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沦》看郁达夫的创作风格

作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文学团体之一“创造社”的创始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学家、批评家、革命活动家，郁达夫先生在我国近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沉沦》作为他早期最有个人特色的代表作品之一，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对于我们研究他的创作风格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情节简单、主观抒情色彩浓厚的自叙传风格

郁达夫主张：“一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而《沉沦》就是他的这一创作理念的集中体现。这部小说全篇以一种介于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之间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展开，在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文中的留日青年敏感内向、忧郁自闭，对于身边的人情冷暖甚至自然景物的变化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对于侮慢自己的日本学生、伤害了自己感情的客店主的女儿和野外约会的恋人怀着深深的敌视和恚恨，他高度自尊，对于自己境遇的颓唐窘迫和国家的贫弱感到自卑，一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消沉与堕落，希望以逃避和自我放逐的方式来打破现状、挽救自我，以期有朝一日能以自己的成功向那些欺侮过自己的人“复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到身边环境的刺激而步步妥协，日益沉沦，在经历了“路遇——自戕——窥浴——野合——宿妓”的一系列打击后，每一次失意都带给身心更大的摧残，加重他的Hypochondria（青年忧郁症），最后在绝望中赴水自尽，临死前以愤激的心情表达了对祖国富强的愿望。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郁达夫本人的心境，国家积贫积弱，处在文化变革和社会动荡的风口浪尖，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了这个时代的黑暗和腐朽却又无力改变，乘时而起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与时局的无可救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造成“梦醒后无路可走”（鲁迅语）的深深无奈和迷惘。作者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寄托在人物身上，从个人角度入手阐发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同时也寄予了对具有同样遭遇的“忧国伤时”而又无可奈何的弱势知识分子的同情，将文中的青年作为自己和当时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影子”。然而，作者并未采取完全忠实于事实的自传体写法，而是运用“《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半自传体”手法，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思想理念“化用”了，把现实经历和合理虚构均匀地分散在全文中，亦真亦幻，不着痕迹，追求一种“似我非我，非我即我”的效果。小说中有意插入了自己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法学部政治学科的留学经历，而生活中的郁达夫感情丰富、敏感内敛、行事易冲动，和文中的留日青年性格也有契合之处，却并未将二者完全等同，而是掺入了一些当时青年的共性的心理和情感，例如，对于轻视自己的日本同学的仇视是留学青年作为受歧视的弱国“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的再现；一直渴望发奋上进却在环境的影响下不断消沉、混迹于酒馆妓楼是当时青年在追求理想和享乐主义、奋发图强和自我麻醉之间挣扎的矛盾心理的反映；对于男女爱情的渴望和性意识的萌发以及文中的一些畸形的性幻想则是当时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却又未能完全摆脱旧道德束缚的表现。把这些复杂的个人意识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小说中兼具多重相互矛盾的复杂性格的人物。他的性格既具有郁达夫赋予的明显的个人特点，又有当时青年的共同特征。此外，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叙事角度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一定意义上说，郁达夫在这里成功实践了后来朱光潜先生才提出的“围城”审美理论（即美的事物需要放在一定的距离上才能获得更深刻的审美体验），关于推动情节发展的叙述采用第三人称，使读者对故事发展的线索有一个更为明晰地把握，保持叙述者（作者本人）的客观性和独立性。而对于人物的心理活动，则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和西方现代小说意识流的写法来展示，给予读者身临其境的代入感，在不破坏小说情节结构完整性和读者阅读体验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强化小说的主观抒情色彩，甚至借人物之口作磅礴恣肆的抒情，表达自己对于时代鲜明的爱憎和深刻的思考，将自叙传小说的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用相对简单的情节承载极大的情感容量，避免了传统小说主旨表达对叙事的依赖。同时，这种叙事角度综合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优长，既保持行文脉络的流畅，又充分调动了读者的主观感情的参与，使其通过小说中小知识分子的命运，产生对那个时代的悲剧的反省和悲悯。这种独特的表现方法，在当时中国新文学刚刚起步的文坛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前卫的划时代的创见。

二、新文学个性解放的先声：对青年性心理的刻画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潮人物之一和留洋归来的进步青年，郁达夫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痼疾认识得非常清楚：中国积贫积弱的源头，不在器物，不在制度，而在思想。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呐喊自序》）而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思想中，最愚昧、最闭塞、最违反人性而又毒害最深的莫过于性领域了。古语有云：“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性是人类再基础不过的本能，是人类自然产生的原始冲动和人类得以繁衍至今的“种族意志的体现”（叔本华语），也是人类正常的生理需求。换句话说，产生性意识和性冲动是完全正常的，符合人的“本我”（个体的生存要求），没有任何值得羞耻的。然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从未有过真正健康、合理的性观念。表面上，从秦汉先儒的“三从四德”到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中国人一直避谈性、耻谈性、闻性色变，用“超我”（社会和道德的价值要求）压制正常的性欲望，要求女子恪守节烈，男子泯灭欲望。实质上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性当做单纯的施虐与受虐的发泄肉欲的工具，同时强调男性在性方面的绝对统治地位，对女性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压抑之下畸变的心理将性等同于肉欲和淫乐，成为纯粹的“性行为中快乐和痛苦的二律背反”（叔本华语）。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性被视为“洪水猛兽”，成为正统文化绝对不能触及的“禁区”。郁达夫选择这个话题作为切入点，无疑给保守落后的中国旧文化以“致命一击”，所以《沉沦》一经发表就轰动了文坛。郁达夫一开始就交代自己的创作动机是“叙述现代人的苦闷——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小说表现旧社会转型时期先期觉醒的小知识分子的迷茫与沉沦，却通过“性”这个独特的角度来展开情节，主人公在一步步走向沉沦直至自尽的过程中，性的因素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者运用真实大胆的笔触，借鉴日本“私小说”的表现手法，对小说主人公困顿生活中的性苦闷和性心理做了大胆的剖露，内容涉及主人公生活隐私的方方面面，甚至在异性面前细微的思想变化都一览无遗。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他”既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骨子里还保留着在浙江富阳老家受到的封建旧教育的影响，一方面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已经有一些懵懂的性意识了。另一方面，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封建旧道德却让他强行将性欲望压抑下去，将对异性交往的需求和幻想视为“犯罪”，把女性视为伊甸园中引诱人堕落的“伊芙”（此处是春秋笔法，意在故意借用主人公对女性的错误认识曲笔暗讽新文化运动中攻击新道德、反对思想解放的封建卫道者）。然而却一次次在本能的驱使下对所谓的“伊芙”产生了好奇、渴望、依赖、向往又冲动的复杂情愫，甚至向往起偷尝禁果的犯罪的喜悦，沉浸在Dreamsoftheromanticage中不能自拔，对“穿红裙的女学生”和乡下客店主的女儿产生了爱慕的渴望和好奇，盼望苍天“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芙’，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同时他又极力地想否认和压抑这种心理，在女同学面前“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馆来”，在乡下客店主的女儿面前“总装出一种兀不可犯的样子来”，在被异性冷落后又感到更加孤独和无助，勉强自我安慰之余又怀有强烈的负罪感，认为自己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虚度了光阴。主人公的悲剧其实是三重因素复合造成的：首先，祖国的国际地位低下使他作为远洋留学生备受轻视，产生自卑和抑郁的心理。而后，生活境况的穷愁潦倒与学业的无所建树更令他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出于自我保护封闭自己的心灵，转而寻求来自异性的安慰。但过于严密的自我封闭和尝试交往中的被动使他进一步受到异性的冷落，从而由同学、朋友到异性，陷入完全的无助和孤立。精神一点点消沉下去后，他又转向性享乐寻求精神麻醉，最终在酒馆召妓囊空如洗后整个精神崩溃彻底走上了不归路，赴水自杀。试想，如果没有旧思想的压抑，他就不会对异性产生病态的依赖心理。如果没有病态的性心理，他也不会上酒馆寻乐以致经济完全破产。而他潜意识中对性的负罪感，更成了压垮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最后的悲剧。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经历，作者呼唤彻底的真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即人类自然的生理欲求应该受到尊重，倡导一种健康的性观念。小说中描写性的部分对主人公对性的好奇心理做了大胆的剖露，写得都很纯粹、自然，与肉欲的感官刺激截然不同，和正常青年朦胧的性意识别无二致，然而却成为助推他悲剧的一大重要因素，从而调动读者对那个思想解放刚刚展开，社会风气还很闭塞的时代的思考。尤其是小说最后对“他”赴水自杀的设定，体现了当时个性解放的脆弱性，为当时不彻底的个性解放必定夭折的结局唱了一曲挽歌，唤起读者对背后深层原因的思考。

三、超越时代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无力感

《沉沦》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在当时乃至现在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使许多现代人仍然对书中人物的遭遇和困扰感同身受，主要在于他选取了一个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命题：知识分子面对改造社会使命时的无力感。在人类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智识阶层占据着精英阶层的地位，充当着人类文明的“立法者”与“领航人”的角色，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直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理想，士大夫官僚更是连接最高统治者和下层百姓、确保政令上传下达的纽带，北宋理学家张载甚至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张子语录·语录中》），用知识分子的“心”为自然和社会立法，可见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重大。而进入近代以来，精英文化逐渐被大众文化所取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就有了一些下降，由人类文明的“立法者”变为已有规则的“阐释者”，失去了独立左右国家政治的能力，反过来为时代所左右。然而同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属性并没有变，仍然凭借对社会现实的高度观照和对社会变革的敏锐嗅觉，成为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先行者。此时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尤其重大，既要推翻和破坏旧社会，又要探索建设新社会，而自身的政治和阶级势力却不够强大，往往由于先知先觉为大众所怀疑、所攻击，陷入不被众人理解的困境，独自面对整个旧社会的压力甚至是后来者的质疑，与旧社会斗争，与集体暴力为敌，与过去的自己完全决裂，忍受反对者的污蔑和谩骂，在自己基本的生存发展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思考和探索社会的未来，以至于“肩住黑暗的闸门”（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用自己的牺牲为后来者开辟道路。相应的，肩负重大的责任也意味着要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尤其是不为世人理解的孤独和改造社会希望破灭的落寞，这种情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家的小说中极为普遍，而通常经由主人公面对社会质疑和生活窘迫的多重压迫时殒身不恤的牺牲和战斗予以表现，如鲁迅《孤独者》中不惜牺牲自己，也要给深恶痛绝的旧社会、旧传统以最后一击的魏连殳。而这些作品总是更为强调知识分子战斗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在“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鲁迅《孤独者》）中仍然不断探索社会的出路，放后来的革命者“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然而，知识分子并非总是充当高度革命性和战斗性的象征，作为社会新旧嬗变时期的一个普通的个体，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会产生对改造社会和把握自身命运的无力感，有一个由沉沦到重新振作再到彻底觉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在郁达夫的小说尤其是《沉沦》中表现得极为深刻。文中的“他”是怀着对祖国现状的强烈不满和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东渡日本留学的，可是自此开始迷惘、潦倒和孤独就一直紧紧缠绕着他，而他对未来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先是听取“长兄”的意见，“预科卒业后由文科改为医科”，后又因为自己忧国伤时又自卑敏感的“忧郁症”与日本学生以及同样留学的中国同学关系疏离，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国家地位低下带来的屈辱以及学业和爱情方面的诸多不如意给他原本脆弱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于是他开始在度日如年的生活中采取各种方式挣扎、逃避。一开始他想通过读书来摆脱心灵的伤痛，结果艺术与残忍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陷入困惑，毫无好转，“几日或几点钟前那样的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后来，他寻求自然的帮助，想“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结果美好的自然风光只是徒添他的伤心；接着他希望得到爱情来重新找回自我，转移和摆脱精神的痛，结果他敏感内向的个性和自我封闭的态度使得没有一个异性敢接近他，爱情的希望也破灭了，他失控的性苦闷和难以遏制的孤独感使他去妓院寻找精神麻痹，在道德上进一步沉沦，经济上也完全陷入绝望，“摸摸身边看，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了”，最终在良心谴责和生活绝望的双重压迫下赴水自杀。在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沉沦”的过程中，他几乎是完全孤立的，从同学到同乡，从身边的陌生人到远在中国的长兄，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的行为，安慰他的情感，大家都疏远他，嘲笑他，把他视为有“精神病”的异类。更为悲哀的是，主人公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在认识到自己的“罪过”情况下在环境逼迫和孤立无援中清醒地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其间有挣扎，也有斗争，但最终在众人的漠视中终于不可挽救，这就凸显了郁达夫早期小说中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共同的“零余者”主题：一群歧路彷徨的知识分子同现实社会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然而在黑暗现实的种种压迫面前，他们却无力把控自己的命运，只能采取一些看似“变态 ”的行为予以反抗，最后反而将自己弄到遍体鳞伤。根据近代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要坚持共时性优先的原则，即文学创作中要重点关注同一个集体意识在不考虑历史、时代因素的情况下共同的行为和心理特征，从而使作品的主题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郁达夫的“零余者”文学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沉沦》通过刻画一个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无奈和苦闷，窥一斑而见全豹，揭示了知识分子某些共性的深层情感：思想观念的高度先进性和自身影响力的局限性的冲突，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对于自身命运的无力感的矛盾。小说写的不仅仅是主人公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普遍意义上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是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共同的苦闷和无奈，以一个典型知识分子的挣扎反映了智识阶层超越时代的挣扎，是社会重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群像的一个缩影，这就将主题上升到了一个共时态的高度——知识分子的个人意识与社会集体意识的冲突与妥协。同时又将知识分子共同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高度凝练抽象为主人公的形象，因此更易通过经历和感情的真实性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够从小说的人物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对社会和时代的批判也就格外尖锐和彻底，从而引起对于知识分子命运超越时代和历史背景的思考。这种以知识分子自我思考和反省自己软弱性和局限性的“零余者文学”也成为一个超越时代局限的永恒命题。

四、《沉沦》与东西方的悲剧美学

所谓悲剧，就是通过展现悲剧主体（即文学作品主人公）和现实不可调和的巨大矛盾冲突以及在反抗现实压迫（来自外部的和人物内心）中遭遇的重重苦难与不幸，最终借由悲剧主体作为客观个体的毁灭或作为主体意识的异化，通过强烈的悲剧效果给读者以剧烈的审美冲击和审美触动，引发对于现实的深刻反省。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悲剧是大同小异的。然而，东西方在对悲剧的认识和表达上仍存在细微的差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东方的典型悲剧观。东方悲剧往往通过塑造悲剧主体崇高的主体意识、自觉的反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战斗性，以及他面对现实和命运的不幸的奋起反抗，往往以悲剧主题作为个体的牺牲和毁灭告终。个体价值的崇高和最终的彻底毁灭形成鲜明的反差，传达出一种“美的幻灭”的效果，从而最大程度地调动读者对于真善美的事物消亡的悲悯，给予读者的悲剧审美冲击更多的是直观的而不是反省的。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悲剧中导致悲剧产生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外部世界，来自悲剧主体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代表正义的悲剧主体和所处的那个黑暗的时代总是处于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采取积极抗拒的态度，并最终为黑暗现实所毁灭，从而产生极大的悲剧效应。此外，中国悲剧青睐的“大团圆结局”又往往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幻想悲剧主体在另一个世界的“解脱”，将毁灭作为新生的开始，从而成为一种“问题悲剧”。对于直观的悲剧美的把握使这种表现方式更具文学的艺术性。例如关汉卿悲剧《窦娥冤》中勤劳善良孝顺又富有反抗精神的窦娥，面对好色阴险的张驴儿的威逼和诡计、生性懦弱的婆婆的劝说、贪官污吏的污蔑和毒打始终不甘心成为恶棍的玩物，最终却落得被冤杀的下场。然而通过死后鬼魂向其担任肃政提刑廉访使的父亲告状的方式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惩恶扬善。《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祝二人反抗封建的爱情最终也以双双殉情化蝶结局。而西方对于悲剧的理解则更为深刻和直露，人性的异化和个体的消亡一起被纳入悲剧的范畴，悲剧主体的不幸既带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带有自身性格的原因，在反抗黑暗现实的过程中内心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成为影响主人公最后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它的关注点集中在真实的人性上，因此反抗者的缺点和伤疤也被放大了，而主体精神的沉沦无疑是比肉体的消灭更具有悲剧性的。悲剧主体一方面是悲剧的承受者，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悲剧的制造者，是罪人。主人公其实是处于自己“自造的悲剧”中的。这似乎相互抵牾的双重身份大大增加了悲剧的情节张力和表现力，激起读者对人性复杂性的反省。这种表现方式则更具哲学的思想性。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和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小说《拉·芳法萝》中的拉·芳法萝无疑就是这种悲剧的典型，前者的死亡和他在繁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泯灭了个人意识密不可分，后者的荒废艺术则归咎于自己在安逸的享乐生活中人性产生了异化，在悲剧主题的表达上就显得更有深度一些。《沉沦》就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悲剧观的一种平衡，既吸收了西方悲剧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又加入了具有典型东方色彩的悲剧元素。首先，郁达夫牢牢抓住知识分子在黑暗现实面前的抗争与沉沦这个主线，清晰地展现了主人公“反抗——苦闷——沉沦——毁灭”的心理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外界环境的刺激如日本学生的歧视、祖国的贫穷落后、兄弟关系的恶化，又有个人内部的原因如个性的内向敏感不合群、面对困境的脆弱和逃避，是内部和外部多重复杂的原因复合造成的。主人公一开始是进步的、有良知的，对自己所处的困境和自身性格的弱点有大致的认识，并不甘心为现状所左右，却不得不在现实的逼迫和内心的软弱逃避中踏入更深的绝境，生存状态更加恶劣，个人心理也愈发消沉。“他”是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深深负罪感中清醒地陷入沉沦的，这就令小说的悲剧色彩更加浓厚，在引起读者悲悯的同时激发深刻的反思。小说还刻意跳脱了中国悲剧追求的变相“大团圆”的固定模式，采取了主人公身无分文又良心谴责而赴水自杀的结局，宣判了主人公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死亡——要么坚守良知而死去，要么失去灵魂而活着，这两个选择无疑都是彻彻底底的悲剧。同时郁达夫凭借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借鉴了中国传统悲剧的艺术表达，小说最后的悲剧并非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恶化，是在一种相对平静和缓的情境中酝酿和展开的。小说采用散文化和诗化的语言、抒情性的温和的笔触，并不时穿插着中国旧体诗词、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章和渭迟沃斯的抒情诗，营造一种感伤与浪漫交织的氛围。“温柔敦厚”的中国诗教在这篇作品中表现得格外明显，文字不疾不徐，娓娓道来，间随着主人公流水一样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追求一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表达效果。主人公自始至终除了自尽前的一段慷慨陈词外，都没有情绪过于愤激的表示，自卑和敏感的心境也只是表达得恰如其分，甚至在他完全孤立时，竟然还感觉到“空中好像有一种柔和的声音在对他说话”（《沉沦》原文）。这在西方悲剧艺术中是难以想象的。作为一个重视文学实用性的作家，郁达夫反对新月派作家群排斥一切功利的“唯美主义”文学观，但同时又不知不觉中实践了新月派“理智节制情感”的主张，始终把情感控制在一个不浓不淡的合理范围内，直到小说结尾悲剧的总爆发。小说中，自然风光是清新明丽的，主人公是敏感多思、追求进步的，而这种美好竟然在社会和个人性格的双重压迫下走向了灭亡，就将小说的悲剧色彩和讽刺意义推向了高潮。而这样的悲剧更能引起当代知识分子的反思。郁达夫通过融汇运用东西方的悲剧美学理论，实现了小说文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五、《沉沦》与西方现代派小说理论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作家中比较系统、全面地接受过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影响的一位，郁达夫在小说中尤其善于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达技巧。在人物塑造上，倾向于西方表现主义的表达方式，强调自我表白的话语欲望，采用一种“自叙传”式的写作形式，抛弃了传统小说以叙事为中心，注重整体性、统一性的特点，代之以人物细腻的内心独白。西方的意识流手法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运用，遍观全作，并没有复杂曲折的情节和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故事线索也相对简单，相反抒情和心理活动占了大量的篇幅。作者借小说中青年之口，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新旧交替时期刚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无奈，对时代、对社会的深深的无力感，小说人物成为了作者自我表现的工具。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首次赋予传统文学中一直作为叙事文学代表的小说以丰富的抒情功能，将小说的抒情色彩发展到顶峰。审美倾向上，充分表现对丑与恶的愤怒和批判，刻意表现出颓废或玩世不恭的倾向，甚至用心于对某些病态心理的审美体验，用“诚实的意识”表现猥琐、邪恶等心理，这在新文学刚起步的时候是十分大胆和前卫的。例如小说中对性心理的描写，青年偷看到房东的女儿出浴时“雪样的乳峰”“肥白的大腿”之后，“面上的筋肉都发起痉挛来了”，以及描写他“被窝里犯的罪恶也一次一次的加起来了”，都是属于极度私密的行为和心理，文中不时出现的性幻想甚至带有一丝病态，然而都被作者用“诚实的意识”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来，表现了作者本人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展示更加真实的人性。这在某些方面与西方真正意义上现代主义的鼻祖夏尔·波德莱尔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同样注重表现真实的人性，对自我的剖露也尺度极大，《沉沦》中主人公自述沉溺在少女裙底性幻想的自己为“畜生！狗贼！卑怯的人！”，而波德莱尔也在《祝福》中坦承自己为“伪善者”，同样不避讳性话题，追求一种犯罪的快感和本能的释放，如《沉沦》中“他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就惊心吊胆的把身子屈倒去听了”，和波德莱尔《告读者》中“只是因为我们犯罪的心啊，不够大胆”，充分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和本能，体现了超前于时代的审美追求。如同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所说的“病态的花朵”一样，郁达夫小说中一反常态的审美是对“颓废时代”的有力回应。在主题表达上，他效法了现代派对主题的刻意隐没，在现代派的文学观念里，“一旦小说创作完成，它的作者就已经死了”，强调刻意隐没作者的主观意图，凸显小说主题的朦胧性和多义性，充分调动读者阅读的能动性，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鲁迅在论及《红楼梦》时也谈到这个问题：“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小说的主题不宜太过明显，而《沉沦》就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点。小说创作之初对主题的构想，据郁达夫自己说，是写“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沉沦〉自序》），然而随着创作的深入，作者就有意淡化这个主题，主人公对性的苦闷往往和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爱国主义情感交织在一起，在生活极端困苦、内心极度迷惘的情况下他才会选择性作为心理的安慰和暂时麻痹，这又脱离了单纯性心理的范畴。在他沉浸在各种病态的性幻想中时，他又“总觉得惭愧得很”，又体现了在放纵颓废和道德良知之间的挣扎。小说中他与身边的同学、长兄以及陌生人的种种疏离，如同学看见他后“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酒楼侍女“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喝酒”以及他自己“同他的长兄绝了交”，又体现了现代人自我封闭的苦闷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郁达夫使小说内涵成为各种复杂的主旨意蕴的复合体，完美地隐藏了自己的主观意图。总而言之，郁达夫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借鉴和移植，是当时文坛上一次非常先锋的实验。他将西方现代小说的表达技巧和中国传统的小说形式熔为一炉，从而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境界，《沉沦》作为他早期较典型的作品，对我们研究他的创作风格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