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于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使得高居君上之位的万历与文官集团针锋相对,僵持不下。万历经年以来,挖空心思的编造各种由头、谎言拒绝参加主持作为一国君上必须亲身躬行的经筵和早朝。而八年以来,首辅申时行则以一己之力,无所懈怠的游走在皇帝和朝臣间,尽心调和着因一言不合,一言不慎而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甚至杀伐决断。维持着君臣两端微妙以极的制衡与平衡。
申时行之前,从嘉靖朝,历经隆庆朝,直至万历朝的内阁首辅,虽权倾一世,声威显赫,但一旦与皇权相忤,猜忌日盛,便惴惴惶恐,鲜有善终。前有夏言、严嵩、后有高拱、张居正,不是诛杀贬官,就是身死褫夺。远的似乎只闻其人,不见其声,其行状只在纷纷传言与亦真亦幻的文字之中。而近在数年之前的张居正之事,恐怕不能不给予申时行,这位现任内阁首辅的心中引来无尽波澜……
万历十二年四月,朱翊钧下旨,命司礼监、刑部、锦衣卫以及地方官员,查抄已故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家产。轰轰烈烈的“清张运动”在万历皇帝有意为之的报复心理驱使及一众勋旧亲贵的缜密布局中,肆无忌惮、有恃无恐的依计行事。籍没张居正家产,清算改革派人望,历时半年之久。查抄京城及荆州张居正府邸的凄惨景象,可谓惊心动魄,历历在目。于是乎,置身其中又急于抽身其间的申时行的心头泛起这样的念头:与其激进有为,莫如清净无为。朝局的一端是万历皇帝如饥似渴的盘弄着“清张”以来获得的权利魔杖,大快朵颐的吸吮着无上皇权的美妙滋味,他正在一旁阴冷的旁观窥视着新的重臣阁老和文武两班。而另一端,文官集团及其隐匿的裙带利益共同体与追随者,晦暗无神,牢骚满腹的疲态,在旷日持久的改革骤停后,重新焕发了活力与生机。他们习惯于在不思进取的环境下过活,觊觎着在皇权重构的朝政新局中取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
申时行以为所谓“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的被认为至善或者至恶”。因而,他并未效仿张先生“虽万人吾往矣”般的勇猛决心,而是小心翼翼的盘桓周旋在君臣之间,以他精擅的左右逢源,调和四方的手段,艰难维系大明帝国政治天空的平衡运行,期许着朝堂的安宁与平和。他要做一个八面玲珑,十方圆润的“和稀泥”的“和事老”。
申时行一生左右逢源,试图调和斡旋于君上共臣工之间。虽无大功,倒也无大过。
清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介申时行,称他“其相业无咎无誉,诗文亦如其人”。纵观申时行之一生事功,“无咎无誉”四字可谓极度传神之语。王世贞在论及申时行时,也曾言道“富有积蓄,不近悬崖,不树异帜”这聊聊十二字说尽了申时行谦慎周稳的品性,为人谋事的风格,满腹诗书的学养以及其内心深藏的韬晦和机变。
中国历史五千年间,皇权与相权之博弈,因相生相克而此起彼伏,因制衡掣肘而波诡云谲。在皇权主导的动辄得咎,获罪诛族的封建君主专制中,申时行厕身“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洪流,他的“无为”之治,介乎无奈与无能之间,似有其难以言表,可说不可说的充足理由。他的激进之后停憩,勇猛过后调和的“中道”之举和“无为“之为,即有独善其身的万般私心,也为兼济天下的一念公义。在彼时惊惧可怖的政治气候之下,倒也不失为一种不偏不倚,全身而退的政坛保身之道和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