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友

光阴荏苒，一转眼我已年过半百了。许多的往事在我记忆的长河里越漂越远，越来越模糊，直至消逝在远方茫茫的天际。然而，对于一段遥远童年的记忆，我一直刻骨铭心。寒来暑往，斗转星移。这段童年的记忆依旧那样生动和清晰，带给我快乐，激励我前行，让我知晓世间的真情、懂得生活的真谛。

一、“豪华”理发店

四十多年前，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父亲因工作需要，携全家来到了赣南地区的一个山沟小镇，担任公安派出所的所长。虽然这只是个小镇，但也有三千多人口，其中主要是矿山的职工和家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算得上是个经济、文化较发达的“繁荣”之地。那年，我刚满六岁。派出所成了我们的新家。我的哥哥姐姐们很快就转到了当地矿山的子弟学校就读。他们每天系着红领巾，背着书包，蹦跳着去上学，让我羡慕不已。于是，我不停地吵着父亲，也要去念书。父亲说我还不够上学的年龄，就送我去镇里的幼儿园。我不喜欢那里，尤其不喜欢那里的阿姨，第二天就死活不肯去了。父母亲都要上班，没人看顾我。我成天上山下河，东游西荡，无拘无束。父亲没办法管我，只好带着我去找矿山子弟学校的校长，看看能不能让我提前上学。校长爽快地答应了。我如愿以偿，满心欢喜。临别时，校长摸了摸我的头，对父亲说，“孩子头发太长了，带他去剃个头吧。”

所谓“剃头”就是理发，是赣南的客家话。客家人管”理发店“叫“剃头店”；人前称理发师为“师傅”，背地里叫人家“剃头佬”。

镇上只有一家剃头店，就在派出所的隔壁。父亲带我进去后，跟店里的大人们寒暄了一番，便离开了。店里顾客挺多。我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忐忑不安地坐着。我一向害怕剃头，除了因为理发师们手劲大、不温柔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手里的推子总是钝钝的，会夹人头发，让人疼痛难忍还不敢吭声。此刻，师傅们都在忙碌着，等待剃头的人们或在读报，或在闲聊，或在下棋。没有人理睬我。我开始无聊地环顾四周。

这家剃头店很宽敞。大门的右侧有一扇宽大的玻璃窗。与窗子并排，安放着四张笨重、款式一样的大座椅，它们都有圆形的底座，可以灵活地转动。每张座椅的正前方都照着一面宽大、明亮的镜子。镜子下各自整齐地摆放着带抽屉的工具柜、热水瓶和脸盆架等物件。镜子两侧的墙面都钉着木制的钩挂，上面有毛巾、围布和磨刀用的长布条。每张座椅的正上方各有一盏套有圆锥形聚光板的吊灯。四盏吊灯垂挂在由杉木横梁托住的天花板下。它们形状一样，高低也一致。正对大门的那面墙是木板墙，左边是一扇小门，通向后院。小门的右上角安装有一个黑色的方形喇叭，声音不大，但清晰地传送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墙的正中挂着一幅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肖像画，下方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好些人围在那儿看下棋。墙右侧是另一扇玻璃窗，与大门右侧的窗子遥相对应。窗下有几级台阶通往墙角中间的一只带盖儿的大木桶。木桶底边装有龙头，下方托着一只白色的陶瓷水盆，盆前放有一张厚实的排骨凳。不时有师傅引来顾客冲洗头发。大木桶旁边挂着一些拧过的毛巾，其中一条还在滴滴答答地掉水。

我所坐的地方是等侯区。它在那四张大座椅后，中间有一条过道相隔。过道上方天花板下吊着一把大风扇。两张带有背靠的长椅倚着墙、拼接在一起，可同时容纳七、八个人。长椅的两端立着衣帽架，已有大衣、帽子和围巾等挂在那。长椅后面的墙上张贴着两张地图，还搁着几夹报纸；报纸上方的墙上有一面圆形的时钟，里面有枚红色的针不停地转着圈儿。

在那个历史年代，小镇里的这家店铺，与城市里的剃头店相比，毫不逊色。我从内心喜欢这里的“豪华”，尤其喜欢嗅这里满满的香皂的气味。

二、年轻理发师

店里不时有顾客离开或进来。我还小、不会读钟。不知已经过去了多久，也不知还要多久才能轮到我！

就在这时，门边靠窗的年轻师傅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二十出头的样子，剃头时总爱绕着座椅转来转去。一会儿瞪着眼睛，聚精会神地梳剪；一会儿又面露笑容，摇头晃脑，仿佛欣赏着自己的“佳作”。他丰富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让我联想到赣南采茶戏里的丑角，不怕要把人笑死。他瘦高身材，手长腿长，脚下踩着一双草绿色的解放鞋。我注意到，那两只鞋的鞋带不一样。一根是原装配套的，另一根是细细的麻绳。他的裤子也是绿色的，比鞋的颜色要深，像是邮递员的工作服。不过，这裤子穿在他的身上明显有些肥大。我看不见他的上衣。一条吊肩的围裙将他的上半身裹得严严实实。我琢磨，他的上衣表袋里是否也像父亲的那样插着一支钢笔。我猜他的衣服一定不够长，因为袖子明显太短，前臂的三分之一露在了外边。他肩膀平整但过于单薄，肩胛上插着细长的颈脖，勉强撑起一张奇瘦的脸。这模样活像稻田里插着的稻草人。他的鼻梁很正，但鼻孔有点外露，突出的颧骨后凹陷着一双缺少光泽的眼睛。这张奇瘦的脸就像画在弹药箱上的”骷髅“标志。不过，与“骷髅”不同，他蓄着一头像杂草般的长发。

我纳闷:为什么剃头佬的头发总是又长又乱呢？还有，谁来给剃头佬剃头呢？ 就在这时，他又开始“表演”了。他半蹲着站在客人的前方，两脚分跨在踏脚板的两侧，一手轻拈着排梳，一手拿着剪子，这儿瞄瞄，那儿剪剪。然后，嘟起嘴，眯着眼，后仰着身子并变换着角度来目测“作品”。我一直笑着看他剃头，目光紧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终于，头发剪好了。他微笑着，直起身子，转身去到柜前，放下梳子和剪刀后，拿来一把软毛刷子。他回到顾客身旁，一边连续刷着颈部的发屑，一边解开绕在客人颈圈的围布绳。他将顾客身上的围布褪下，两手分别捏着围布的两角，举在半空，使劲地甩了甩，然后挂在镜边的挂钩上，又顺手取了条干毛巾盖在客人的颈背。突然，“嗄吱”一声。只见客人和椅靠在他的搀扶下缓缓地向后倒去。客人由“坐着”换成了“躺着”。他推来了脸盆架，从热水瓶里倒出半瓶热水，再从桶里舀了半勺清水匀在脸盆里。他取来一条毛巾放在盆里轻搓、拧干，然后在客人的脸上来回地擦洗。接着，他端来一盒剃须液，涂抹在客人的额头、脸上、唇上和颈部，转身从抽屉里拿出剃须刀。接下来，他开始用许多有趣的姿势和动作，为客人刮脸。有一个姿势最好笑：他站在座椅旁，两腿直立，跷起屁股，俯着身子，双手前伸。从我这边看过去，他的样子特别像一头正在下坡的骡子。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顿时，店里除了躺着的，全都看着我。我赶紧用手堵住嘴儿，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注意到，其它座椅上都已换过人了，唯独门边这张，要慢许多。我想，不需太久就可以轮到自己了。但我又希望还是慢点好，这样可以看到“骡子”师傅更多的搞笑的动作。就在这一刻，他扭头笑着对我说：“稍等会儿，马上就你了。”我点点头，以示听见。随后，“砰”的一声，躺着的客人连同背靠一起瞬间立起。我迅速起身，以为终于轮到我了。他示意我坐下、再等上一会儿。没想到他又花了一些时间再次给客人洗脸、掏耳朵和梳理发型等。那人终于从座椅上下来，拍了拍袖子和裤腿，来到镜前端详着镜中的自己。我定睛一看，原来，那正是住在街对面的邱主任。据说他是位南下干部。他身材魁梧，国字方脸，倒梳着的头发乌光发亮，睑上露着十分满意的笑容。“喜民那，”他轻轻地摸了摸鬓发，点着头说，“手艺见长啦！”噢，原来他叫着喜民！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哪里，哪里，为人民服务嘛！”名叫喜民的师傅嘻笑着说，“您可别不满意呀，邱主任！我可是按照大首长的发型给您剃的！”哇，邱主任的模样还真有点儿像电影里的大干部！

三、“干部头”发型

邱主任付了钱，背着手，乐哈哈地离开了。

我立刻跑去，爬上座椅。喜民师傅示意我下来。我坐着不动，满脸疑惑地望着他。“我们先去洗洗头，好吗？”他轻声地问道。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洗头的动作很温柔，比咱母亲洗得还舒服。我爬回到座椅上。他从柜下拿起一根摇柄，插在椅子侧边的孔里。他使劲摇着，就像我摇父亲的自行车的脚踏板那样。他一边摇，座椅一边往上升。随后他拿来干毛巾帮我揩头。毛巾散发着香皂的清香，沁人心脾。我闭上眼睛，想像着他即将给我剃头的情景:一只“骷髅”，摇来晃去；一个“稻草人”，忽前忽后，忽高忽低，或俯或仰；还有一头“骡子”，跷着屁股在下坡……我想着想着，再一次禁不住笑出声来。

“你很喜欢剃头，是吧？”喜民笑着问。我摇摇头，又赶紧点点头。“告诉我，你几岁了？”我没立刻回答。要知道，自从来到这个镇上，我每天都要无数次地重复回答这个问题。但此刻，我乐意告诉他。

“我六岁。”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夏毛。”

“夏毛，你想剃个什么样的头呢？” 我摇摇头。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要不要剃个‘光光头’？”

“不要。”我记得电影里的光头人物多半是坏人。

“要么剃个‘马桶盖’？”

“不要。”一听这个名称，我就知道它不好。

“那，来个‘杨梅头’？”喜民很有耐心。我觉得“杨梅”这名儿好听，但它的酸味儿又令人难受。所以，我还是不要。

“那剃什么头好呢？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种了。”喜民皱起眉，琢磨着，像是在问我，又像在喃喃自语。

“哎，剃个‘干部头’怎么样？那是干部们的常剃的发型，就是邱主任刚剃的那种。”我想起邱主任剃头后的得意样，欣然同意了。

“不过，一般只有大人才剃这种发型。你确定要剃吗？”

“我明天开始就是大人了。妈妈说，明天我就长大成人了，可以上学了。”

“好嘞！”喜民喜出望外，马上就要动手。我猜，他一定最擅长这种叫‘干部头’的发型。

接下来，我便任由他“折腾”了。 喜民不像我以前遇到的任何一位师傅。他小心翼翼，不把我弄疼。我内心已经认可和接受了他，包括他的那些丰富而夸张的表情和动作。从他鼻孔里缓缓呼出的阵阵暖气摩挲着我的脸儿。我本能地感受到一种温馨的呵护！我静静地享受着他的服务。不知不觉中，我的头发就剃好了。喜民去放梳子和围布时，忘了把座椅摇低。我便直接跳了下去。我模仿着邱主任，站在镜前。镜中的我，圆圆的脸蛋，炯炯的眼神；一丝丝乌亮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统一向后，越过头顶，又贴着后脑，缓缓而下。我忽然觉得自己忽然长大了许多。是的，我长大了，明天就能上学了！我看着镜中的自己，笑了。

猛一回头，发现店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笑。我抛给喜民一句“我爸付钱”，便一溜烟地跑出了大门。

四、忘年之交

从理发店出来已是晚饭时分。家里人边吃边笑我的发型。母亲和大姐笑说我剃了个“成人头”。我不明白她们的意思。大哥笑问是哪位剃头佬剃的。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们：“这是喜民师傅给剃的‘干部头’”！谁都不准笑！”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崭新的书包，顶着喜民师傅剃的“干部头”，兴高采烈地上学了。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之所以难忘，不仅因为这是我步入校门的第一天，具有重要的人生意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干部头”惹出了“风波”。班里的男生们围着我取笑、挖苦。他们推搡我，摸乱我的头发，有人甚至想揍我。女生们装着不看我，却在背地里偷笑。最可恨的是，他们编起顺口溜来骂我:“头发梳得光，衣服穿得香，只吃不劳动，人人说他脏！”

那天放学后，我是哭着鼻子回来的。我没见着父母亲，只好去隔壁理发店找喜民。我向他哭诉自己在学校的遭遇。喜民一边帮我揩泪，一边整理我的头发。他安慰我说，剃"干部头”、向首长们学习是无可非议的；等同学们看惯了我的发型，就不再欺负我了。他还教我，以后遭人欺负时要怎样应付。喜民的安慰让我如沐春风，我很快就将苦恼抛到了脑后。

从那天起，我和喜民真正成为了朋友，尽管我们的年龄相差很大。喜民一直住在店里。我每天放学回来，都爱去店里找他玩，帮他搞卫生，吃他的糖果。喜民的卧室里挂着好几张毛主席画像。喜民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恩人、大救星，墙上挂毛主席像就是提醒自己不可忘恩。喜民告诉我要常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做毛主席的崽、唱毛主席的歌。”我抢在他前头说。喜民纠正道，“不要说‘做毛主席的崽’，要说‘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他告诉我要多唱歌，唱毛主席的歌！随即，他大声唱起歌来，边唱边跳，手舞足蹈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我也跟着他唱和跳，无比开心。

喜民还教我怎样回答“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他说，夏天的“夏”说的很好；但“毛”可以说毛笔的“毛”。他还用“毛”字组了好多词，如“毛豆”、“毛竹”、“毛毯”、“皮毛”、“羊毛”、“鹅毛”等等。后来，我再也没用过“毛主席的毛”来介绍自己的名字了。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我，一如既往，只要有空，就和喜民在一起。我帮他做事，他为我护理发型；我问他店里各种器材的名称和用途，他要读课文给他听；他买来糖果给我，我省下食物送他。我告诉他学校发生的事，他教我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我俩无所不谈，几乎不存在任何的秘密！

五、折磨人的痴想

世间没有永久的快乐。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喜民。当我去到他房间的时候，见他站在屋里默不作声，满腹心思的样子。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不回答，反而问我。

“夏毛，你说我剃头的手艺好不好？”

“当然好。”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说，“天天都有那么多人找你剃‘干部头’。你是最棒的！”

“嗳，其实我剃得还不好。”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看这些主席像。他老人家的头剃得真棒！给主席剃头的师傅真的太了不起啦！”

“那又怎样呢？”我问道。

“我想去找那位大师拜师学艺。说不定等我学好了手艺也有机会给首长们剃头。”他开始激动起来，“我一定要去拜师学艺！”

“那你晓得那位大师在哪吗？”

“在北京，很远，要坐火车才能到。我已经存够了买车票钱。”说着，他忽然黯然神伤起来。“哎，我听人说要单位开了介绍信才能出门。今天下午我去了找领导开介绍信。挨骂了。他骂我是‘二百五’，不给我开介绍信。”喜民说着，竞然哭了。我安慰他，“别哭了，说不定哪天，北京的大师傅会亲自来这儿招你去做徒弟呢！”喜民听后含着泪笑了起来。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喜民一心想去北京找大师学艺，却无法成行。他越来越忧郁和憔悴。我常去安慰他。他不希望他的事让太多的人知道。于是，我们伸手，拉勾。我发誓会保守这个秘密。

后来，喜民还是出了事。有一天，天气特别寒冷，天上飘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放学后，我从学校跑回家，发现派出所门外挤着好多人。我从人缝里钻了进去。眼前的一幕让我惊讶和害怕：喜民和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分头坐在长椅的两端。两人都气鼓鼓的，撸着袖子，横眉怒目，像是刚吵过架。父亲双手插在腰间，大发雷霆。我弓着身子沿墙边跑进房间里，迅速把门关上。我躲在门后，从门缝向外观望。

“放肆！这里是派出所，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都给我放老实点！”父亲厉声呵斥。大厅里寂静无声。大门外围观的人们在叽叽喳喳地议论。 “我说张经理啊，”父亲放缓了语调，“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又是知识分子。不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反而动不动就打人。你的觉悟到哪去了？”

“夏所长，喜民天天找我给他开介绍信，说要去北京拜大师傅学艺！您说，那、那怎么可能呢！那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我一气之下就用鸡毛掸子抽了他一下。”

这时我才明白，那位戴眼镜的男子是喜民的领导。我暗自为喜民担忧。

“他何止抽了我一下！有人可以作证。他还不让我评‘先进生产工作者’！”喜民很不服气，斜视着张经理。

“那你就往死里打人？”父亲反问喜民。“我，我只是推了他一掌。我本来还要打他，被人拉住了。”我相信喜民说的话，因为他是老实人，从不说谎。

此时此刻，大厅内外，鸦雀无声。我摒着呼吸。人们都在等待最后的处理结果。

“这样吧，”父亲板着脸，很威严的样子。“张经理，你必须写出深刻的检讨，一份交派出所，一份交你的上级领导。不要老是强调客观原因、说喜民的不是，要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张经理懊悔地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觉得父亲真的很公平。张经理也真是！不开介绍信就算了，干嘛要打人呢？

“另外，”父亲又补充道，“你简单粗暴，打人在先，必须向喜民同志当面道歉。”张经理唯唯诺诺地看着父亲，起身来到喜民跟前。他毕恭毕敬、态度诚恳地向喜民致歉。喜民只看了他一眼，就把头甩向另一边……。

张经理步履沉重地离开了派出所。围观的人也走了大半。 喜民坐在长椅上，低着头，一动不动，眼睛一直看着脚下的鞋子。父亲摇着头打量喜民，目光里含着满满的关怀和爱怜。

“喜民那，” 喜民抬起头惊恐地望着父亲。“我知道你一心想去北京给拜师学艺。你是个好后生! 不过，这事没那么简单。大首长的理发师不是你想找就能找到的!你听我说，放下心思，就在镇上好好研究技术、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吧。”

“可是，所长，我……”喜民把话咽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语重心长地说道: “喜民，我知道你想学好手艺，希望有朝一日能给大首长们理发。可是，谁

能推荐你去呢？你手艺不错，在本地为人民服务不也很好吗？”

喜民皱着眉头，目光呆滞，极度地心灰意冷。

“好吧，喜民，你可以回去了。”父亲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却无从说起。“今后， 不要再提介绍信的事。”

我看着喜垂头丧气地离开，担心他从此颓萎、再也回不到从前。

事后的第二天，我一放学就跑去见喜民，想好好地安慰一下他。喜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任由我喊叫，也不开门。又过去了一天，我还是不见他的踪影。我去找父亲打听喜民的下落，见父亲锁着眉头，很不开心，就不敢多问。此后，每天放了学，我都要去剃头店瞧一瞧，希望喜民会突然出现在那里。

有天晚上，我终于按捺不住，直问父亲关于喜民的去向。

“夏毛，爸一直不想告诉你，”父亲把我搂在怀里，“你的喜民生病住了。”父亲语气沉重，显出无奈的神情。“你明天去住院部看看他吧。” 听到喜民病了，我感到极度的震惊。我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母亲拉我进厨房，悄悄地告诉我:“喜民太过痴心，得了抑郁症，成天不言不语。还好，医生说不是很严重。你爸让你明天捎些吃的给喜民，陪他说说话，知道不?”我默默地点头，心里压着一块巨石。

夜里我起来上厕，从爸妈房门经过时，听见他们在谈喜民的事。我悄悄地蹲在门外偷听。

“邮电局老郝这几天病的不轻。我上午去看他了。”

“还不是被他家那臭小子喜民给闹的！我问你，你还让毛毛跟他玩，不怕学坏?”母亲埋怨道。

“怎么个‘学坏’？喜民可不坏，他人品很不错嘛。何况他跟毛毛那么好。”

“哎，外面都传开了，说喜民发癫，打了张经理。”

“胡扯!那是张经理先打他。喜民没什么不好，就是太痴了。想做的事做不成，心里堵着呢！”父亲说。

“不过，痴也不一定是坏事。年轻人要有点‘痴’劲才好，才能干大事。喜民事业心强，一心想学好手艺，希望得到大师傅的真传，何错之有？年轻人应该树立远大理想。我就欣赏喜民这样的后生。看来，我得出面帮帮喜民。过几天等他出院后，我去找县“革委会”，推荐喜民去省里拜师学习。省里边每年都会专门为基层合作社办培训班，培养服务行业的人才。应该让有志青年得到进一步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嘛！”

“那样就好。”母亲说，“喜民这个痴孩子一定会有出息的。”

那天夜里，我做了好多的梦。我梦见喜民挎着工具箱，来到了北京，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大理发师；大师傅还真的收下了喜民做徒弟！我梦见喜民心虔志诚地跟着大师学手艺。我梦见喜民欢天喜地唱着、跳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我还梦见喜民给我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糖果。　

六、后记

喜民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终于去了省会学艺。每次他写给父亲的信里除了汇报他的思想、学习和生活的详情外，总不忘问及我的情况。喜民因学艺期间表现出色，最终被留在了大城市工作，并且还有了自己的家庭。母亲告诉我，喜民曾经回来过几次，给咱家带了糖果、布料等礼物。很遗憾，因我一直在外地求学，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念高中时，有一天父亲很开心地告诉我，喜民已经很有出息了，入了党，调去了干部疗养院工作，专门为老红军和老英雄们剃头、修面。后来，喜民又读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回到疗养院任院长职务。

多少年来，喜民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动力。我也变得跟他一样的“痴”，这股“痴”劲无不体现在我的学习、工作和文学创作的艰难历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