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围城》的讽刺艺术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在40年代创作的极有哲理意味的作品，以其鲜明的讽刺艺术特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围城”的本意是指婚姻的困境，但它实际上所反映的内容要远比它所命名的“围城”有更深广的社会意义，它象征当时的人生“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绝境。小说通过主人翁方鸿渐等一群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在生活、工作、婚姻恋爱等问题上遇到的矛盾纠葛的描绘，对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困惑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无情的透视，从而深入剖析了人性中的种种弱点。作者对现代人这种彷徨不知所向困境作无情的讽刺，其讽刺艺术令人回味无穷。

蕴含深意的象征，凸显主题的讽刺性。小说以《围城》命名，其含意本是指婚姻的“围城”，小说中，作者借苏文纨与褚慎明的对话，将婚姻比作一座被围的城，已婚者如身陷其中，极力想冲出去；未婚的则拼命想冲进来。主人翁方鸿渐与鲍小姐、苏小姐、唐小姐、孙小姐的恋爱与纠葛，都是想冲进婚姻这座“城”里，而最终与孙小姐双双陷入婚姻“围城”后，却受到婚后生活种种琐碎争斗的困扰，仅仅数月便急着筹划离家赴内地工作，这是他拼命想冲出“围城”的表现。但是，作者在这里所描述的，并非仅仅限于婚姻“围城”，实际上所反映的内容比它的命名有更深广的意蕴，方鸿渐在事业上跟他的婚姻一样，陷入了“围城”，他所处的社会、国家、家庭都是大、小的“围城”，任教的三闾大学是一座压抑的“围城”，充斥着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不肯随俗同化的方鸿渐，面对世俗却无力抗争，社会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异己的存在，他人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家是一个小“围城”，回到家里，要想法摆脱父母的训诲，应付妻子的争吵，调解妯娌的纠纷。小说列举这些事例，从深层意蕴来说明，“围城”是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暗示着人们总是摆脱不了外在束缚的境遇。小说的结尾，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五个钟头之前的六点钟。这座老钟的出现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暗示着主人翁方鸿渐在新旧思想、中外文化的冲击下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失准的时钟与希望知道时辰的人们总是南辕北辙，无法一致，又显示了一种人生的悖论。这架老钟在晚了整整五个钟点后所奏响的尾声，暗示着人生的荒诞和悲哀。

奇妙众多的比喻，增强讽刺的效果。《围城》中所用的比喻有数百个之多，且堪称妙喻的也多不胜数，美不胜收。由于比喻具有形象生动的特性，因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讽刺艺术效果。小说的开头介绍主人公方鸿渐其人时，作者将学中国文学的人出国留学以抬高身价比作富人将国币换作外汇，极具讽意，也是对追逐虚荣的心态作无情的透视。在回国的船上，方鸿渐和鲍小姐吃西菜时，对西餐的倒胃口，作者以一连串令人捧腹大笑的妙喻和讽刺性对照予以描写：“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象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象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外，面包、牛肉、红酒无一不酸”。这些混合着对比、夸张的比喻扩展了被喻体本身的原意而取得了明显的嘲讽效果。又如作品对衣着暴露、充满性感的鲍小姐的外貌是这样描写的：“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先把穿着很少的鲍小姐比喻成“熟食铺子”从视觉上的相似点来描写，再以赤身裸体为中介，将思想上的最高境界（真理）和鲍的放荡妖冶放在一起，从表及里，将具体与抽象、崇高与低俗结合起来，从而辛辣地塑造出一个放荡的留学知识女性。在用喻方面，作者还惯用远取譬的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小说第三章描写赵辛楣初次见方鸿渐时，说他“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象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本体“方鸿渐”与喻体“大字幼稚园读本”相去甚远，但作者把它们焊接在一起，以强烈的反差效果，借以讽刺赵辛楣的目中无人，这样的比喻简直是妙不可言。

新意迭出的措辞，造成诙谐幽默的情调。作者借董斜川之口新造了“同情兄”一词，因为同一师傅称之同师兄弟，那么“同一情人”故为“同情兄弟”，新鲜而又妙趣，可以说是一个精巧可喜的小幽默，又可以说为汉语家族新添了一个“绝妙好词”。 写日军侵占中国时，作者用“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来描写，把“侵略者的飞机”与“绝色佳人”这两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联系起来，造成新意，从而使日军贪得无厌的侵略野心在肆意言笑的幽默中更加暴露无遗。作者在提到因方翁三媳妇的病而引出的“同乡庸医”，这位庸医因为仰慕方翁的名望，因此，“杀人有暇，偶来陪他闲谈”，这里的“杀人”即是它的反义“治病”之意，使人读后感到，由于庸医治病往往致人死命，因此对庸医来说，治病就等于杀人，使用“杀人”比直接使用“不会治病致人死亡”更具讽刺性。而对这位本乡的“三世行医，一方尽知”的庸医世家，作者用“总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强，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把四方剩了三方。”这样的语句来讽刺庸医世家，极尽辛辣嘲讽之意。

丰富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形成睿智的幽默语言。《围城》的讽刺艺术的独特性还在于它以高智商和丰富学识为基础，其讽刺语言充满趣味性和知识性。作者每写一人一事，几乎瞬息之间，与此相关的诸种意象、多方思绪，便会跨越古今中外，一齐汇集笔下，奔涌而出。小说第三章形容方鸿渐亲吻苏小姐的免为其难时，这样写道：“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一样敬而远之的亲近。”这里，作者文思泉涌，浮想联翩，以“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用嘴唇碰一碰《圣经》”这类具有宗教背景的文化现象来表现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给人以丰富的回味和充分的想象余地。除了文思敏捷、善于浮想外，作品还包含丰富的作诗论学、政治外交、教育治校等知识，所以它的幽默性还来自洞见、智慧、学识、才华，作者总是禁不住拿人性中存在的可笑处开开玩笑：赵辛楣的办报与教育的大帽子话，自认为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方翁记日记写自传，煞费苦心、煞有介事，自己做得津津有味；高松年随口胡扯大学没有名教授的好处、把教育学与生物学混为一谈：“‘我研究生物学，学校也是个有机体，教职员是之于学校，应当象细胞之于有机体……’”自以为是至理名言的科学定律，经朋友一夸，他也就对自己倾倒不已。还有在赵辛楣的宴请席上，赵辛楣、董斜川、褚慎明、苏文纨的高谈阔论中，有哲学、政治、作诗论学等知识。此外，在这宴席上他们还提及一些饮食文化，外国人是“调”而中国人是“烹”；外国人饮茶是“专吃那叶子”；中国人把咖啡当为鼻烟，“把鼻子里的皮都擦破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体验，也是作者对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无情嘲笑和对中国的西方文明的精心的审视。

作品讽刺的睿智还在于它将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熔于一炉。在往三闾大学的途中，是一幅道德、观念、风俗的讽刺图。李梅亭为何不辞辛苦捎带药品上路，是因为他想把这些药品以十倍原价卖给地处穷乡僻壤的三闾大学以大发国难财，而以致后来同去的孙小姐旅途中得病需要吃仁丹，他却以鱼肝油丸鱼目混珠，作者在这里对道德的批判是不动声色的暗讽和冷嘲。为了到吉安看看学校的汇款到了没有，谁也不愿意留下，生怕先见到汇款者吞灭了公款，只好“大家患难之交，一致行动”和为找个铺保盖图章领取汇款而劳碌奔波，几经周折的情节都体现了作者对人情冷暖的批判。另外，孙小姐因旅途疲累而坐在麻袋上而引起的麻袋主人的“男人坐可以，女人坐不行”的言论，是对愚昧观念的讽刺。

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更是作者借以对道德、风俗、人情进行批判的舞台。历史系主任韩学愈，靠假博士衔头骗到了主任之位，当方鸿渐的到来很可能使其露馅时，便不择手段地暗中捣鬼，以期赶走方鸿渐。外文系主任刘东方为了不让韩太太教英文，在孙小姐被学生气走后，宁可自己加班加点地做代课老师，而在其妹与方鸿渐相亲不成的情况下，又设计企图让方出丑；汪太太当着校长高松年的面，历数训导主任李梅亭的不是，并表明偏要与他作对。总的看来，三闾大学中的这批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研究教学，而是整天忙于搬弄是非、勾心斗角、彼此倾轧、相互拆台，正如方鸿渐的感觉，人人“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在对三闾大学众知识分子的批判里，作者以透视的目光，剥开他们的文化外衣，暴露了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堕落和崩溃，这细致入微和生动诙谐的描写，确立了他睿智的幽默，让人读来饶有余味。

热辣的喜剧高潮中造成悲凉的气氛，深化讽刺的意义。《围城》是一部带有轻喜剧风格的小说，作者试图通过暴露人类的劣根性的方法来描写生活，采用机智的“妙谑”，嘲弄讽刺对象，让人在笑后沉思，得到启示。在作品的开头，作者先是正面描述船上留学生们如何报国心切，接着却笔锋一转，描写他们如何热衷于打麻将，且将麻将尊为“国技”，两者相对照，讽刺之意跃然纸上，嘲弄了知识分子只把“爱国”热情挂在嘴上而花天酒地如故。作者在这里运用反讽的手法，不仅要揭露知识分子中的丑闻，而且要借他们的心态来讽刺社会的荒诞。而叙述方翁得知苏小姐已与别人订婚，开始不无惋惜，转而又觉得鸿渐没与她订婚也好。是方翁不了解儿子并不爱苏小姐，怕鸿渐吃不消她，“好象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驼鸟或火鸡的胃消化不掉”以戏谑性的比喻来凸显方翁的酸葡萄心态。当方鸿渐以10美元从爱尔兰骗子那里骗得假文凭后，作者这样写道：“这也许是那个时期中国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胜利。”在这里，不但对盲目崇洋，买假文凭的现象的嘲笑，更是反射了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卑微，而我们的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只想到自己的脸子，要到外国镀金，根本没有想办法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这些含泪的笑，富于哲理，让人沉思。在往三闾大学的途中，方鸿渐等五人都没带证件，为了买车票方便，李梅亭拿出了名片，名片上写着：“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国立三闾大学主任”这一头街的中间省掉了“中国语文系”五个字，而所谓新闻学研究所，只不过是他和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作者在描写这类骗术时，不是一脸怒容的痛加针砭，而是嘴角含笑地轻轻点破，不乏诙谐地暴露了人类的劣根性。

《围城》是一部回味无穷的奇书，妙趣横生、妙喻迭出，是一部以超然的语调述说人生无奈和笑骂人性弱点的艺术之作。其独特的讽刺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也为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带来了新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