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淠河》
内刊会员
见证者（《淠河》2022.3）
丁迎新
一
一定要盖屋！
爷爷的两只手交叉笼在袖筒里，嘴里叼着旱烟，吧嗒吧嗒地响，能看见烟锅里一闪一闪的红艳艳火光。爷爷的姿势很固定，除了烟锅里的火光，看不到其他的变化。爸爸的左手二拇指和中指夹着纸烟，不时塞进嘴里深吸一口，再吐出一团烟雾把自己的脸给蒙住。有时，纸烟离嘴的一刻，上下嘴唇团结一致地一努，轻微地扑地一声，没吐出什么东西。右手的大拇指和二拇指紧跟着凑近嘴唇，拈出一根沾在嘴唇上的烟丝，扔在地上。
两个男人，有些相像。一个苍老了些，腰佝成了镰刀的形状，头发如地头的荒草一般无序和杂乱，间杂以大片的白，是白面粉里混进了黑芝麻的效果。另一个明显正是发福的中年，大背头黑幽幽地，纹丝不乱，面皮细腻许多，四个口袋的干部服，风纪扣严谨尽责，招眼就能看见左胸口袋上插着的两支钢笔。
一个坐在板凳上，身体微微前倾；一个蹲在地上，胸口几乎挨着了曲着的膝盖，面对着面，都没看对方，但意见已经达成高度一致。
这是两年后的我，想象出的画面，应该是符合史实的。得感谢他们的郑重决定，否则，就没我什么事了。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话是谁说的来着？可隔壁的二奶奶实在是欺人太甚。老古话说，屋是万年桩。这老屋是我们共同的祖宗传下来的，在三个爷爷的手上分的家，共的还是一扇山墙，怎么倒要撵我们走呢？话说回来，不是他们的决策，又哪来我的出现？当然，这是我的私房话，不宜公开的。
我先来揭秘一下三家的渊源吧，以便讲述后面的故事。
老屋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不知道，听爷爷讲，是他的爷爷手上盖的，也就是说，已经住了五代人。传到爷爷手上，老屋已经是阴暗潮湿狭小，墙上长白毛，地上生绿衣，四方天井院里的石板上蒙着厚厚的青苔，光线暗得白天像晚上。爷爷的父亲就兄弟一个，可到了爷爷那辈，兄弟姊妹五个，姊妹出嫁后，随着三兄弟长大，不得不分家。爷爷是老大，先结婚生子，太爷爷太奶奶跟爷爷过，正屋加后厢给了爷爷。二爷和三爷还是光棍汉，一人一间偏房，分别为他们加盖了一间厨房。讲媳妇，娶亲，还是太爷爷太奶奶给主的事，帮的忙，媳妇到家，日子就自己过了。
三爷爷夫妻俩能干，吃苦耐劳，眼瞅着屋子太旧太小太少，不好住，就在原来的地皮上早早重新盖屋。但新屋与老屋的正屋，也就是爷爷的家，特意隔出一段距离，往另一边扩展了些，没了牵系和干扰。亲归亲，毕竟是两家生活，难免鸡毛蒜皮上起矛盾，尽量避免着。
二爷爷忠厚，娶个女人倒是过劲，可只是泼辣，于持家做活过日子上却少了能耐。没能力重新盖，就在旧屋的基础上翻了一下，在另一边多盖了两间新房，这边与旧屋相连的地方还是共一个山墙。照说也没什么钩挂扯，问题出在水井上，老水井在二爷爷家的厨房里，吃水得到二爷爷那去拎。二奶奶不高兴起来，有意把厨房门一关，把大门一关，出了门，爷爷家就没了水吃。三爷爷一堵气，新挖了一口井，可爷爷还住的是老屋，就是想挖，也没地方挖。
爸爸吃公家饭，常年不在家，儿女五个，负担重，爷爷和妈妈是生产队的整劳力，除了中午回来吃饭，白天不着家，可怜瘦小懦弱的奶奶又是个小脚，经常拎着水桶来回跑上好多趟，还是拎不到水。妈妈辛辛苦苦下工回来急着要吃饭，家里还没水烧饭洗菜，爷爷跑到二爷爷家吵过几次，就被二奶奶骂了几次，脸上给抓伤了几次。
最可气的是，二奶奶好使坏，今天从爷爷家摸个鸡蛋，明天拐两根木柴，说不定哪天把鸡赶进了她家的鸡笼。欺负奶奶小脚，常年不下门坎，绊倒过奶奶好几次。奶奶前边走，后边往奶奶拎着的水桶里扔脏，被孩子们看到了几回。
爷爷和爸爸这才下定决心，不管如何，一定要盖屋！而且是换个地方，重新盖，离老屋越远越好，离二奶奶越远越好。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啦。宅基地好说，寻找一处自己看中的地方，爸爸是公社干部，跟村里打个招呼，老屋地基交回生产队里用，办个手续就成。关键是家里穷得叮当响，肚子喂饱就算不错了，又哪来的钱盖屋？
可决心下了，话也放了出去，不盖也得盖，除非把头埋进裤裆里，从此不见人。
爸爸是干部，好开会，晚上，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开会了，在孩子们上床睡觉之后。奶奶像菩萨一样，窝坐在小竹椅里，始终面带微笑，没听她说过一句话。在这个家中，她的话最少，笑最多。平时，庄子里的其他奶奶来了，坐在一起拉呱，奶奶也大多只是哦阿的语气词，要不就是嘿嘿地笑。
都是爸爸一个人在说，屋是肯定要盖，而且要盖庄子里最大，最漂亮的。没钱，就一步步来，先准备屋料，再打地基，然后再盖。钱，由爸爸来借，借多少钱，干多少活。今年盖不好，就明年接着盖。人工尽量跟人家换，等人家盖屋时，再还人工。舅舅，姑爷，姨父，都联系联系，现在帮了我们，我们以后再帮他们。我就不信，屋盖不了。
爷爷坐在那抽旱烟，听见嘴巴吧嗒吧嗒地响，看见烟锅里的火红艳艳地，一闪一闪。妈妈在纳鞋底，针上连着麻线，从这边扎进去，再从那边拔出来，不时把针还在头皮上划拉两下。爸爸抽的是纸烟，不像爷爷，老是要揭开煤油灯的灯罩凑上去猛吸一口，才能点着。一根小巧的火柴，在侧面的黑火纸上一挑，一团火焰舞蹈着，就把香烟点着了。
在煤油灯昏昏黄黄的光影里，四个人的影子映在墙上，像皮影戏。会开完了，墙上的皮影戏还在继续，只是没有声音。先是奶奶去睡了，接着是爷爷，一路咳嗽着，然后是爸爸起身，最后是妈妈。妈妈永远是最后上床睡觉的人，熄灯的人。
二
正式盖屋了。
山上有的是树，但那是生产队的，跟粮食一样，得花钱买。家里九口人，五个孩子在长身体，一个比一个能吃。只有爷爷和妈妈两个人在生产队干活，工分换来的粮食远远没有人家多，更不够吃。每到年底分粮时，爸爸就用工资钱，从生产队买。就这，还是得靠屋前山后开点荒地，偷偷摸摸种些南瓜、红芋之类，掺杂着吃，才勉强不断顿。
爸爸不从生产队买树，有多重考虑，怕别人闲话是一方面，也怕乡邻们说占集体的便宜，利用干部的身份私人占公家的便宜。爸爸从老远的更大的山里的林场买，树又大又圆，买回来堆在场地上，让庄子里的人羡慕得要死。都说，乖乖，这树怎么长的，长这么大。那一刻，平时总板着脸的爸爸哈哈地笑，一人一支地散烟。大家伙接了烟，不接爸爸擦着的火柴，把烟夹到耳朵上，舍不得抽。
从屋料运来家开始，爷爷没在家睡过觉，就在新房地基旁边搭了个简单的棚，晚上就睡在棚里，看屋料。刮风下雨都是。
爸爸自己选的宅基地，这跟别人家大不一样。别人家都是请先生，把一家人的生辰八字都算算，把湾上湾下都转转看看，然后敲定一处地方，说是风水宝地，可保人丁兴旺，子孙升官发财。一直以来都是这么个干法，可哪一家哪一代也没见有当了官的，发了财的，一个个还在黄泥巴里找饭吃。爸爸倒是十里八里唯一的干部，吃国家粮的人，有老人说，是因为老祖坟发了热。
爸爸对自己选宅基地，有另外的说法，说，我是国家干部，不能讲迷信。我在心里揣摩过，估量过，而且是很多回，就算不是迷信，也是有讲究的。
我座落在湾冲的中间，离湾口不远不近。整个湾冲稍稍倾斜，像个斜靠在山梁上的鞋。鞋头朝上，与山尖平齐，最上湾的人家等于在半山腰上，从湾口到家得走半个多小时，还全部是上岭路，累得七喘八吭地。鞋后跟连着通向公社的路，路的另一头通向山外的晓天镇。通向山外的路，有好几十公里，跟一根绕在山腰上的绳子差不多，没多少人走过，也没必要走。只有山外的货郎和往山里的供销社挑布匹油盐笔墨等货物的挑夫，才会走。爸爸走过，那是到山外的山外的县里开会，一去就是几天，要挑着被子去。
话扯远了，再说回来。选宅基地，路途远近是一方面，关键还得讲风水，到底可旺人。我背后紧靠着山，坐西，面向是正东，前边是山，昂头才能看到山顶，山顶上面是出太阳的东方，不左不右，与太阳正对面。山顶像是人的脑瓜子，上面一层头毛，额头是个石崖壳，石崖壳下是个仙人洞，好比眼睛，只有一只，可时常有人烧香放炮竹。山与我之间，是条从上湾流下来的小河，一直流到下湾，然后汇到湾口外的大河。小路与河平行，横在门前，上湾下湾都从门前过。
打地基时，挖了小半截山脚，一层黄泥的下面是麻骨石，麻骨石太硬，还放了炮，这在盖屋是稀罕的事。石头正好用来砌地基，高高的地基，既防水，又牢固。虽然我不懂风水，但背靠山，可谓稳；早上晒太阳早，可谓暖；河在跟前，淌财流金，洗衣再方便不过。是个好地方。
巧的是，旁边不远就是上好的黄泥，粘性大，攥攥就能成团，又省了搬运的功夫。从砌地基开始，然后打墙，舅舅、姑爷、姨夫们都来了，加上湾里的男劳力们，全是干活的好手。在行的当主谋，不在行的打下手。妇女和年纪大的男汉挖黄泥，挑黄泥，上墙的是青壮年，能上高，往墙板里倒黄泥，再用墙杵筑实，要有一定的技术。一节一节地往前拱，再一层一层地往上接，马虎不得，含糊不得。逢到下雨天，就得歇，还得用塑料皮把砌到半截的墙给盖起来，千万不能打湿。
天晴的时候，就到处请工，趁着太阳好干活，赶工。张三李四王五，哪个借了多少工，都记在小本子上，一清二楚，以后慢慢还。亲戚算帮工，没法一是一地还，等他们家有事时，肯定义不容辞。你帮我，我帮你，这就是旧时农村的生存之道，做人之道。你家有事，帮的人多，说明你过去帮人家的多，人缘好。反过来，就是不得人喜欢，不是躲奸耍滑好占人便宜，就是待人尖酸刻薄，没人敢沾。
杂七杂八的活，是妈妈的，包括烧饭搞吃，伙食不能太好了，也不能太差。既要节约，又要面子上过得去，不能让人耻笑。做力气活，苦劳力，不能待人慢了。砌地基打墙等技术活，爷爷是主导，上上下下得盯紧，起早点，歇晚点，不能松懈和打混工，越实在越好，越牢靠越好。再好的人，也不可能时时上心卖力，还得自家有人掌。
爸爸对于盖屋是外行，偶尔来家一次，散遍烟，看看热闹，扯扯话，发表发表意见。像真正的主人，始终一身干净，一滴土都不沾。
小主人们该出场了，要不后面的事没法说。五个儿女，分别是大姐、二姐、三姐和大柱子小柱子，没错，最小的两个是儿子。不容易呀，在农村，这就扬眉吐气了，腰杆子能挺起来。就算是再穷，至少是有后代根的，绝不了后。要知道，只生女儿没有儿子的人家，见人都低人一头，死了都没人摔孝子盆、扛招魂幡和烧纸。风俗习惯里说，女人烧纸，先人是收不到的。
五个儿女之间，相差最大的隔了四岁，相差最小的是两岁，大柱子和小柱子就是。不说上学，就是吃饭都抢。衣服上好说，大的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小了给老三，等最小的穿时，基本上就是看不出颜色的补丁加补丁了。有得穿就行，只要不光着。
屋盖好的时间，我永远不会忘，是1975年5月1日，爸爸特意挑的，在5月1日上梁，说是好日子。
三
屋盖好的那一天，也就是我正式诞生后的生命开始，幸福时光的开始。每天看着他们出门和回家，是我最开心的事。因为我的存在，不只是他们有了归宿，而且是引以为傲的安乐窝，世界上最安宁安全和自在快乐的地方。
我很大，也很空，有别人家的屋子三个大，进深和高度都是人家不能比的。单堂屋，就能摆下八张八仙桌，同时开席饭。格式也不一样，别人家都是进门是堂屋，左右各一间，后面或者侧面加一间小的作厨房。我是一溜四大间，除了堂屋中间没隔墙，其他中间都砌了隔墙，堂屋、客厅、爷爷奶奶的睡房、爸妈的睡房、孩子的房、厨房都设置得好好的，井井有条。黄泥粘性好，墙筑得也牢实，刀子砍在墙面上只有一道浅浅的印子，像是砍在石头和青砖上。大门高，过年大门上贴的对联得用两副对联拼接在一起，门框比大柱子上学的几本书叠在一块还厚。家里面的床、站橱、衣箱、柜子和桌子，都是旧的，旧得发黑，只有大柱和小柱睡的床是新的，很简单的木架床，还打了一张新饭桌和四条新板凳。饭桌是门面，吃饭要用，大柱和小柱写作业也要用。
站在屋里喊一声，能回音好久。屋子高，土墙厚实，门窗严实，冬天暖和，没有一丝风能透进来，夏天凉快，扇子都免了。
没办法，为盖屋，借了一屁股债。爸爸当时瞒着，不愿意说借了多少，只是说借了钱，直到还了十多年才还清之后，才说出数字，借了有八百多块。那时，一个鸡蛋只卖五分钱，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十几块钱。大姐小学只念了几年，就被爸爸安到公社当广播员，为的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后来自己通过考试转正成为吃国家粮的，反倒因祸得福。大姐从上班那天开始，工资就直接由爸爸领，只甩给一点饭菜票。大姐快结婚时，还每月上交工资的一半，结婚十年后，女儿上初中了，才停止上交。
爷爷是上吊死的，这是很令人惊讶的事。在农村，只有受儿女虐待的老人，才会想不开，上吊或者喝农药或者投井寻死。事实上，爷爷是因为病痛实在受不了，家里又没钱治，一个劲地拖。没想到，趁着妈妈不在家，爷爷偷偷把自己的布腰带拴在厕所屋檐的横梁上，吊死了自己。妈妈中午从生产队干活回家，才发现。那时奶奶的眼睛已经瞎了，饭菜和用水都要端到手上，原先承担的一点家务全部压到了妈妈身上。妈妈是全家唯一的劳力，生产队的活一天不能歇，歇了就没工分。只能比以往的越早歇晚，更起早歇晚，劳累的程度可想而知。因为爷爷的死，什么传言都有，儿子媳妇虐待是传得最凶的。妈妈哭得呼天抢地，倒不是对爷爷感情有多深，而是觉得冤屈，而且无处可以伸。当干部的爸爸是场面上的人，更承受不起那个压力，特地请县公安局上来调查，然后把真相公布出来。就这样，那几年的日子，还是抬不起头。
大柱和小柱是无忧无虑的，爸爸不在家，他俩就是王，爬高上低，上山下河，什么事都干。跟动画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一样，上天入地，无所不敢。妈妈永远是嘴巴上狠，说要告状，真到爸爸回来了，为了什么事责骂他俩，反而护着。为了看一场电影，能跟着庄子上的大人天没黑就动身，翻过两座山头去看，看完电影到家，已经是半夜。隔壁生产队有户人家是个木匠，手头宽裕些，买了台跟两块砖头并在一起差不多大的黑白电视机，等于天天晚上放电影，就天天晚上翻山去看。许多人挤在一起看，跟看电影一样热闹。
对了，我的堂屋也放过电影。那一次生产队大场地上放电影，放到一半，突然下雨，有人提议搬到我堂屋里放试试。一个生产队一年才放回把电影，哪舍得电影没看完就没了？大家伙一起动手，把放映机抬过来，银幕大了不好挂，就把堂屋中堂上的毛主席像取下来，干脆把白墙直接当银幕用，一放，还真照，差不了多少。
不管怎么说，对于大柱和小柱来说，那段童年的岁月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长大后还在回味无穷。
分田到户了，山场、坡地和稻田，还有生产队的牛和农具等等，全部分到各家各户。凡是生产队的东西，都分成若干等分，再按人头抽签，谁抽到就是谁的。大家伙不解，不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进发吗，怎么又变成私人的了？可上面既然指示了，就得这么执行，单干。
一开始，一家一户单独干活还不习惯，在一起又说又笑又闹地干惯了，突然冷清，受不了，无聊，干得没劲。可显然地，干活更用心了，专心了，因为种出来的粮食全部都是自己的，种得多，就收得多。山上的树能砍了，卖了的钱也是自己得，竹子也是，茶叶也是，桐茶花果什么都是。有树贩子进山来，还有专门收竹子的，不用扛到遥远的晓天镇上去，在家门口直接就能卖成钱。树不给大量地砍，偷偷摸摸地砍几根是没问题的，哪家都这么干。手头灵活了，有了余钱。吃肉也不用非要等到过年杀猪，请人吃饭的桌子上菜的花样多了，还有酒，还有新出现的乍喝起来像猪臊水的啤酒，补丁衣服少了，等等，不知不觉地哪一方面都在变化。
先是奶奶去世，接着是三个姐姐先后出嫁，随着大柱和小柱慢慢长大，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家家都有了电视机，爸爸在妈妈的强烈要求下，其实是大柱和小柱一天到晚跟妈妈磨，逼着妈妈向爸爸要，才买了电视机。由于是山区，在屋外竖个高高的天线，转来转去地调方向，才只能收到安徽电视台一个频道的节目，还有雪花点，不清楚。
两人知足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一样，妈妈每天晚上再骂，照样看到“谢谢观赏”四个字出现才睡觉。第二天早上，再一请三催地起床上学。
这时，山乡开始修公路，从半山腰上，像刀砍树一样，把山砍出一条路来。原先的路细小，隐蔽在草丛中，别说从远处看不到，有时就是走在路上都分辨不出来。这路不同了，像一条土黄的绳子缠在山腰，从这个山扯到那个山。路面就是石子和泥土，一辆汽车开过来，行人就得赶紧贴到山壁上。很少有汽车开进山，有的只是突突响的三轮车和拖拉机改装成的车，拉人。这是头脑活络的人想出的赚钱的主意，车厢上搭棚，挡雨雪，挡太阳，装货也拉人。正上初中的大柱小柱，家离学校有六七里路，每天早晚得走。这下沾光了，瞅准车子爬坡时速度放慢，屁股黑烟直冒，几步小跑，一窜，双手抓住车棚两边的铁架，脚步在地上一点，踏上车厢上的踏板，上了车。跟着到达目的地，再蹦跳下来。
四
一晃，大柱上高中了，是六十多公里外的县城里的高中。小柱也上高中了，近些，在晓天中学，也有二十公里。两人都住校，大柱是两三个月回来一次，小柱是两三个星期回来一次，家里只剩下妈妈。爸爸在撤区并乡时，调到了晓天镇上工作，路途更远的缘故，回来更稀少。再一晃，大柱和小柱都上了大学，然后就分别在省城和县城找了工作，回来比爸爸还稀少。
爷爷奶奶房间的隔墙早就拆了，厨房变得更大，像是外面的场地搬回了家，光空着，没有用。只有妈妈一个人转来转去。客厅的隔墙也拆了，兄弟俩小时候睡的床移到了顶头的房里，和爸妈的房相邻，走来走去，看一眼他们睡的床，心里踏实点。反正都不在家，就是特意搞出一间，望着还难受。在庄子里，以能吃苦最勤劳出名的妈妈，现在懒了，除了家外的活，进了家门，什么事都不想干，没劲干。为谁干呢？已经整齐得不能再整齐，扫得再干净，擦得再干净，又有什么用？就好比烧饭炒菜，烧好了炒好了，也没人吃。
妈妈最喜欢坐在后门口。奶奶在的时候，那是奶奶的地盘，一把小竹椅靠在门框，瘦小的奶奶窝在竹椅上，跟一只猫差不了多少。每走近一个人，瞎眼的奶奶是第一个知道，最盼的，是爸爸的脚步，老远就能听出来，笑嘻嘻问一句：是儿子吧？
如今，轮到妈妈接班了。妈妈不是窝，而是上半身前倾，两手搭在膝盖上，不是奶奶那样的享受的姿势。在妈妈，从来只有劳作，没有享受。妈妈把目光抛向门前扭扭曲曲的小路，一直伸向下湾口的唯一的小路，看偶尔才会出现的人影，即使是一只孤单的狗，也能引起妈妈的兴奋。以前，妈妈从没闲着的时候，走路都恨不得脚不沾地，恨不得只有白天没有晚上。即使坐在那，手上也不会歇，择菜，纳鞋底，补衣服，总有事情干。可现在没了，没有衣服要补，鞋子是买，菜园里的菜光长，收回来没地方放，也没人吃。
妈妈已经日渐苍老，陪伴她的我，也是如此。屋顶时常会漏，屋太高，找不到敢上高的人捡漏和维修，也找不到当年土造的屋瓦可以替换；黄泥的地面坑坑洼洼，不再平整；墙面发黑，满是斑斑驳驳；门框门板上尽是虫眼，发黑发灰，多年积累的刮不干净的对联纸层层叠加，显出岁月的年龄；房里的楼上以前是可以睡人的，来客多时，稻草一铺，再铺上被子，睡六七个人没问题，现在半年都不上去一回。家家户户比赛似地，盖起两层或三层贴满瓷砖的楼房，只剩下老迈不堪的我，尴尬地可怜地无奈地畏缩在其间，那么刺眼，那么不谐调，那么孤单，那么不合群。
我开始可怜妈妈。
这家，压根就是她一个人的，主人是她，料理是她，打扫是她，看护也是她，所有的责任都是她。记得姐弟几个还小的时候，一到夏天，山里的暴风雨能把碗粗的树给刮断，把稻草堆给刮翻，河水能暴涨到没法过河。屋后紧挨着山，山上平时细小的山泉全发了疯，挟带着石头、泥砂和断枝杂草，成了汹涌的垂直的河，急驰而下。后屋檐下面的堰沟，眨眼就被冲泄而下的泥沙填塞，水太猛，走不掉，淹着了墙。泥墙啊，哪能经得住水淹泡和急流不断地冲击。瘦小的妈妈戴着锅盖大的斗笠，穿起拖地的蓑衣，抓起板锄，冲进别人躲还来不及的风雨，拚命地掏挖屋后的堰沟，疏通水道，把急流撇开墙角。那样的时候，妈妈不是瘦弱的女人，而是顶天立地的将军，捍卫着这个家，保护着我。
那就是责任，她一个人的责任。
其他的人呢，都是过客，只负责享受家的温暖。大多时候，是把外面的世界当作自己的天地，奔波和闯荡，期待扬名立万。受伤了，疲惫了，累了，才回到家，休养生息，安享家的舒适和自在。稍不如意或激情勃发，又一脚出门，家又被抛在了脑后。可妈妈行不通，家是妈妈仅有的天地，就是妈妈的世界，除此，妈妈无处可去。
我又能去哪里呢？这里也是我的世界，也是我的天地，除此，也无处可去。
我和妈妈同病相怜，相依为伴，一起孤独，一起衰老。我不敢想象，接下来的我们，随着时光和岁月的无情，又将会如何。
不只是我想不通，可怜妈妈，妈妈自己也想不通，这家怎么成了我一个人的呢？大柱和小柱偶尔回来，妈妈就问：这家你们都不要了？两人的回答大同小异：现在只要有钱，哪里都是家。等爸退休了，你们俩还待在这干嘛？我们在哪，哪就是家了。妈妈摇头，嘴上没说，心里已经在说：就是死了，这里还有埋我的土，城市里有吗？爸爸说起过，城市都是火化的，一个小盒子装着骨灰，屁股大的地方就是墓，还好几万呢。晓天以下的乡镇已经在火化，火化后再葬。妈妈不敢想象，好好的人像柴草一样给烧了，成了灰。不干，坚决不干！
大女儿工作调动了，随丈夫去了县城，然后在县城安了家。那两个女儿当年把求学的机会让给了大柱和小柱，都务了农，随后嫁在本乡，都随着丈夫出了门，在外打工。一个在江苏，一个在浙江，干得不错，还在外面买了房，比大柱小柱回来还少。大柱小柱一个自己主动下海，从公家辞职出来做生意，一个是所在的企业破产下了岗，被逼着自己干，具体做什么，
唉！要是他们长不大多好，还在跟前。现在倒好，一个个翅膀硬了，飞了，逮都逮不到，连老娘都不要了。
五
搬家，到晓天镇上住！
临近退休的爸爸和妈妈郑重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欲哭无泪。
爸爸回来跟妈妈商定的时候，其实，已经在镇政府里找好了房子。知道妈妈舍不得离开，不愿意离开，就把之前零零碎碎灌输的东西再集中郑重地阐述，把厉害关系摆出来，让妈妈意识到严重性和紧迫性，总之，已经到了非搬不可的地步。
从这晚开始，妈妈不再安眠。我看到，妈妈在床上翻来覆去，总不安稳。在以往不是，劳累惯了的妈妈，一躺到床上就会睡着，还会打呼。不再劳累的妈妈，像是要把以前缺失的觉找回来似的，睡得早，起得迟，而且在床上的时间总能睡着。爸爸说是身体衰弱的表现，妈妈不管，能睡着总比睡不着要好。可现在不行了。
得到了妈妈的同意，爸爸兴冲冲又去上班了，等哪天有空，叫两个儿子回来搬家。妈妈发呆的时候更多了，以往，大多是坐在后门口，望着小路看呆，现在，妈妈是在屋里发呆。家里的东西摆放，一直是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妈妈又开始整理，开始用抹布抹，用扫把扫。床，老站橱，新站橱，角橱，衣柜，箱子，桌子，板凳，椅子，碗柜，锅台，条台，儿子早就不再骑的自行车，没人看的电视机，儿女们早些年的书，不再碰的录音机和磁带，轻手轻脚地擦，轻手轻脚地抹，轻手轻脚地摸，生怕碰痛了它们，比儿女们小的时候为他们擦脸还温柔。儿女们小的时候，也是妈妈年轻力壮正忙的时候，每天冲锋打仗一样，从队里到家里，从家里到队里，顾不得细致地料理，将就着有个样子就行。
面对每一件家具和东西，妈妈都能想到往事，与爷爷有关的，与奶奶有关的，与爸爸有关的，与每个儿女有关的。仿佛就在眼前，伸手就能摸到。
真地要搬了，大柱和小柱都没回来，说是忙，都说，家里也没什么好搬的，都旧了破了，一切重新置，钱由他们出。爸爸只安排了一辆车，把妈妈舍不得丢的一家人的衣服、被子之类捆成包，搬上车就行。
有乡邻想买我，其实是买屋地场，重新在上面盖楼房。爸爸是国家干部，两个儿子上了大学，乡邻们归结为是屋场地风水好。妈妈坚决不同意，说，还会时常回来住住，还要搞菜园，山上的树和竹子得经常回来照看照看，地里的茶到了茶季得摘。总之，什么都不能丢。爸爸部分同意妈妈的意见，夏天热，山里凉快，回来住住是要的。至于菜园山场，没那个本事看了，把自己看好就算不错。
一把锁，把大门锁上了，也把我锁在了记忆里，锁在了冷清和寒冷里，锁在了孤苦和寂寞里。妈妈站在我跟前，她把箱底最好的衣服穿在了身上，衣服还带着折痕，像过去出门喝喜酒时一样清爽整洁，花白的头发像火焰在烧。我看到妈妈的手在抖，两只手在胸前握在一起，共同在抖。爸爸在催，走啊，破屋子有什么好瞅的。妈妈不说话，不识字的妈妈只知道干活，只知道做事。就算是教育儿女，也只是把爸爸说过的道理再重复说给儿女。
六
没人陪伴的我，开始荒凉和破败。
灰尘自由自在地抢占地盘，任意和疯狂；常年不开门窗的缘故，屋里变得阴暗潮湿，到处长霉；屋顶漏了，没人管；堰沟堵了，没人问；屋檐塌了，没人在意。我想不通，当初建造我的人，一直在我的怀抱里遮风挡雨，抵挡炎热和寒冷，休憩欢乐和长大的人，就这样抛弃我了？
据说，爸爸退休了，住的地方从镇政府里又换到了另外一处公房。先还有几个夏天，妈妈和爸爸一起回来，小住些日子，自从爸爸突然晚间吐血不止，紧急送到县里医院诊治后，再也不回来了。期间妈妈回来过一次，可又一次跌倒了，而且是在家里跌的，从那以后，妈妈用上拐棍了。他们深深体会到了山乡突然紧急情况出现时的不便，他们一个人真地不能照顾自己，得相互照应着才行。妈妈再也不回来了，步履日渐迟缓，靠拐杖帮忙才能动步的妈妈已到了靠人伺候的地步。我真地被遗忘了，像扔在垃圾堆里的废弃物，连收破烂的人都不屑一顾。
爸爸和妈妈最后一次回来，是儿女们把他们送回来安葬。爸爸成了一捧灰，装在骨灰盒里，妈妈不愿意火化，是用棺材盛装的，没进家，只在门口停放，和乡邻们道个别。然后，直接抬上了山，葬在了老坟山上。
我开始闭上眼睛等死，再无任何留恋，其实，已经是死的状态，只是不甘心而已。死，我最终的归宿，即使是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人是有子孙后代风光体面送别的，而我，只有孤独悲哀伤感地从荒凉到破败到崩塌到倒塌到成为一堆垃圾。我是山乡唯一的老古董，老不死，活在一天，只有被人笑话的份。
昏昏噩噩地，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晨昏，多少个日出日落，庄里的青壮年都出门打工，他们的孩子也随同父母在外生活和上学，有的连过年都不再回来。老人们一个个地去世，仅剩下七八个老人默默无声地过着每一天的日子。家家高大气派的楼房，像我曾经一样地空荡，孤独的身影进出，有的一把锁着，荒草慢慢生发和围绕，像山坡上花大代价建出的豪华坟墓。
一年一度的清明，大柱和小柱带着妻子和孩子来了，从我身边匆匆而过，哀叹几声，伤感几下，到山上做了清明就又匆匆离去。也只有每年的清明节，他们才来看望一回，祭奠一回。顺便看我一眼。
七
通往山外的公路上热闹起来，车来车往，络绎不绝。连湾里也时不时有陌生人跑进来，对什么都稀奇，都感觉好玩，还跑到我的跟前四处乱拍，用手机拍，用相机拍。我见过爸爸带照相师傅来家拍照片的，知道那是拍照。现在怎么这么多照相师傅？相互拍，还拿着杆子伸着拍自己，还站在一起拍。
原来，城里人热衷到山里来玩了，尤其是公社方向再往山头上去二十多公里，最大最高的猪头尖被开辟成风景区之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汹涌而至。清新的空气，清澈的山泉，野生的瓜果蔬菜，树木花草石头，什么都新鲜，什么都视为宝贝。连带着另一头的晓天镇也火爆起来，破烂不堪的老屋都成了景点。来吧，玩吧，闹吧，这大山里还从没这么热闹过。人家要人丁兴旺，地方也要人多才发旺，我是看不到了，唉！命苦，没赶上好时候啊。
突如其来的一天，有人开我大门上的锁，锈蚀不堪的锁，开了老半天，最终还是用石头砸烂了，推开了笨重朽烂的大门。一屋的阴冷潮气一下子扑出来，包围了进门的两个人，我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一看，竟然是大柱和小柱，白胖得几乎认不出来的大柱和小柱。我抬起无力沉重的眼皮，勉强跳动着兴奋和疑惑的光亮，他们终于回来了，竟然回来了，他们是要干什么呢？
我看见他俩在指手画脚，里里外外地看，细细地看。屋顶、门头、屋檐、箱柜橱柜桌椅和锅台，全部认真地检查，边看边商量和争论，边思考，脸上洋溢着喜色。难道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他俩走了，过了几天再回来，带了一辆货车，车上堆得高高的好多东西。随后，不断地有货车往这里拉东西。他俩住在了最近的邻居家，请了好几个人，从外地请的，从里到外地对我进行清理打扫和翻新。原貌保持不变，屋里的东西也不改不动，只进行维修。
不同的是我的周边，在老乡邻们的参考和帮助下，完全按照我诞生时有的物事开始布置。山坎上，小河边，田间，地头，稻草堆、柴垛、牛屋、猪栏、老式的脚踏打稻机、手摇风车、水车、稻箩、扁担、簸箕、粪箕、筛子、火桶、火坑、纺车、织布机、炒茶锅、烘茶篓、石磙、石舂、石磨、锄头、镰刀和犁田用的犁耙耖，细小如蓑衣、斗笠、草鞋和做布鞋的零零碎碎，全都想方设法征集得样样都有，牛猪狗猫鸡鹅鸭暾也全了。还照原先的样子，建了个生产队的公屋。荒了的田地重新开垦使用，庄上和附近的老人都上了班，做当年做的活计，不用考虑产量，只负责照原来的模式和样子干活就行。连小河里也放上了小鱼和泥鳅和虾子和螃蟹等，只允许用大柱小柱小时候摸鱼逮泥鳅的工具和方法，捞上来的可以按土办法烧了吃，也可以放生。
我成了城里面时兴的农家乐，不一样的是，是原汁原味山乡风味和当年特色的，大碗茶饭，柴火锅灶烧饭，我又是吃喝睡觉的家了。我又活过来了，恢复成了家的模样，人丁更兴旺的家，来来去去，家人不断变换而已。
单独一个我，是远远不够了，大柱小柱还打算复制几个我。出门上工，进门歇息，犁田打耙，栽秧割稻，缝补浆洗，喂猪养鸡，让那些城里来的人过妈妈当年一模一样的生活。孩子们的生活，则是大柱和小柱小时候那样的。不用电，没有电脑和电视，只有收音机和煤油灯，还有书。还有火把和月亮星星，还有萤火虫，还有蛙鸣和鸟叫。
这世道真搞不懂，怎么就又复古了呢？一个个往外奔，现在又一个个向回跑，先是农村人向往城市，现在成了城市人向往农村了。现代的生活过腻了过厌了，又想过以前的生活？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年老的腰身，焕发了新机，又精神抖擞了起来。原来，我还有价值的，很大的价值，很受欢迎呢。
只可惜，爷爷不在了，奶奶不在了，爸爸和妈妈不在了，尤其是妈妈，要是他们还在该多好啊。晚年的妈妈，盼的不就是爸爸和儿女能够经常回家吗？回到我的怀抱，只有在我的怀抱，才是圆满的家，幸福的家。早出晚归，晚有灯火，灶有烟火，栏有猪，仓有粮，有鸡有鸭，热热闹闹过日子，安稳的日子，幸福的日子。
大柱和小柱特意竖在公路边上，指向这里的导向牌子上写的是：
这里是妈妈的家，我们的家！
唉！算他俩有心，倒也很符合事实。因为，我就是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