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两地书

Y先生，一别多日，甚是惦念，再次祈愿身体康安。近日来函已纳，无奈工作繁忙，对于所提问题，今日方有闲暇回复。

在函中您明确发表了见解，即海瑞有沽名钓誉之嫌，而张居正则相对较受您的青睐，并且您着重地提到对历史人物，要采取“以功补过”。我对此深表赞同，但即便如此，您对海瑞的评价，我不能苟同。

Y先生，我诚然以为您对海瑞的态度并非源于对历史的客观分析，实则更多被自己内心所信奉的价值所驱使。他们两个到底谁优谁劣，我自觉是说不清的，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况对于历史人物，有哪个不是毁誉参半？您说海瑞是重精神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代表，这未免有失公允，这一点我们只需看他为官的政绩即可，他看到士绅享数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却虚出百十亩税，便重新清丈土地，重划赋税分担比例，他在淳安推行保甲法、明断疑难案件、兴办社学，他整修吴淞江等，通流入海，兴修水利。《明史》盛赞：“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至于张居正，的确，他位居朝廷的中枢机要，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政策，毋庸置疑在各方面都对明王朝产生了莫大的影响，甚至有史家认为明朝晚年得以延续国祚数十年，乃借张居正之功。但这难道不是身份差异导致的吗，不是时代所导致的吗？《论语·泰伯》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果海瑞也居中枢之处，未必不会有另外一番建树。对此，我们或许只能说，张居正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而海瑞则抓住了国家的脉搏。

当然，海瑞确也有一点值得颇有微词，为人处事过于理想，不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曾对其评论：“公学以刚为主，其在朝，气象岩岩，端方特立，诸臣僚多疾恶之，无与立谈。”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评论可谓中肯，他是一个古怪的官僚模范，是忠臣，是孝子，重法律，重伦理，从政多年，充满各种分歧，其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但纵观历朝历代的明君，没有一个不欣赏清廉刚正之臣，而凡清廉刚正之臣，又没有一个不对人情世故嗤之以鼻。魏征作为唐太宗时著名的诤臣，多次在公众场合使太宗颜面无存，太宗愤恨到一定要“会杀此田舍汉”，但终于魏征离世后，他却又心痛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清廉刚正之臣的作用也许更多在于通过鞭策君王，来匡扶时弊，进而影响整个庙堂，换言之，贞观之治，也许三分之一得益于魏征。不幸的是，海瑞生在昏暗的明朝晚年，儒家正统思想的约束对于大部分官员，早已形同虚设，因此注定其终究且只能沦为时代的牺牲品。

再者，我们中国的文化向来比较喜欢说两句话，这一点在我们的古籍实在数不胜数。《易·系辞下》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凡事能屈能伸，可视为大丈夫；但《孟子·滕文公下》却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东汉时袁康《越绝书·外传纪策考》说“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然明朝赵弼《效颦集·宋进士袁镛忠义传》却讲“以大义拒，宁死而不屈”；于谦在以诗自勉“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孟子.滕文公下》也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北宋时周敦颐《爱莲说》却说“出淤泥而不染”；凡如此类者，古人云“不以成败论英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同时却又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思心想来，不过是立足点不同，既于社会并无相害，不过是百家争鸣，又有什么优劣可言！张居正确是可敬，忍一时之阿谀而终成大业，但海瑞亦应可敬，全然是思想建设的英雄。

凡人的信仰，必然会驱使着人们遵循不同的标准，进而对同一件事做出不同的评判或抉择，倘没有对社会带来任何伤害，有时甚至还能对社会发展做出一点贡献，便无所谓大和小，也无所谓普通与高贵。如此，选择信奉以“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的凡事能屈能伸原则，和信奉人格上定要“不辱其身，不辱其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保节原则也就完全没有了比较的意义。

  　诗飞宇

  2023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