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的记忆

那个时候，母亲还年轻，我也还小。

我应该是一个扎着朝天辫的学龄前儿童或者只上了小学的头两年。

过年，我最期盼的就是能有一身漂亮的新衣服了。还有爆米花、水果糖、在街上拥挤的人群中看穿着大红大绿的妖婆扭着的秧歌，这些都汇成了我童年——年的快乐。

母亲很年轻，母亲的头发甚至还是黑色的，母亲一年到头一天到晚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总在不停地做着家务。她洗衣服、她做饭、她去工地上劳动、她给我和弟弟手工缝制新衣服，还有母亲做的红色的平绒小布鞋美丽精致，白的鞋底、紫红的平绒布面，脚面上一条细细的镶着黑色边的带子倒扣过来，漂亮极了。我穿上它，都舍不得去外面使劲地蹦跶了。

年是从腊月的最后十天就要开始准备了的。

母亲总要洗很多很多的东西，全家人的衣服，还有床单、窗帘、还要拆洗被子和褥子。那时候我们住平房，院子里树和树的间隙总是栓着一些铁丝或者绳子，家家户户都把洗好的东西晾晒出来，于是，花花绿绿的床单和衣服挂得满院子都是，长长的冰溜子从床单上垂下来，孩子们钻在那种红绿相间、大花朵图案的粗布床单下面捉迷藏，摘床单上垂下来的冰溜子，满心的欢喜和快乐，因为，就要过年了。

年是什么呢？大人们都在忙碌，只有我们这些不知道稼穑艰难的孩子们依旧在糊里糊涂快快乐乐地盼望着年的脚步盼望着明天就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幸福又是什么呢？

家里要专门抽出一天时间来进行大扫除。要擦玻璃，掸灰尘，搬动沙发和家具，把柜子下面的灰尘清扫得干干净净的，用拖布把红砖的地面拖得红里透亮。

然后厨房里就会飘起炸油馍馍的香味。母亲会叫来一两位院子里茶饭好的回族阿娘来帮忙，炸油饼的发面是头天晚上就开始在准备着的，到第二天上午用刚刚好。搓麻花和馓子的面是要现和的，里面加了清油和鸡蛋，馓子是咸的，麻花是甜的，别提有多么好吃了，孩子们聚在案板前，跟着母亲细心地学习搓麻花。一根一根的搓，一会儿工夫搓好的麻花就会摆满一整个案板，等待着它们到沸腾的油锅里面去跳金黄色的舞蹈。我记得有一种炸品叫做“花果果”，是用白面以及加了红糖和成的深棕色的面包裹纠缠起来切成的小叶片，上面有好看的图案，味道也很好吃，孩子们都喜欢拿着一个“花果果”在嘴巴里慢慢地嚼，那种干脆和香甜就是我们记忆里年的味道。我还喜欢母亲炸的“麻叶”，咸的或者是甜的面叶子上尽是碎碎的小芝麻，巧手的母亲把两片切好的面叠在一起，中间用刀划拉几下，然后用手轻轻地一翻，丢到锅里，就会变出来一只好看的金色蝴蝶，她说这是年三十晚上专门用来祭奠先人的贡品，但我却喜欢那种芝麻被炸焦了的香味，真是白吃不厌。

过年，父亲会提前去买一些平时吃不到的东西，一两斤水果糖或者是大白兔奶糖，买回来还没有到过年的时候，糖便会被母亲锁在柜子里，偶尔会给我们几个馋嘴的小孩发几个，我和弟弟，拿着水果糖放在烧红的火炉上烤，插上一个夏天吃冰棍时攒下的棒棒，水果糖会慢慢地熔化，会变成一个自制的棒棒糖，我们拿着棒棒糖小心翼翼地舔着吃，慢慢地品尝糖的味道，一根棒棒糖甚至可以消耗掉我们一个晚上的时间。

爆米花的老阿爷挑着担子来了，于是满院子的小孩们都开始雀跃起来。母亲给我们一个空脸盆，脸盆里装着一碗糯米、玉米或者豆子，给我们5分钱就可以去找老阿爷爆米花了。爆米花是要排队的，家家户户的盆子放在地上，孩子们守着自己家的脸盆盯着爆米花锅慢慢地挪动着位置，那种心里裹着蜜糖却又必须要眼巴巴地等待着的辛苦，考验着我们的耐心。还好，用不了半天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爆炸般的巨响中，家家的孩子都可以抱着一脸盆的米花或者玉米花满载而归了，那可是一脸盆甜甜的爆米花呀，足够我们享用好几天了。

父亲还会买一些拜年用的东西，比如钙奶饼干、水果罐头或者糕点之类的，这些东西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我们吃的，过年的时候，我们只有眼巴巴地看着这些东西游街一般地在亲戚家老乡家转来转去，馋馋的眼神在食品上面游走，无上的美味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真是遗憾的不得了。我们过年可以吃的水果，一般来说也只有可怜的一两种，苹果和冬果或者梨，但就是这些也是不能随意地吃的，只有母亲同意了，才可以馋馋地啃上一半个。

在年三十的前一天，母亲大清早就要起来，开始剁饺子馅儿，她还要做花卷，蒸馒头，蒸包子，因此又是忙碌的一天。记得有一年到了晚上，母亲忙完所有的家务才想起来我的新衣服还差一点没有缝完，我陪着母亲在黯淡的灯光下缝衣服，我躺在床上看针线在母亲的手中翻飞，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清早醒来，发现枕头边放着母亲熬夜缝好的新衣服，高兴地换上，却不知道母亲忙碌到了夜里几点才可以让我在三十早上一睁开眼就能看见漂亮的新衣服。

年三十的上午，大院里的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换上了过年的新衣服，会欢快地跑到清冷的院子里，放上一两个毛毛炮，炫耀一下自己身上的新衣服和头上扎着的漂亮红绸，我穿上新衣服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出门，总要在窗前磨蹭好半天才会跑出去玩耍。

那时候，一件新衣服，几个鞭炮，一把好吃的水果糖，就是我们对年全部的期待。

过年，怎么能不去拜年呢？怎么能不提那望眼欲穿一般盼望着的压岁钱？母亲有一个朋友在当时的州妇联当领导，很胖，是一位藏族，记得她家的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常常会接济我们家一点吃的用的东西。有一年她去北京开会，给我买回来一件漂亮的灯芯绒外套，桔色的衣服上绣着好看的白色花朵，衣领上居然还镶嵌着轻纱的花边，别提有多么好看了，用现在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惊艳。我穿到学校里去，常常会被外班的同学们围观。每年年初二，记得母亲都会带我和弟弟去她家拜年，胖阿姨和她家的伯伯便会分别给我们俩每人一元钱的压岁钱。有一年大年初二，下了很大的雪，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去拜年，路滑，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满身的雪渣子。到了胖阿姨家，母亲开玩笑说：建华已经在路上磕过头了。于是大家都笑，我却突然感到一丝委屈，还有羞涩和难堪，嘴巴一撇有点想哭。

胖阿姨和母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相处得一直很好，他们退休后年龄日渐偏大，行动也不方便起来，母亲常常会去看望他们，或者做一些好吃的给他们送过去。前两年，胖阿姨和伯伯相继去世，母亲有一天早晨起来说梦见胖阿姨了，她开始不舒服起来，在床上没精打采地躺了好几天。

过年，家里总是要来客人的，那么多平时吃不上的好东西，可以在这几天自由自在地吃，而且客人总会带一些礼物给我们，我们的口袋里装着半口袋的糖或者饼干，母亲凉拌的粉丝海带菜，还有猪肉水饺是那么地好吃，我们的嘴巴也总是油腻腻脏乎乎的。那时候我们最喜欢家里来客人，和客人家的孩子满院子跑着去玩耍，我们捡拾散落在地上的小毛毛炮，装满裤子口袋，讨好地送给邻居家的大哥哥。一次我听见胖阿姨和母亲聊天说：花生的红衣可以治疗贫血。于是我和弟弟把一盘子油炸花生豆都吃掉了，专门剥下来的花生红衣放在一个碟子里拿去给胖阿姨让她吃。那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过年的快乐，全然不知道为了过这样的一个年，父亲和母亲付出了怎样的辛劳。

过年，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去街上看扭秧歌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从正月初五开始，街上就能看到扭秧歌的队伍。那些穿着花花绿绿奇怪衣服的男人和女人，那敲锣打鼓的热闹气氛是那么地吸引我们。我记得秧歌队里总是有一个打扮奇怪的抱着一个破布娃娃的“老妖婆”，记得她是会打人的，又滑稽可笑又凶狠的样子，很是可怕，可是孩子们总是忍不住要追着她跑。到了正月十五，我记得大家都要去不远处的寺院上走一走看一看，虽然不懂为什么要去寺院，可我还是会跟着院里的大孩子们去凑个热闹，寺院的大经堂，那宏伟壮观的藏式建筑，里面的佛像和壁画，地上铺的羊毛毯子，以及巨大的红色的木头柱子，无不给人以神秘庄严肃穆的感觉，我们进去，屏气敛息，几乎不敢大口地喘气。

许多许多个新年和过年的日子飞一般地过去了，日子转瞬即逝，曾经有过无数操劳时光的母亲们在逐渐地老去，而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对于年的期盼显然已经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强烈了。关于年的记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清远而悠长，在无数个无法入睡的深夜和不能醒来的清晨里，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