，都可以找门口的邻居去借一借，因为谁家也不可能把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买齐吧。
在农村借东西，这再正常不过了，他们连做饭用的盆子都能借。
要是哪家的儿子要结婚了，那他周围一圈人家的盆子，都得贡献出来。
等一办完事再还过去，有时，还会顺带着带回来一、两碗剩菜的。
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们是真节俭，连办酒席之后的残羹剩汁，我们都不舍得扔，都会收集起来，吃掉。
我们家的三轮车，一到冬天，爸就摇不响了，我们就经常把它推到村子里的大街上，因为那儿有个下坡，可以顺势将它推响。
我发现，只要我家的三轮车一出现在街上，那些本来站在街上玩的人，或路过的人，哪怕是裹了脚的老奶奶呢，都会马上围上来，帮我们一起推。
这么多年来，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会看到后故意躲开的，这也是最最令我感动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情意，就是这么真！这么实！这么深！
过年过节时节，亲戚之间，我们会互相走亲戚、送礼。
八月十五是送月饼，过年是送果子，这两样是必备项，也可以送一些可选项，想买啥买啥，随意，只要他们喜欢就行。
等年一过去，大概是在正月底或二月初时，人们就又开始忙着下地干活了。
这时小麦地里会长一种叫着浩浩括（我不知道它的学名）的草，我们得弯下腰来，或蹲在那儿，一棵一棵地将它除掉。
现在正是小麦开长的季节，最好再给它施一次肥，要让它吃饱喝足了，才能长得快。
要是旱的话，又得浇地了，还要打药，一宗接一宗的活，就来了。
到麦子差不多快要出穗时，我们又得在麦括（麦茎）里俺（种）花生了。
俺花生，是用一把锄头，一个人负责在地上奔（锄）出一个小坑来，一个人负责往这个小坑里去丢三、四粒花生米。
一般是爸、妈负责来奔，我和大弟负责来丢，我们两个人一组，一趟一趟地来俺花生。
俺累了的话，我们就坐在地头上歇一会。
有次，在我们歇着时，我问爸：“我们这一次就丢进去了三、四粒花生米了，那它到最后能结出来几个果呢？”
“少的话，结五、六个吧；多的话，结七、八十来个吧。”爸说。
“这么少呀！”我感叹道，其实我这也是明知故问，因为我身为一个农民的孩子，从小就跟着大人下地，怎么会不知道，一颗花生，能结出几颗果来呢？
“那我们还种它干嘛啊！”我又傻乎乎地说，“这还不够本呢！”
“那不够。”爸说，“要是把上的化肥钱，浇地的油钱，打药的药钱，再加上我们的功夫气力钱，都算上，那这哪里够啊！但不种地，我们又能干啥呢！”
那时，我才只有十来岁，就能看出来种地没意思了，爸不可能看不出来，我们村里的人们也不可能看不出来。
可他们为啥还那样执着地要种地呢？可能就像爸所说的吧，不种地，他们不知道要干啥。
大概在花生长到碗口那么大时，也就是在农历的四、五月份时，就该收麦子了。
这时候天气特别热，再说，那时候又没有自动收割机的，都是靠我们人力来收。
用镰刀割？
这倒也不至于，那样太弯腰了，我们是站着用一个小铲来墙（割）的。
墙倒之后，再用车子拉到场里面。
在场里面，还需要走很多很多道工序呢！
先是将麦子在场里摊开晒干，然后再开着一辆三轮车或四轮车，后面拉一个石磙，来撵场。
撵几圈之后，再用叉一叉一叉地把它们挑起来，这样上下来回抖动几下，将麦粒从麦秸杆上给抖动下来。
然后再翻过来，再撵。
一般要撵它个三遍场，起三遍场，一粒粒的麦子，才能从麦秸秆上全部撵干净。
我们再将上面的麦秸杆，用叉挑走，在场里选一块地方，在那儿垛一个圆形或方形的麦秸垛。
再把下面的麦粒给聚拢到一块，然后拿一把木锨，看一看风的方向，来扬场。
最后，麦糠落在一边，麦子落在一边，它们就骨肉分离了。
再把扬出来的麦子摊开，狠狠地晒它个几天，直到晒得，拿一粒麦咬开后，里面全是白白的面粉，感觉没有一点水份了。
每年，我们家麦子的产量还是挺乐观的，一般一亩地我们能建它个七、八百斤吧，也就是七、八十来个化肥袋的样子。
要是我们家十来亩地都种上麦子的话，那一年我们就能建它个一百袋左右了。
而我们家吃的，是很消（少）的，一般我们家连人吃带喂牲口带喂鸡，一个月才能消耗掉三袋的麦子吧。
所以，温饱问题，在我们这儿，早就解决了。
在我上学时，那时候还需要交公粮的，我也曾跟爸去交过一次，那次，是因为妈从麦秸垛上掉下来了，摔住了腰，她没办法跟爸去的，就让我和大弟跟爸去了。
我不记得我们一个人大概需要交多少斤了，反正我们一家五口人，再加上爷爷家的三口，我们拉了一三轮车的麦子，应该有十来袋吧。
那交公粮的场面，真是把我给吓死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一个乡，一共有多少个自然村，那几天，所有这些村子里的人们，都过来交公粮。
他们要么开着三轮车，要么拉着驾车，队伍排得就像一条长龙，从粮管所门口，一直排到几百米开外。
我们早上去的，到天黑才回来，人实在太多了！
看来我们这儿的人，都还挺知道爱国的，凡国家让他们交的东西，都很积极配合。
那天回来后，队里又奖励给了我们好几斤小麦，因为我们交的小麦，被评为一级，又饱满又干燥。
这还用说吗？我们在交之前，都是特意晒过的，交给国家的粮食，不能掺假。
以前，花生是交油料的，后来又改为交钱，再后来，国家就为农民取消了这项义务了，现在，不但啥都不用交了，种地还有补贴呢！
这真是沧海桑田的变化啊！
花生地里的草，不要太多！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割，都割不尽。
现在，我都有多少年没有再见它们了，竟有点想它们了，虽然我不能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来，我却怎么也忘不了它们那美丽的样子。
它们开的花，都特别鲜艳，有红的，粉的，白的，黄的，蓝的，各式各样，让人看着很养眼。
我想，这也算是上天对我们农村孩子的一项特别馈赠吧，他知道，既然给不了我们很丰盛的物质享受，那就给我们很丰盛的精神享受。
这些草，有的是牛爱吃，有的是羊爱吃，有的是猪爱吃，我们割掉后，都把它们带回家。
现在，我也终于知道为啥这些草我们怎么割都割不干净了，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从地里来的，经过我们的牛、羊、猪消化一番后，就又回到地里去了。
夏天时，老天爷偶尔也会赏赐给我们一场雨的。
现在，我在南方待久了，特别是去年，我对雨恨之入骨，因为它一下就连着下个没完没了，整整一个月，我们都没有看见太阳。
正好去年又上映了一个动画片，叫做《流浪地球》，我看就有人在网上调侃说，我们来拍一部《流浪太阳》吧。
还有人在网上留言说，上一次见到这一天文现象（看到太阳）是在2018年11月29日。（这个日期是我随便编的，记不住了）。
很多人，纷纷发朋友圈说，真是羡慕太阳公公啊，它可以休六做一。
如果我们一看到有一个晴天，就马上带着孩子去公园玩，好像就生怕它跑了似的，而后又马上发朋友圈说，难得太阳公公出来上班。
现在我这么讨厌雨，可我是不是忘了，以前，我对雨是多么地渴望啊！
不光我，只要是我们这儿的人，不管是谁，都对雨渴望，特别是渴望春雨，渴望夏雨，渴望种麦子的时候能下一场及时雨。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这人从小就比较擅于观察人的面部表情，以探索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看到人们都非常渴望下雨，要是天上能下了一场小雨的话，他们就会自言自语地说：“下大一点吧！再下大一点！”
我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上捕捉到这个信息之后。
我就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说：“老天爷啊，老天爷，求求你了，快点给我们下大一点吧。”
这还真是奇了怪了，它本来下得还挺小的，沥沥淅淅的样子，可我就那么一说、一求，哗地一下，它就下了一阵比较大的，就像特意是为了来响应我的请求一样。
我欣喜极了，蹦着跳着去对妈说。
妈让我再求一次，我就那样又双手合十，然后又下了一阵比较大的。
妈也觉得很神奇，她把我拉到爸身边，对爸说：“你看，娟一求就灵！”
然后妈又指着我说：“你快再求一求！求给你爸看看。”
于是，我又照做一次，又下了一阵比较大的。
现在想来，那肯定是凑巧了吧。
我们家里没有人信神，爸读过书，他只信科学，妈没有读过书，但她也不像我们村里的有些妇女那样，去信主。
我不知道她们信的主，是耶稣呢？还是安拉呢？反正她们会念经，也会唱歌，那时候，我也没有仔细去听，不知道她们唱的都是啥。
她们信主的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她们自己会说：“我现在信主了，我不能骂人了。”
我们这儿，去信主的人，都是女的，没有一个男的，而且，都是身上稍微有点毛病的女的，她们信主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身上的病，快点好起来。
当然，也有那么一、二个，纯粹是为了信主而信主。
妈这辈子，虽然她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我最佩服的人就是她，她有自己的一套信仰的。
她说做人一定得拿一颗好心，然后请（语气助词，没有实义）大胆地往前走了，一点事都没有。
她的意思就是，人必须得心好，不能做坏事，不能总是想着去占人家的便宜，如果你恰恰相反，那么，头上有老天爷看着呢，你就会不好，就会遭到报应。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其实做起来没那么容易，因为是人，多少都会有点见利忘义的毛病的。
可妈这一生，她都在认真地执行着她的这套信仰。
她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会留意观察身边的人，她发现，凡是那些心不好，或喜欢占人家便宜的人，最后，都不好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村上有一个妇女，就特别喜欢占人家的便宜。
那时候，一有扯鞋面布的来了，我们村里的那些妇女们，就立马围上来，这个扯几尺，那个扯几尺。
可有个妇女，她扯就扯呗，还会偷！
她趁人家一不注意时，就毫不心疼地哗啦哗啦地扯了好长好长一截子，藏到自己的袋子里面去了。
其实人家扯鞋面布的也不傻，他怎么会看不到呢！可当人家找她要时，她却一口咬定说那里面装的不是他的鞋面布。
那人说：“要是呢？”
她说：“要不是呢？”
那人，最终还是没有底气的，因为他单独一个人来我们庄上做生意，他怕弄不好，万一我们庄上的人打他呢。
但妈私下里就很不喜欢她这样的人，妈说：“人家一个人做一点小本生意，也挺不容易的，你一下子就给人家偷光了，还叫人家咋活啊！”
妈还不让我跟她的闺女在一起玩。
后来，我出来了，再次听妈说起她时，妈说的是他的孩子都结婚好些年了，却生不出一个孩子来。
妈说：“人要精三分，傻三分，再给儿孙留三分。”
也就是说，人不能精过毛（头）了。
妈还跟我说：“人要克朗头（心胸）大点，因为，过日子比树叶还稠，有时，咱恨不得连针尖对麦芒的日子，都要过，要是克朗头不大点，那还不早就被气死了！”
妈又跟我说：“不能浪费粮食，上头有老天爷看着呢！不然会遭天谴。”
小时候，我们一看电视，总喜欢把声音开得老大老大，每次都嗷嗷叫似的。
回回妈都会过来说我们，她说：“关小一点，这时候，不定谁心里是啥味呢！有的人家，因为计划生育罚款，还心里正难受着呢，你们开这么大，人家能不烦吗？”
这就是妈的一套信仰，也是我从妈那儿继承过来的做人准则，也是她除了生命之外，赠送给我的最大的一笔财富！
我因此受益无穷。
有时候，我会回头看看我走过的人生，我发现，有很多次，我都跟死神擦肩而过过，但最终，我又化险为夷了。
我不敢说，我以后的人生，就会有多好吧，因为，谁也不敢说明天的事，但我会活得很笃定，只要我能把握住我自己该把握的，我就不怕上天会主动来找我的麻烦。
我们这儿，夏天下雨时，特别美！
那天，我正好又在地里，我被雨后地里那美丽而又清新的景致给惊呆了。
那时，地里的花生正开着黄黄的小花，玉米刚想吐出穗来，突然一场雨来。
它们这些庄稼啊，个个看上去似乎比我们人还兴奋，都纷纷张开双臂拥抱着。
它们在雨水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之后，伸展着腰肢，碧绿得一尘不染。
我呆呆地欣赏着它们，这时我的耳朵，分明就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些庄稼们都咕嘟咕嘟喝着这从天而将的美酒的声音。
拔苗助长的故事，我们都听说过吧，都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如果你在下雨天的庄稼地里待过之后，你绝对相信这是真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天能做到。
那天，我的耳朵，确实是听到了两种声音的，一种是庄稼们都咕嘟咕嘟喝着美酒的声音，还有一种是玉米咯吱咯吱往上拔节的声音。
到花生快成熟时，我们要经常下地逛逛的，勤看着点我们地里的花生，不然，会被人偷。
虽然，家家户户都有地，谁家地里不会种花生啊！但有的人，他就是手贱，喜欢偷人家的。
要是谁发现自家地里的花生被人偷了，因此而骂街的人也有，他走街窜巷骂也就算了，他还会嫌这骂得不过瘾，而后他又跑到我们村的大喇叭那儿去骂。
他一骂就骂它个老半天的，什么难听的话都能骂出来，反正我学也学不来，这辈子，我没有学会骂人。
八月十五时节，我们就该出花生了。
出花生时，是我们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我们至少得在地里忙它个两、三个月的吧。
而且，我们还要在场里搭个安子（帐篷），夜里，爸就住在那儿，看场。
这时，各家各户的男人们，夜里都会住在场里头，守着我们场里收下来的那点花生，与天上的星星为伴，与地里的昆虫为伴，与已埋在土里的先人为伴。
这时候，妈的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得到的。
她通常半夜三点就起来，因为我们上初中时，就开始住校了，根本为家里帮不上一点忙。
而我家里那十几亩的花生，都是只靠爸、妈两个人，一钢叉一钢叉地给掘出来。
想想看，他们得掘多久啊！
季节在那搁着呢，掘太慢了不行，后面还得等着种麦呢！
所以，为了赶时间，妈通常三点就起来，她把牛喂一喂，把饭做一做，天一明，她就下地了。
她到场里之后，再把爸叫起来，让爸回家吃饭。
妈这样弄了几天之后，爸就有点受不了了，他对妈说：“你这样子弄法不行，天一明就叫人吃饭，我哪里能吃得进去啊！”
但妈一直坚持这样，她是牺牲了她自己的睡眠时间，来换取更多的出花生的时间，来换取我们更多的读书时间。
其实，她完全也可以像我们村里很多人家的妇女那样，让孩子们早早地下学，这样，多少能帮家里干点活，她也就少累点。
但她没有，她宁愿把自己累死，也要让我们去读书，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没有累死的。
妈太伟大了！虽然她一个字都不识——这句话我反复强调过，不是因为别的，是我觉得，一个人的伟大与否，有时候，与他文化水平的高低，真的关系不大。
跟妈相比，我虽然读了那么多书，但我一直觉得，在她面前，我就是一个矮子，她就像是一座高山，需要我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仰望！
每年，我家花生的产量，也挺乐观的，打它个七、八十袋，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一个字——穷。
我们穷到什么份上呢？
穷到一个月十几、二十几块钱的电费钱都需要省下来的份上。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非常渴望拥有一双“回力”或“双星”的运动鞋。
那时候，我们都是穿妈妈给做的千层底的布鞋，很少穿买的鞋子，但看到有一些同学穿了，我和大弟也想拥有一双。
爸看在眼里，他去给我们买了。
但他令我想不到的是，他只买回来了一双绿色的双星鞋，号还特别大，39的。
我不知道他这是为大弟买的，还是为我买的，因为那鞋子又不分男女的，我们俩都能穿。
我感觉他是为大弟买的吧，因为我不可能穿那么大的号，可他却给了我，让我穿上了。
那时候，我只光顾着自己高兴了，我却没有去关注一下大弟心里是什么滋味。
我从初三考上高中时，我英语成绩是各科中最高的，考了96分。那时候，英语好像没有听力，或者有，但都很简单，可到了高中后，就有听力了，而且比较难了。
我发现我的听力不行之后，我在心里想着：“我必须得拥有一台录音机，我要每天练听力。”
那年放寒假，我坐在我家堂屋里剥花生，我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因为，那时候的我们，可不像现在的小孩子，可以随随便便地张开向大人要东西的，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张口。
第一是因为，当时我们小孩子都很懂事，心里都非常清楚，家里没有多少钱，大人都挺不容易的。
第二是因为，我们小孩子和大人之间，都比较有距离感，特别是我们跟爸之间，距离感特别大，我们一般都跟他不怎么说话的。
我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才对爸说：“爸，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啥事？”爸问
“我想要一台录音机，练听力，因为以后英语考试，听力占的分还挺多的，我听力不行。”
“那得多少钱啊？”爸问。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给我买了这个之后，我一年都不会要衣裳了。”
当时，我下的决心真的很大。
“你说不要衣裳啦，这怎么可能呢？马上夏天就要到了，你说你能不穿凉鞋吗？再说了，这又不是你一个了，给你买了，要不要给你弟也买一个？”
爸的意思很明显，他不想给我买。
我只能把泪水往肚里咽。
但其实我的话，爸还是听进去了，他背着我，偷偷向二哥打听，问一台录音机多少钱。
二哥告诉他：“二叔，录音机买是买得起，但用不起，一反一正它就能耗两节电池。”
爸回来后告诉了我，他那意思就是，不是我不想给你买，是咱们用不起。
我也只得认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还是咋地，反正自从那之后，我就不喜欢学英语了，高中三年下来，我英语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到高考时，英语150分的总分，我只考了90，它给我往下拉分拉得不要太多啊！
待我们将地里的花生全部都收回家后，又进入了下一个年的轮回。
日子，虽然一天天地重复着，一年年地重复着，但有时候，它也会悄悄地改变着。
在我们这儿，地里最大的变化，就是种麦子的人家，一年比一年少了。
在我们村里，大部分人家，都跟我们家一样，麦子是吃不完的，而卖又卖不上价格，它实在太便宜了。
而种麦又那么麻烦，又要浇地，又要施肥，又要打药，又要收的，到最后，都是瞎忙活一场。
所以，干脆他们就不种麦了，宁愿让地在那白着，撇春地。
撇春地的话，来年的花生，产量就会高一些，因为一年只种一季嘛！
后来，又不知从哪一年起，大概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吧，我们这儿，又突然刮起了一阵“白”风。
就是白色的塑料薄膜污染。
这时，各家各户的花生地里，盖的都是薄膜，一块一块的，看上去就像为土地母亲穿上了一件白衣裳。
我在前文，还在为我们这儿自有的一种生态循环系统而骄傲着，现在，我再也不敢骄傲了。
因为，我亲眼看着，人们将那些带着塑料薄膜的花生秧子，打成淀粉，喂猪。
猪吃了后，死了，它的肉，又被我们吃了。
不知道大地母亲会不会哭着说：“谁让你们多此一举，硬要给我穿上这身白衣裳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的胃口虽大，但消化它们起来，也是很难的，需要的时间，估计比你们的命都长！”
因为我们这儿，从此之后，小麦子种的少了，但地里也不能只种花生一样啊，所以，人们就又开始种蒜了。
蒜也是挺麻烦的，它比小麦和花生都麻烦，并且它的价格，更加不稳定，总是忽高忽低的，来回波动很大，人们的心情，也因此而跟着起伏。
我在前文中也提到过，以前我们，都是把那些麦秸秆啊，玉米杆啊，花生秧啊的，能喂牛的喂牛，不能喂牛的都烧锅烧掉了。
后来我们家，牛也不喂了，锅也不烧了，不光我们家是这样，我们村里的很多人家都是这样。
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两个老人在家，他们光照顾孩子和地，都够他们忙活的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畜牧业啊！
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许多，现在他们别说是烧地锅了，就是烧煤火，也没人烧了，都是烧煤气，或者烧电磁炉。
所以，那些东西，他们也用不上了。
那该怎么办呢？
不可能都欧成粪吧？那样得欧多长时间啊！
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把它们在地里直接点着，烧掉，还是又还给土地母亲了，但就是没有让它们去完成以前的使命。
我记得在2013和2014年的时候，上海，乃至全国的雾霾，都特别严重，网上有各种分析，其中有一种就是说跟农民们点这玉米杆有关系的，我想，也许是吧。
我打电话回家问爸，问他们现在还在地里点不点玉米杆了，爸说不点了，点的话，逮住会罚钱的。
现在我也不清楚，玉米杆他们都是怎么处理掉的。
最后我再说说我们这儿的卫生条件。
说真的，针对这个问题，我都不好意思开口的，因为以前，我们这儿是不洗澡的。
在我们这儿，有很多很多从外面领回来的媳妇。
她们有些是云贵地区的南方人，比我们要干净，她们有晚上洗脚的习惯。
因为她既然来了嘛，也就安心在我们这儿住下来了，所以，她也把她的生活习惯给带过来了，她要求她的丈夫，每天晚上一定要洗脚，如果不洗脚的话，不准上床睡觉。
她丈夫当然不肯听她的啦，我们这儿的男人，都有大男子主义，怕老婆的不多。
然后，他们俩就因为这事，每天晚上吵架，搞得我们全村都知道了。
当时，我们是用看外星人的态度，来看待她的这一习惯的，认为这简直有点荒唐得可笑。
因为我们这儿祖祖辈辈的人，除了夏天太热，干活干得一身的泥，才会用毛巾擦一擦身子之外，其余时间，谁还会天天都洗脚啊！更不要说洗澡了。
几十年来，我们从来都没有洗过澡，也那样过来了。
现在，家家户户房顶上都安着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已经成了他们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了。
那些我们以土地为生的日子，我还有很多很多内容，没有写到，它太多了，我是写不完的。
因为，我就是长在那片黄土地上的一个人，就像长在它身上的一株草那样，我对它的眷恋，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现在，随着时代的浪潮， 我离开了那片土地，移植到了上海，并且，我又在这里扎了根，还发了两只小芽（指我的两个宝贝），将来我的后代，将与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不会有任何关联了。
一想到这个，我就非常心痛！
但我也非常清楚，我们的社会是进步了，它也必须得进步，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如果人家都在搞高科技了，我们却还抱着过去的原始的低级的农耕生活不放的话，那他们踩我们，不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吗？
所以，我接受农村渐渐从我们眼前消失的事实，虽然它的苦，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它的好，也有很多很多！
我想把这分美好，写成文字，永远存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但我发现，一不小心，我又写成凄惨的啦！
不知怎地，只要我一写农村，就会不由自主地悲从心中来，也许，这就是农村的主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