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一

写下这个题目之前，本来还想起一个更好的名字，比如叫“温暖的陪伴”“难忘的情谊”“最好的朋友”等等，想想还是觉得更直接些好，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很多，什么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化学老师政治老师历史老师外语老师音乐老师体育老师等等，绝大多数已经记不住名字了。因此，在我的心里对老师的概念即清晰又模糊——我于1967年开始上小学，到1977年中学9年级毕业（“文革”期间停课闹革命一年），在档案里称为第一学历，参加工作后被指派到职工学校脱产两年“双补文化学习”取得了高中文凭，这是针对1968～1980年初、高中毕业而实际文化水平达不到初中毕业程度的青年职工，开设的文化课补习班。之后又在职参加刊授党校学习得到了大专文凭，具备了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提干标准。当然，还有很多老师。

若干年来，大圈子里小圈子里的同学们频繁聚会来往，却很少见到有老师，只是人们在海阔天空地闲聊之际偶尔才提到老师。其实，不是大家忘记了老师，而是老师们已经渐渐地都老了，就像我们这些当年朝气蓬勃的学生也都悄然无声地走过“知天命”进入了“花甲”之年……当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称你为“老师”的时候，心里就越发感怀要是能重新做一个学生该是多么的幸福。

                     二

记得我上小学的第一个班主任是个漂亮的女老师，她姓刘教我们算数课，平时像个大姐姐一样爱说爱笑的，据说当时正和本校的一名男语文老师谈恋爱，但刚到三年级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却投河自杀了，后来听说是因为男语文老师的家庭成分不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她无法忍受社会和学校里的那些风言风语。

也就是那一年，我们家也被安排走“五七道路”下放到农村——那里是一个水的世界，与江南的小桥流水不同，它一面是十里稻田一面是大片大片的芦苇，到处都是沟沟坎坎坑坑洼洼有的是鱼虾。爸爸说，那芦苇荡曾经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也有人为了躲避战乱，携家带口避难到芦苇荡里，一呆就是几十天。而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里，芦笋、芦根、小鱼小虾就是人们救命的稻草，芦苇荡自然成了生存的乐土。能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我们家来说无疑是幸运的。

的确如此，对我来说还有更幸运的——我的班主任郑老师也是下放户的孩子，也是个漂亮的女老师才20几岁。也许是同命相连，她对我们同是下放户的孩子特别关照，后来我由于学习成绩比较好，成为班里第一批红小兵队员，红领巾是免费发给的。那时，我们每天上学要走十几里的道儿，要过一条小河叫月牙河，桥很粗糙是木制的，平日里的水不是很多，马车和人都可以直接从桥的下边趟水过去，到了雨季水大的时候桥上桥下的路就都中断了，就得从邻村再绕十几里的道。所以每当下雨天放学回家，郑老师总是要亲自送我们到月牙河，翻来覆去地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男同学要帮助女同学。

我们的校长也是我班的语文老师姓张，是位男老师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山装，讲话时本地音特别重，同学们有时还学着他的音调嬉闹。他非常和蔼可亲只是有点啰嗦，每当离下课铃声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便拿起讲义，唾液四溅地还要讲解词句。他从来不看表却能准确地计算出下课前三分钟，在离开教室时还会恋恋不舍地谆谆教诲同学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次，他表扬我写的一篇反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作文将敌人坦克比作“乌龟壳”很生动。这时，一只小虱子竟然大摇大摆地从他的内衣里爬到脖子上，他急忙用手拍打，同学们已经笑声一片。

                     三

三年后，我们家被落实政策返回城里。那时城里的“运动”还没有结束，初二那年学校开展“反对师道尊严，停课闹革命”，同学们像丢了魂似的每天都要表决心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我的班主任——一位平时像母亲似呵护我们的王老师，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成了受批判的对象。我和班级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义无反顾地站在老师的一面，仗着“根红苗正”经常和那些没事找事的人理论甚至犯起混来：“老师教咱们学知识有啥错？！”

1977年春，也就是离毕业还不到半年，我的年仅40岁的母亲因为意外的医疗事故瘫痪在床上，我是家里的长子不得不放弃学业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的责任。几个月后同学们都毕业“上山下乡”去了，我因为特困留城。那年9月，我国恢复停止了10年的高考制度。这一喜讯无疑给我们那一代处于失落与惆怅的求知者们打上了一支兴奋剂，点燃了希望的火炬。同学们在农村每天要面临繁重的劳作,还要点灯熬油复习本来就不扎实的功课，有的人怕影响别的同学休息甚至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学习……记得那是个灰蒙蒙的早上，母亲静静地离开了我们，父亲带领我和两个妹妹、小弟站在单位派来的大货车车厢里，母亲用白布裹着躺在担架上，大人们面无表情，孩子们呆呆地相互依偎，只是车到了殡仪馆真正要和母亲分别的那一刻，泪水才不顾一切地喷涌出来。我的泪水里有即将面对艰苦生活的无助，有面对现实必须放弃参加高考机会的失望……几天后，王老师来到我们家，她给我带来了初中毕业证，鼓励我要坚强起来走向社会在单位一样可以考大学的。据说，当年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只有27.3万人被录取，虽然是寥寥无几，但也足以让我们为能够“冲出封锁线”的同学们而激动不已——那个年代，考上大学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毕业后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分配到行政机关工作成为国家干部……

四

我顺利地分配到一家大集体企业工作，却万万没有想到被安排成为一名锅炉工，那种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落差让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自拔。还好，我遇到了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都细心关注我的两位好师傅，一位姓苏是长辈的年龄，一位姓张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他们陪着我度过了那一段跌跌撞撞的青春时光。他们是我走进社会大学的“班主任”。

那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十分贫乏的年代，许多热血轻年一样，一边用汗水浇灌着贫瘠的土地，一边又痴迷地追求着内心完美的精神世界。面对生活的清贫与无奈，岁月的阴冷与蹉跎，我愣愣地开始了文学人生的艰难跋涉，我参加了当时市艺术馆的两个文学沙龙香稻诗社和“三五文学社”，同时还参加了《鸭绿江》和《当代诗歌》两个杂志的文学函授学习——当一个人孤独地拜读着李白、杜甫、辛弃疾、托尔斯泰、雨果、普希金、茅盾、巴金、鲁迅们，无意识地感到文学所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的时候。便觉得世界上再没有第二种财富，比纯真的文学家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更加珍贵更加高尚的了。文学会给你的心插上想象的翅膀，让你在飞翔中体验到成功和进步的快乐……

五

谁能够说清楚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老师帮助过你？反正我说不清。我非常喜欢那段赞美老师的话：老师如一束照射在冬日里的阳光，令人在无助时感到人间的温暖；老师如一泓出现在沙漠里的泉水，令人在失意时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老师如一首飘荡在夜空中的歌谣，令人在孤寂时获得心灵的慰藉……那是多么宝贵的人生财富呀。

人生的路漫长而又短暂，感恩的心人皆有之，每当想起那些记得住和记不住名字的老师们，感觉他们永远都是陪伴我的良师益友，当然还有我的启蒙老师——父亲母亲，就觉得再苦再难也要迈过那道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