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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峰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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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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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精神源流与武侠小说往事略观

武侠抑或称侠义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占据着备受尊崇的文化地位。先秦诸子之庄子率先合“江湖”二字为一词,只是彼时庄周所言“江湖”,无非三江五湖而已。但“江湖”二字的出现,为后世一衍为“天下”,二衍为“武林”先具造语之德,赋意之功。先秦百家之墨家,是由智者、士人、工匠、武士组成的学术团体集合。墨家思想迥异于儒家学说,它以对庶民不分等级,差别的人性关切与人文关怀,阐释兼爱、非攻、尚贤与尚同的政治主张。高扬慷慨赴义,不爱其驱,扶危济困,抑强扶弱“勇猛”精神,以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思想气息首倡首践“侠义道”。这一思潮的勃兴,使得杀伐诡谲的战国时代,劲吹起“墨家显学”的一脉风骨。是以,后世学者便将侠文化,侠精神源头归于墨家思想。汉承秦制,虽于秦法秦俗多有增删损益,然卿相养士之风不绝。在汉代初年,出现了以朱家,剧孟,郭解为代表的“游侠”群体。他们虽以武力犯禁,但守信重诺且身藏巨富,于民间及朝野颇多交集,故其名声与势力渐为汉武所惮。然而,太史公不仅对其重然诺,轻生死,趋人之急的侠义精神推崇备至,还公然在撰著的《史记》中为之作传,在《史记•游侠列传》论赞中,司马迁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至唐宋以降,王朝更迭兴替频仍,民众流离而不得自保,以至民间尚武风气日盛,豪侠肆意之举横行,加之文学意义上的传奇话本等艺术创作形式叠出。于是乃有武侠小说初起。

元末明初间,著名小说家施耐庵和罗贯中编著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水浒传》将先秦诸子中墨子的侠和孟子的义并立为创作主题,第一次站在文学的角度和视野中,初步艺术化的构筑了一个以“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群英谱为主体文学形象的亦幻亦真的武侠人物世界。《水浒传》生动传神的创作手法和卓然超群的艺术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武侠小说的经典巅峰之作。其主题架构和创作模式被后世武侠小说家奉为文思行止的圭臬。

清朝中后期,《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三侠五义》《施公案》等武侠小说,相继诞生。小说别出心裁,移花接木,杂糅社会人情,官场世态,武林侠事与公案题材合二为一,开创了古代或近代武侠小说的新潮流和新风格。然则无论是南侠北侠还是陷空岛五鼠,黄天霸还是十三侠。这些个性鲜明的侠义之士,最终的命运终究还是人身依附于朝廷与清官,方得一展其侠肝义胆,英雄风采。在人物和事件上,小说也明显缺乏复杂,深度的塑造刻画和铺陈描述。使人一望而知人物的邪与恶,人情的是与非,事件的快与慢,结局的好与坏。因而,对比今昔武侠小说之内涵来看,这并不是后来意象中的江湖世界和江湖人物。论及文学特色和语言艺术,比之元明之际的《水浒传》更是难望其项背。

时间延续推移到北洋和民国那个思想大爆炸的年代。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等人面对列强分割,倭夷入侵,山河破碎而救亡图存无济,在心情极度苦闷愤懑之后,转而进入文学世界寻求遁世安慰。借以在虚幻玄境中,抒发“除魔卫道”之心,提倡崇善祛恶、尚义任侠,表彰人间公平正义以及生命个体的价值尊严。与此同时,他们还将瑰丽神奇的江湖世相和缠绵婉约的人间爱情注入武侠小说创作的全过程。于是《蜀山剑侠传》《江湖儿女传》《卧虎藏龙传》横空出世。对古代旧式武侠小说的改造,翻新,使武侠小说从过去单一的打打杀杀,先反后化的传统创作模式中侧身独立。成为一种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学艺术界喜闻乐见,常读常新的通俗小说流派和小说创作范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旅居香港,同在香港大公报供职的著名文人记者陈文统和查良镛,凭借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和满腹经纶的文学素养,以梁羽生和金庸的笔名创作了《龙虎斗京华》《书剑恩仇录》两部武侠小说。只在舆业余事,初试牛刀,那知便一举成名。从此两人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三十年间,竟有近50余部佳作问世。由此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通衢大道和别样天空。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两位开山鼻祖,两人批判而又创造性的传承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叙事风格和人物结构,摒弃了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的倾向,将侠行和侠义构筑在正义、博爱、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提出“以侠胜武”“以侠克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口号和理念。但是,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较之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显然在主题和内容上,明显更胜一筹,金庸的小说以主要人物“大侠”成长史的传记式叙写为创作主线,以匡扶正义,澄清天下的侠义道为精神内核,通过以实写虚,化虚为实的创作手法,精巧绝伦的虚构出古代历史背景下武林门派纷争对决,武林人物恩怨纠葛,武学妙技拍案惊奇,武学名家群贤毕集的宏大故事画卷。他于求新中坚守成规,于诙谐中保有正心。突破和摆脱传统武侠小说固有的人物刻画格式化,简单化,理想化,完美化的窠臼,将情与理,爱与恨,真与伪,善与恶,儒与墨,道与佛有机的镶嵌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轨迹中。把一个原本充斥着杀戮凶残,暴力无情的恩仇世界,改造成为一个情理交融,侠骨柔情的武林江湖。一个个身为草莽,心系庙堂,满腔家国情怀和正义力量的“大英雄”和“大侠客”的文学形象深入人心并跃然纸上。金庸的出现,以及由他自觉或不自觉的发起的这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严家炎先生语),使得武侠小说这个中国文学史上通俗文学领域的“七鼎六簋”,呈现出革故鼎新,脱胎换骨般的根本转变。金庸先生也因此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号为当代武侠文学的“泰山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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