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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春风，感受四时变化，江湖夜雨，阅尽人间沧桑。一道古长城，承载了太多的历史风云变幻。
一
清明时节，陕北气温刚刚转暖，春风吹过之处，桃花杏花李子花含苞待放。
除去祭祖扫墓之外，寻访塞上古长城也是此次清明回老家的另一个重要行程。拜祭过后，就在晋陕蒙民间史志研究专家老蔡兄的陪同下，前往大柏油堡寻访明长城在神木的遗址。
塞上，塞指边界上险要地方，塞上指军事位置重要的边境地区。明朝时期，陕北即塞上，地处蒙古与内陆交接之地，是河套外蒙古骑兵南下掳掠的交通要道，因此成为西北边防重镇。作为防御蒙古骑兵的边墙也就自然被大规模筑建起来。
陕北的明代长城历史上归属延绥镇管辖，大多数也是延绥镇设立后所筑建，延绥镇是明朝北部九边重镇之一，总兵初驻绥德州，今陕西绥德县，成化以后移治榆林卫，今陕西榆林市。管辖大边东起黄甫川堡，今陕西府谷县黄甫乡，西至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全长880多公里，在大边南侧另有“二边”，东起黄河西岸，今陕西府谷县墙头乡，曲折迂回，西至宁边营，今陕西省定边县，与大边墙相接。
所谓大边就是外长城，二边即是内长城。目前延绥镇长城遗址多以大边为主，但已经无法看到连续绵延的边墙，有些遗迹被积沙掩埋，有些地段被推平做了公路，个别地方有营堡存在，现存最多的是一些夯土墩台和敌楼遗址。
从上图看题看出，延绥镇长城沿着明朝边境而建，多以山梁高台和险要之地建堡，其余用夯土边墙连接，中间几百米修有墩台，以便屯兵报警使用。陕北长城的修建，延绥镇巡抚余子俊居功至伟，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巡抚余子俊在原隋长城的基础上筑起延绥镇长城，明长城横穿府谷、神木、榆阳、横山、靖边、定边六县区，有40个城堡，93个墩台，890个崖寨。
明史记载：延绥镇巡抚余子俊，四川青神县人，景泰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在部十年以廉洁奉公称。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苦筑延绥长城，史称“尽心边计，数世赖之”。弘治二年（1489年）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驱车出城，往县城西南走大约一个小时就来到了大柏油堡，有一段山路极陡峭，望之心颤，四驱越野车卯足劲才能勉强爬上去，很难想象，过去人们是怎样在如此险境修筑堡垒长城的，毕竟那时没有现在的搬运工具和建城设施。
我们寻访陕北明长城的第一站大柏油堡，是明朝延绥镇神木境内五座城堡之一。明中后期为长城要塞，常驻兵千人以上，担负抗击蒙古骑兵，守护边城内百姓正常生活重任。具体位置在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北至大边3里，至神木堡40里，西南距柏林堡30里，南至高家堡50里。大柏油堡成化年间初建 ，原属绥德卫，成化9年(1474)改属榆林卫，弘治2年(1490)增修，万历35年巡抚涂宗浚用砖包砌。据《榆林县志》载:“城在山上，周二里九十二步，高二丈。西、南、北门三，楼铺二十座，系极冲之地。”极冲之地，就是处在极为险要位置，属于军事关隘要地。
来到堡城旧址，可以看到现在正在恢复兴建旧时的鼓楼和庙宇，随着神木经济的发展，当地的百姓这两年积攒了一些收入，想起了过去的建筑，庙宇、戏台、鼓楼是他们能想到首先需要恢复的。
大柏油堡在文革中毁坏严重，城墙及瓮城城砖被揭，堡中鼓楼庙宇等建筑随后被拆，至今日方有村民恢复寺庙。村内百姓皆来自全国各地，仅大柏油堡村500村民就有姓氏二十多个，可见当年此地军户来源之广，移民涉及之远。
作为明长城连绵不断的复杂防御体系，这些长城的营堡都位于大边长城和二边长城之间，每座营堡负责一段墙体和相关墩台的瞭望攻守任务。实际上就是一种边防小镇，城里的军人是主体，但还有一些军人的家属，相应的有学校、宗教场所等，还有一些贸易活动。所以营堡是边防上的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与看到瓮城的残垣断壁不同，这些离瓮城两里多路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较为完好的敌楼，绕过山梁，走过草地，到跟前发现还是个空心敌楼，敌楼高有20多米，四周都用城砖包砌，砖缝之间用糯米加石灰粘连，非常结实，没有专门的工具是绝对不可能拆掉的，这可能也是这座敌楼至今保存完好的原因吧。敌楼顶上过去应该是有屋盖的，可以屯兵住宿，也可以瞭望守护。敌楼建在非常险要的位置之上，南边是城堡，北边西边与边墙连接，东边是绝壁悬崖，下临大川，蒙古马队可以延川直下，此敌楼正处于大川边要地，是观察敌情，出击塞外的重要基地。
查看万历三十六年《延绥镇志》，到了万历后期，大柏油堡战事频繁，蒙古骑兵隔三差五就会前来进犯，所谓“无月不虚无日不虚”，几乎到了每日都有军情的地步，可见此堡在明朝后期长城防卫之险要。原因就是此堡位置极其重要，一是过了此堡近百里之内无险可守，河套蒙古兵可沿着川路迅速南下；二是此堡建在河川边山梁上，守边明军也可以依托堡垒和周围烽火墩台迅速发现来敌，提前给周边预警。
关于大柏油堡的战绩，史书记载多为驱逐或者小捷，但是明朝陕北地区对蒙古骑兵作战最有名的战败降将却出现这里，万历四十三年，在此作战的孤山参将孙弘谟战败降虏，他手下的多名将领却被俘后坚贞不屈被害。关于孙弘谟战败降虏一事在明朝历史记载中多次出现，可见他的降敌对朝廷的震动之大。
纵观整个明朝延绥镇守边作战，文臣武将大多能奋勇向前，坚守不退，像孙弘谟战败投降之事确属极少数之现象，至万历三十六年郑汝璧修撰《延绥镇志》所列忠烈将军就有近百人殉国，可见当时明军对蒙古作战之坚贞。
在大柏油堡，陪同我们寻访的是当地的会首老高。
老高是大柏油堡本地人，现在是村民们自发选出的复建大柏油堡的会首，所谓会首就是为大家张罗事情的领头人。老高人很热情，带着我跟老蔡看了大柏油堡新建的鼓楼和庙宇，又带着去看了堡城瓮城遗址和离堡城两里多外的敌楼。
老高的祖上可能是外来的军户，他自己说祖先来自山东，那他们家就是随军队迁移过来的。老高说大柏油堡村内就有姓氏二十多个，可见当年此地军户来源于全国各地，并不局限于延绥镇一带。
明朝的兵制比较奇特，开国后就采取卫所制屯兵，就是在内陆边疆和东南沿海的险要关隘设置了众多卫所，住兵把守，以防边患。卫下设所所下设旗，卫所都建有自己的城池，独立于府州。卫所内的当兵之家皆入军籍，属都指挥司管辖，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管束，军籍固定承担兵役，父死子继，世代为兵，并随军屯戍，住在指定卫所。
老高的文物保护意识很强，他知道年代久远建筑的价值，一路上都在抱怨文革时红卫兵的破坏之惨烈，也在抱怨乡间的百姓见识太短，在红卫兵毁坏后，村民也跟着把堡内的砖瓦和城墙上的砖石都拆走了，到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在新修建的庙宇内老高专门带我们看了一块琉璃瓦，是当年在庙宇屋顶正中的一块刻字的琉璃瓦，上面端正地刻着：万历三十五年立的字样。老高欣慰地说这是他在碎砖烂瓦中发掘出来的，专门镶砌在了新建庙宇的外墙，好让到大柏油堡的人们知道，这里最早的建筑是万历年间的，有近400年的历史了。
幸好，有老高和老蔡这样的当地人在看护长城，我们才能看到一些仅存的遗址，否则，再任由长城毁坏下去，我们将只能从照片和视频中辨识过去的历史了。长城是民族的特殊记忆，陕北段长城尤其有其独特的背景，寻访长城，追忆历史，珍惜当下，是我们这一辈的责任。
二
漫漫黄沙掩埋了长城遗迹，却难以掩盖历史的沉思；蜿蜒曲折伸向远方，却难以留住帝国的夕阳。
留恋一整个下午，天黑前从大柏油堡返回县城。第二天一早，与老蔡驱车前往神木境内下一个长城城堡遗址永兴堡，可惜山路崎岖，天气回暖，冻土融化，愈发难走，在辗转几个回合后只好放弃了去永兴堡的初衷，在老蔡的建议下改道前往府谷县境内的镇羌堡，据老蔡介绍哪里的遗址保存要比永兴堡好很多，况且路程也只是远了十几公里路。听说我们去寻访长城遗址， 又增加了一男一女两位同行的摄影爱好者，寻访长城队伍逐渐壮大。
清明时节的陕北，草木刚刚开始返青，今年的天气要暖过去年，记得去年上坟时是风雪交加，春寒逼人，今年虽说有零星小雨洒洒落落，春风吹来却是暖意浓浓，寒意皆无。一路上沿着永兴川绕行，这条川也是当年蒙古骑兵南下劫掠的道路，现在沿途多是开采煤矿的矿址，本就光秃秃的山梁又多了许多黑色的煤渣和废弃的坑道，塌陷之处也时有出现，其山梁上本就少见的长城遗址就更令人堪忧了。
心情虽忧，好在车上人多嘴杂，说说笑笑，十几公里山路一会儿就到了，此时，镇羌堡突然出现，就在去府谷的旧路北边，过去到北京上学时经常经过这里，竟然没有注意到路边有一座明代的长城城堡。
镇羌堡，现在叫新民堡，位于陕西省府谷县西部，与神木接境，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是明朝延绥镇辖内大边长城重要住兵营，为防范蒙古俺答汗等部骑兵南下劫掠的主要城堡。
现在镇羌堡堡址轮廓还很完整，堡内正街还有居民居住，过去的鼓楼历经几百年沧桑巍然屹立，旧时民居破败倒不失风韵，只是往日塞上武备雄风今日已难觅踪影。
镇羌堡现在位于陕西省府谷县新民堡村，紧邻301省道，明代与拒墙堡、拒门堡、助马堡并称塞外四堡。据《榆林府志》载：镇羌堡于明初置，在东村，成化二年(1466年)尚书王复奏，从东村堡移至高汉岭。万历三十五年 (1607年)城堡城墙用砖包砌，堡内有铺面几十间。镇羌堡只有东门、南门和北门，西面临敌故不设门，每处城门有内、外门，中间是瓮城。
镇羌堡在明朝时期有过什么大战吗？郑汝璧所修撰《延绥镇志》中没有记载，只是说其处于“极冲之地”，但是镇志一处记载应该与镇羌堡有关，“嘉靖三十四年，虏复寇府谷，参将杨璘死之。虏三万南下劫掠府谷县，神木参将杨璘统师逆之，至胡胜墕遇虏，璘以孤军死战。自辰至暮，死者枕籍，众溃，璘死。”就是这一年蒙古骑兵三万来袭，是那几年少有的重兵围城，府谷县城危险，神木参将杨璘带兵救援而亡，镇羌堡的兵马不可能不动，只是没有详细记载而已。
镇羌堡得名应该是以震慑境外少数族群有关，延绥镇边墙沿线三十六堡中，多处有以镇字起头的堡名，从东到西就有镇羌堡、 镇川堡、 镇靖堡、镇虏堡等，想必是为了震慑边外蒙古骑兵，提振自己军士士气之故吧。
明朝边墙防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连绵不断的边墙是防御主体，每隔三五十里设置的城堡是防卫要塞，与城堡遥相呼应的敌楼墩台则是警戒预防的前沿，每处墩台都担负着瞭望警戒报警的作用，关于墩台烽火鸣炮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延绥镇志》记载，镇内烽火则例极其详细，以镇内各路为例，“一、瞭见虏贼掏墙进入，日则举烟，夜则举火，放炮一个，延边传至镇城。若贼不退，每一个时辰照前举行一次。如贼出境，日举空烟，夜举空火，不放炮。二、贼入寇，三五十骑至百骑，日则扯黄旗一面，夜则扯灯笼一个；二三百骑至五百骑，日则扯青布衫一领，夜则扯灯笼两个；六七百骑至千骑以上，日则扯皮袄一领，夜则扯灯笼三个； 五七千骑至万余骑，日则扯青号带一条，点烟灶一座，夜则扯灯笼四个。”而东西中各路还有每路自己的烽火信号，守城堡的官兵每墩都有一纸烽火则例，军兵朝夕诵习，主将则定期检查，以免遇到军情放错烽火耽误军机。
来到堡内，老蔡找来了当地的退休教师白成华老师，白老师今年70多岁了，出生在镇羌堡，对城堡的历史非常熟悉，他也一直在呼吁保护长城遗址。随着白老师的介绍我们逐渐了解了镇羌堡昔日的军事地位和繁华景象。
白老师介绍说明朝时期，府谷境内长城有墩台155个，最为典范的是镇羌的护墩台，镇羌辖区内有长城边墩35座，长城边口10处，腹里烽墩16座，可见当年烽火连天的景象。白老师先带着我们看了镇羌堡的南门瓮城，这里保存较为完好，还能看到瓮城的轮廓，南门城墙都还用城砖包砌着，往日的塞上城堡雄风依稀能看到些许踪影。整个城堡在“文革”十年动乱中被以“破四旧”为名毁坏严重，现在土城墙遗留90%左右，南门旧貌仍在，东门模样尚有，北门留有遗址。
走过南门洞就进入了堡内，一条大街整齐地伸向远方，两边是各种店铺和宅院，虽已经破损但不失历史沧桑，大街的远方就是一座鼓楼，形状完好，上面有新民鼓楼几个字，白老师介绍说这鼓楼是当年修建的建筑，应该在300年历史以上，鼓楼洞内有一块明代碑刻，依稀看到万历年间的字样，似乎与大柏油堡是同一时期修建。但我以为鼓楼是建在旧址之上，年代应该没有300年，光是新民鼓楼这四个字就说明是近代刻上去的。
鼓楼建在中轴线上，十字洞型，分成了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城堡内街巷四通八达，井然有序。放眼望去，在街道的中央两侧还保留着原有的住宅和铺面，让现代的人们站在古旧街面上，感受着当年“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喧闹景象。
为了展示当年的繁荣，白老师带着我们走进了一座废弃的旧院，门楼二层雕砖砌瓦精致耐看，院内呈北京四合院形状，正房破败了，东厢房还比较完好，建筑是两层楼阁，外面是房屋样式，里面实则是黄土高原窑洞设计，但是拱形窑洞非常美观，有楼洞通往二楼。屋外雕刻同院门一样精美，能看出明显的南方工匠手艺，可见此院主人实力不凡，可以请得起较好的南方手艺人来装修。
走出院门，白老师介绍这样的庭院原来堡内至少有十几处，只是近几十年来战火侵袭、文革破四旧、再加上老百姓自己家修房子拆卸，堡内的建筑损坏比较严重，现在能看到的也只是轮廓了。
历史上的镇羌堡，其庙宇群落曾在秦晋蒙一带颇有名气， 堡内外有儒、佛、道教庙宇建筑多达20多处，庙宇大多数毁于“文革”十年，现在留存的已经很少了。白老师带着我们来到了新民村委会，指给我们看过去的古佛楼，现在的办公室，其外貌形状和楼门雕刻还能看到过去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作为村委会办公场所的缘故吧，这座古佛楼得以保存了下来。
出了村委会就看到正在恢复建筑的大雄宝殿，旁边是已经复建的观音寺，白老师为了告诉我们古寺的价值，特意带了我们走进观音寺内，找到了他让工匠们刻意留下的一块碑刻，碑已经被断为两截，但是可以看到万历年间的字样，白老师激动地说这就是说明这个寺庙建筑历史得有400年了。白老师还一再惋惜那些后来发现但被工匠们复建时毁坏的砖雕，有些是有历史记载的，非常可惜。我想那些砖雕应该是跟大柏油堡留存下来的那块琉璃瓦一样吧，记载了庙宇修建的时间。可惜被毁掉了。
随后我们跟着白老师来到了城堡东门，东门瓮城的形状还在，夯土城墙也还留存，只是外面包砌的城砖无处寻找了，显得荒凉了许多。沿着东门城墙往南走，白老师领我们又看了明朝时的下水道遗址，就在南面城墙的下面，用城砖砌的下水道，道口宽阔，洞口通往南墙外，整个城堡的污水和雨水都从这里排泄，可见几百年前古人的城市建设水平已经很高了。由此判断，历史上的镇羌堡除了是军事重镇之外，经济繁荣、民风醇厚，逐渐发展成了塞上的军事、文化 和商贸集散中心。
从上可以看到，明朝在延绥镇一带对蒙古骑兵的防御可谓用心极苦，想尽各种办法来限制蒙古骑兵南下的骚扰，修边墙筑城堡扎军队，劳民伤财，二百多年一直没能放松，但却一直没能解除边患，直到东北满洲崛起代为制服蒙古，明朝的蒙古问题方得以有所缓解，但是，满洲的迅速崛起也宣告了明王朝的灭亡之钟敲响了。
明朝的蒙古问题一直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其形势转换以土木堡之变为标志，土木堡之变前明朝对蒙古采取主动出击态势，以后，明朝的边防政策由主动出击转变为被动防御。明初东胜卫的弃守直接导致河套地区成为对抗蒙古的前沿阵地，榆林卫的设置以及延绥镇的徙治都使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得到加强。明代中期，“搜套”与“弃套”之争始终存在，随着几次“搜套”行动的无功而返，“弃套”之议逐渐占上风，随着曾铣与夏言的被杀,复套之议己无人再提。
曾铣（1509～1548），字子重，浙江台州黄岩县人，后随父落籍直隶江都。始任福建长乐知县，升御史，继为山东巡抚，后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榆林的定边、安边、靖边“三边”事务。嘉靖二十五年八月，曾铣再上《重论复河套疏》说：“中国不患无兵，而患不练兵。复套之费，不过宣（府）大（同）一年之费。敌之所以侵轶无忌者，为其视中原之无人也。”力主恢复河套，免去百年边患。
万历三十六年修撰的《延绥镇志》内记有成书前历任陕西总督的归宿，各人或升或亡于任上，唯有曾铣，志载：“二十七年正月内，因议恢复河套被逮赴京。”这是指嘉靖二十七年，曾铣因为议论恢复河套地区而被逮捕送京，随后，于当年六月被判腰斩，妻儿流放。此案史称明朝嘉靖年间朝廷最大冤案，直到二十年后方被雪冤。
关于恢复河套的主张，明朝朝臣内一直有很强的呼声，但是在嘉靖二十七年曾铣案之后，这种声音就逐渐消失了，直至崇祯在煤山上吊，也没有人来得及细思这一防御策略的得失了。
寻访塞上长城，为的是思考其修建起来的原因和作用，无论是大柏油堡也好，镇羌堡也好，昔日的城池不可谓不坚固，守城将士不可谓不忠勇，但是被动也越来越严重；长城越修越完整，守城策略也越来越完善，而保守的心态也越来越凝固了，直到有一天这大边墙突然失去了天险的作用，一切都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