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沙恭达罗》是公元4至5世纪印度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在印度古代传说的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一部剧作。故事的最早出处,按其本事,应出自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插画和印度教典籍《莲花往世书》的记载,前者中首次出现《沙恭达罗》的人物原型,后者则已经开始形成《沙恭达罗》的基本框架和情节。然而,两书中对于这一故事的记叙都相对简单和粗糙,面貌也和现在所看到的《沙恭达罗》有较大区别。《沙恭达罗》原初故事,据史诗所载,说的是国王豆扇陀在一次狩猎中走进了一座净修林,在林中结识并爱上了主人干婆的义女沙恭达罗,两人用干闼婆方式(一种无须举行任何仪式的自由自主的婚姻方式)结了婚。豆扇陀回城后,担心不告而娶使干婆生气而不敢迎娶。后来干婆派人护送已怀孕的沙恭达罗去见国王,他又因惧怕舆论的压力而不敢相认。直到上天传来让其接受沙恭沙罗的旨意,夫妻才最终得以团圆。在此版本中,故事情节相对简单紧凑,人物形象也相对扁平化和纸片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尚未出现“仙人诅咒”的相关情节,国王豆扇陀抛弃沙恭达罗也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被刻画为一个自私虚伪、薄情寡义的君主。而《莲花往世书》由于自身宗教色彩较浓的特点,开始出现了“仙人诅咒”的相关情节,从而为之后迦梨陀娑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到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中,故事结构开始趋于完善,全剧共分为遇艳树林之中、废猎林中空地、诉情河流之旁、离乡花园之内、忘盟国王之宫、忆旧宫中花园、重圆云中仙境七幕,讲述的是国王豆扇陀外出打猎,于净修林和净修女沙恭达罗一见倾心,遂以干闼婆方式私自成婚。然而豆扇陀由于母亲生日匆匆赶回,只留给她一枚戒指作为信物。之后沙恭达罗思夫心切,无意中得罪了大仙人达罗婆娑,他诅咒国王丧失记忆,直到见到定情信物方能恢复。已有身孕的沙恭达罗进城寻夫,途中净手时戒指不慎失落河中而没有发觉。此时国王由于仙人的诅咒已经完全想不起曾经的爱人了,甚至对她恶语相加。面对昔日爱人的无情抛弃,沙恭达罗尖锐地斥责了豆扇陀,愤而随母亲天女尼诺伽回到天上。后来一渔夫从鱼腹中发现戒指送交国王,他才得以恢复记忆。正在这时,天帝因陀罗请豆扇陀帮忙讨伐阿修罗,得胜之后的豆扇陀在仙境游历时巧遇他与沙恭达罗的儿子,最终通过儿子跟沙恭达罗相认。此时剧中的人物形象相对原初故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仙人诅咒”情节的加入,使故事主题从最开始的抨击负心薄幸的虚伪君主,变为歌颂豆扇陀和沙恭达罗经历千难万险却矢志不渝的爱情。这些改动,看似美化了国王豆扇陀的形象,然而作者的真实用意却不仅如此,《沙恭达罗》的人物和情节无不脱胎于《摩诃婆罗多》的插画和《莲花往世书》,然而细细审读,却又与前作大相径庭,在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上都有借鉴前作基础上的创新,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旧瓶装新酒”的文学实验。同时,诅咒情节的引入也与印度当时社会的宗教文化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印度婆罗门教文化的折射,然而这些文化环境的影响,都被作者巧妙地隐藏在文本之中了。接下来,我将结合《沙恭达罗》的具体文本,分别详细探究本剧中的“仙人诅咒”情节是如何为人物塑造、情节组织服务,并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根源。
二
首先探讨“仙人诅咒”情节对于人物塑造的作用。在《沙恭达罗》中,诅咒情节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说沙恭达罗,原初故事中对这个人物着墨较少,缺乏细致的性格刻画,除了和“豆扇陀以干闼婆方式结合”这一情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追求自由爱情的品格之外,再无更多具体情节的交代,使得这个人物几乎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甚至在与国王豆扇陀分别后,完全沦为丈夫维护自身名誉的牺牲品。虽然最后由于上天的旨意她终得以与丈夫团圆,但这一角色自始至终充满着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无力感。然而,“仙人诅咒”情节的加入,使得一个更加鲜活和饱满的沙恭达罗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面对大仙人达罗婆娑已经生效的诅咒,她不顾怀孕之身,在女伴的陪同下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夫之路,生动地表现了她对爱情矢志不渝的执着。面对国王豆扇陀的矢口否认和无礼侮辱,她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地斥责了曾经的丈夫:“卑鄙无耻的人!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谁还能像你这样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实在是一口盖着草的井?”并说补卢的子孙是“口蜜腹剑的骗子”,丝毫不惧国王的威权,也不愿意不清不白地留在他身边,最后在母亲天女尼诺伽的神庙旁乘着一道金光“消逝得无影无踪”,与轻慢了自己的丈夫彻底决裂,显示了她的刚毅果敢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在夫权占据支配地位的古代印度社会,沙恭达罗的行为无疑体现了挑战传统陋习的强烈勇气,散发出独立自主的人格光辉。从而使该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获得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豆扇陀在本剧中的形象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不再是原初故事中那个为了自己的颜面而始乱终弃的自私虚伪的国王,而是成为一位爱民如子、虚心纳谏、忠贞爱情的贤君圣王。作为补卢的后裔和刹帝利的领袖,他关心人民的疾苦,保护子民的利益不受侵害。在“御车惊起了一只大象闯进了法林”,给净修者的修行造成困扰时,他果断地放弃了打猎的计划。作为一位贤明的君主,他虚心听取来自民间的呼声,在他的利箭正要射向一只小鹿时,两个苦行者劝阻他:“你的箭不应该射向鹿的柔弱的身躯,这简直是无端放火把花丛来烧。”他马上停止猎鹿并真诚地赔礼道歉,以至于苦行者盛赞他为“补卢的后裔,国王中的明灯”作者在《沙恭达罗》中有意突出豆扇陀忠贞爱情、贤明无私的一面,因此需要“仙人诅咒”这一情节来烘托人物的形象。在剧中,豆扇陀未能接受沙恭达罗的主要原因是中了大仙人达罗婆娑的诅咒,完全失去了对于爱人的记忆,一方面是怀疑有人利用怀孕的沙恭达罗来污蔑他的家声,毁坏他的名誉;一方面又担心“抚摩别人的妻子而陷于不义”。可见他当时更多考虑的是公义而非私心,关注的是事态可能造成的道德影响和社会影响。从始至终,他始终用理智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没有丝毫为面前这个已经“陌生”了的少女的美貌冲昏头脑,“日莲只开在太阳里,明月下只开放夜荷。能抑制情欲的人不搂抱别人的老婆”,这就和史诗中原先记载的一心猎艳、始乱终弃的国王有了本质的区别。“仙人诅咒”这一情节的非凡作用还体现在对豆扇陀真挚爱情的刻画上,在剧中,大仙人达罗婆娑的诅咒象征着威力无穷的天命力量,连沙恭达罗的女伴毕哩阁婆陀都说“除了火以外什么东西还有这样大的燃烧的力量”,然而他盛怒之下的诅咒也只是消除了国王那段时间的记忆,而豆扇陀内心深处仍留存着对于沙恭达罗刻骨铭心的爱情,他的心一直在热烈地呼唤着沙恭达罗,“我的心是这样激动,它仿佛强迫我相信这是真的”,为此他一度在沙恭达罗被其天女母亲接走后怅然若失。在看到信物解除诅咒后,他立即为自己失忆时所说的话懊悔不迭,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摒除了高贵的装饰,只在左腕上松松地套了一只金镯,因叹息过多而唇若涂丹。相思失眠,眼睛发了红”。由此可见,他对于沙恭达罗的感情并不是一时新鲜的猎艳,而是发自内心的爱情,并且凭借这份永不泯灭的爱意战胜了诅咒。面对命运无情的玩笑——大仙人突如其来的诅咒,他们忠贞爱情、心心相印,冲破重重阻隔,最终在天命的指引下重新团圆。这就将本剧的主题上升到了感天动地的动人爱情上,也使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更能引起读者共鸣。
三
诅咒情节对于本剧情节组织的最大作用是增强了情节的曲折性和戏剧性,增加了戏剧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提升了情节的张力,同时也使故事结构相对于原初故事更加趋于合理。
在最开始的故事中,沙恭达罗的被抛弃主要是由于国王豆扇陀的虚伪和自私,二人的重归于好也是由于所谓“天命”的指示。整个故事情节充满着浓浓的和现实脱节的宗教色彩,缺乏故事性和紧张的矛盾冲突,只能勉强作为一部史诗或说教的宗教典籍,不适合以戏剧这种鲜活的舞台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为了增强故事的情节性,作者创造性地引入了“仙人诅咒”这一涉及超自然力量的情节,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置于“仙人诅咒”的危机考验之下,从而使情节更紧凑,更具有可读性。“仙人诅咒”作为全局最突出、最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最主要的行文线索,一直影响着整个剧情的情节走向。造成豆扇陀夫妻误会的始作俑者是大仙人达罗婆娑的诅咒,正是由于沙恭达罗思夫心切无意中得罪了大仙人达罗婆娑,这位爱发怒的大仙人就对其施加了让丈夫忘记旧爱的诅咒,从而导致后来的一系列误会和悲剧。然而作者又借助大仙人埋下了另一个伏笔:“只要她的情人看到他给她的作为纪念的饰品,我对她的诅咒就会失掉力量。”这句回复最后成为二人破镜重圆的转机,同时又隐伏下另一条线索,即国王送给沙恭达罗的戒指,巧妙地开启了下文的又一场“闹剧”——沙恭达罗在途中净手时戒指不慎掉入河中,直接导致后文与丈夫见面时的“忘盟”一节。然而就在情节马上陷入僵局之时,作者又安排一位渔夫在打鱼时拾到戒指,从而破除了诅咒,豆扇陀也在帮助天帝战胜恶魔后成功在天界与妻子团聚。整个故事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和曲折性。作者在这里采用了一种类似商家“饥饿营销”的方法,通过在文本中不断地降低读者的期待视野,最大程度地调动读者阅读文本的紧张感和对于故事的代入感。在读者的期望逆向受挫时,作者又往往在情节上安排出一系列转机。这样一张一弛,剧情就在一连串的矛盾冲突中达到高潮。本作中“仙人诅咒”及其引出的一系列线索就发挥了这个作用,围绕仙人诅咒的“施加—破除”、关键信物的失而复得的过程,戏剧的张力达到了最大化,剧情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通过安排“仙人诅咒”这一情节,作者将作品的情节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一情节又带有鲜明的印度宗教文化色彩,这正是作者组织情节的巧妙之处。
四
然而,作者对于“仙人诅咒”这一情节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这一情节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宗教根源。作者意在通过《沙恭达罗》这一“架空”的传说故事的外壳,折射某些古代印度社会的真实图景,以期达到将印度的文化传统巧妙地贯注于作品中的目的。《沙恭达罗》其实是当时印度文化与宗教环境的一个缩影,它真实地反映了某些那个时代的思想观念。
首先,《沙恭达罗》中可以看到古代印度夫权社会的影子。沙恭达罗与丈夫无法相认的悲剧,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大仙人达罗婆娑的诅咒,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古代印度是一个夫权占据完全主导的社会,女子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甚至被视为丈夫的私人财产,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在作品中也经由沙恭达罗的养父干婆之口加以体现:“孩子呀!你到了你丈夫家里以后要服从长辈,对其他的女人要和蔼可亲! 即使丈夫虐待你,也不要发怒怀恨在心! 对底下人永远要和气,享受也要有节制, 这才算得是一个主妇,不然就是家庭祸根。”女子在婚姻上更是完全的不自由,她们要被迫接受夫家的挑选。而且妇女的家庭地位都是以陪嫁的多寡来确定的,这意味着广大印度妇女在出嫁之前,甚至要支付高额的陪嫁来获得夫家的认可。这时,家中凑不出嫁女所需要嫁妆费用的父母们,就会采用“干闼婆”的方式将女儿嫁出去,因为这种方式不需要任何仪式和事先程序,可以免于支付巨额的嫁妆。作者在作品中特意提到沙恭达罗与豆扇陀是用“干闼婆”方式结合的,就是在影射印度的这一习俗,同时又用她“弃儿”的身份来暗示她贫寒的身世。另外,印度由于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因此自然而然受到多子崇拜的影响,女性沦为繁殖后代以带来吉祥的生育工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任何婚前的妊娠行为都被视作是不贞和渎神的,在本作中沙恭达罗未与国王有实际上的夫妻名分就怀上了孩子,这在印度文化中是被视为媾和的,因此这段婚姻必然要受到惩罚,而大仙人达罗婆娑的“诅咒”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力量,为了使这段婚姻得以善终,就必须接受所谓“天谴”的惩罚,于是“仙人诅咒”就成为了这种道德惩罚的化身。通过“仙人诅咒”这一带有“超自然”色彩的情节,作者巧妙地暗示了当时印度的传统习俗。
其次,“仙人诅咒”这一情节还带有印度种姓文化的印痕。印度是一个阶级界限相对严密且阶级流动相对固化的国家,而决定阶级地位的并非社会分工,而是血缘。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印度社会由上至下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相传为创世神梵天口的化身,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及享受奉献的权利,社会地位最高。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国王和武士,相传为创世神梵天双臂的化身,享有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权。第三等级吠舍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相传为创世神梵天腿的化身,经济上要供养前两个阶级。第四等级首陀罗是佣工和奴隶,相传为创世神梵天脚的化身,从事着最低贱的工作,社会地位最低,甚至不允许与上层种姓的人交流和接触,出行时要刻意制造声响提醒行人避让。各种姓按照血缘代代传承,婆罗门的后代仍是婆罗门,首陀罗的后代仍是首陀罗。此外,不同种姓之间是不能互相通婚的,违者就将被划入“达利特”这一等级,即“贱民”和“不可接触者”,这一等级处于整个印度社会的最底层,被排除在所有种姓之外,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所有人的歧视和孤立,不允许和任何人接触。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社会等级体系。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仙人诅咒”背后的文化渊源了。首先,沙恭达罗作为天女尼诺迦的女儿、僧侣仙人干婆的养女,属于四大种姓中的婆罗门,而国王豆扇陀属于刹帝利,印度不允许跨种姓通婚,所以他们的结合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充满坎坷。按照印度的种姓制度来看,他们已经成为所谓的“不可接触者”了。因此,他们原本情投意合的感情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和考验才能修成正果,被世俗所承认。从沙恭达罗的身世上来看,她是天女尼诺迦和王族仙人的孩子,本身也是婆罗门和刹帝利的不当结合,属于应该被世俗孤立和遗忘的“不可接触者”,她少时在净修林与世隔绝的生活也暗示了这一点,国王豆扇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这样一个“不可接触者”结合,本身也是违背传统的,就注定了他们的爱情不会顺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仙人诅咒”也反映了作为统治阶级的婆罗门和刹帝利的争夺。同样身为印度社会的统治阶级,婆罗门掌握着宗教世界的最高解释权,而刹帝利掌握着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权,双方一直冲突不断。随着印度军事贵族的崛起,刹帝利地位进一步上升,对婆罗门的威胁日益加大,双方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这在印度很多传说故事中也有反映,比如阿由提亚的国王萨嘎尔大君作为一位英勇善战而虔诚苦行的刹帝利,由于湿婆神的祝福拥有了六万个强有力的儿子,并准备举行可以获得如天帝般战无不胜的地位的“马祭”。为了防止国王威胁自己的地位,天帝因陀罗下凡偷走了马祭用的马,并陷害他的六万个儿子尽皆被杀。从此可以看出当时刹帝利和婆罗门的争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剧中的豆扇陀也是一样,作为伟大的补卢的子孙,他的王朝拥有长盛不衰的祝福。而他本人既是一位贤明的君主,又是天帝因陀罗的密友,可以自由地穿梭于仙界与人间之间,为神仙排忧解难。这自然威胁到了婆罗门的至高地位,因此要安排一个大仙人达罗婆娑作为婆罗门文化的代表去破坏他的美好姻缘,本质上其实还是两种姓的权力之争。考虑到这些印度特殊的文化因素和宗教因素,我们就理解为什么迦梨婆娑对“仙人诅咒”这一情节“情有独钟”了。
五
《沙恭达罗》中的“仙人诅咒”情节,体现了迦梨婆娑组织情节的高超功力,寓印度传统宗教文化于传说故事之中,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巧妙地符合了刻画人物性格、增加情节性的需要,真正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并抓住了“爱情”这个亘古不易的母题。《沙恭达罗》之所以深受后世喜爱,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