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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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正是泡桐花开的季节，乡下的屋前院后，一棵棵高大的泡桐树开得灿然。从洋湖凼吹来的江风，悠悠地吹，吹开一朵朵淡紫色的泡桐花，渗出淡淡的清香。
戈映红独自坐在屈祠堂门口那颗高大的泡桐树下，小小的她，时而拾起几枚掉落下来的泡桐花放在手里玩弄，时而抬头看天上的流云从头顶飘过，无限美好，掠过她的心头。
“叮叮咚”，“叮叮咚”，长得牛高马大的祝传香老师摇着一只铜铃，边摇边喊：“上课了！”孩子们像小鸡归巢般鱼贯而入，跑进祠堂。这时，一个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的小男生从戈映红的眼前一闪而过，小男生穿着一件黄军服，腰间系着一根黄牛皮带。这个特殊的装扮，让戈映红不经意地回头多看了他一眼。这个小男生，便是我的父亲，屈敬普。
父亲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所以，天天吵着嚷着爷爷屈孝纯给他买军装。于是，平时对父亲宠爱有加的爷爷，拗不过父亲的死打烂缠，便趁赶集时，在驼背树老街上为父亲买了这一身装扮。
因为父亲跟戈映红的年龄相仿，便分在一个班。戈映红个子矮小，坐在教室的前面，父亲个子高大，坐在教室的后面。他们所在的学校屈祠堂是屈氏秋溪宗祠祠堂，祠堂门口有一口十多亩的池塘，塘里盛产青鱼、翘白、鲫鱼、螃蟹和虾子，还有莲蓬、棱角。塘边种了几棵垂柳和一棵泡桐树。祠堂是三进两横设计，里面有一个大戏台，戏台后侧有几个厢房，那就是给师生上课的地方。
那时候，父亲是班里的活跃分子，成绩中等偏上。戈映红在班里成绩最好，是学习委员。也许是父亲个子高大的缘故，也许是父亲骨子里富有的正义感，在学校里，只要遇见谁被欺负了，父亲第一个站出来。
那天，正是放学的时候，戈映红被本班一个小男生推倒在地，对方扯着她的马尾辫，咧开嘴，呲着牙，恶狠狠地说：“下次不给我抄，再打！”父亲见状，冲过来，呵斥对方：“住手！”看见高大的父亲，那个小男生撒腿就跑。父亲扶起戈映红，用他那高高的嗓门说：“没事吧？”戈映红站起身，拍拍身上的泥土，害羞地低下了头，说：“没事。”担心戈映红会再次被欺负，父亲决定送戈映红回家，两个孩子，默默地走着，都不说话。走到洋湖凼古渡口，戈映红冲傅艄公喊一声：“寿满爷爷，我要过河。”又回头轻轻地对父亲说了一声：“谢谢！”便坐着小渡船回到自己的家——洋湖屋场去了。
从那以后，每天放学，洋湖凼的古渡口，多了一个小身影，那就是我的父亲。
1968年，父亲小学毕业，到驼背树老街的杨祠堂（现在的赤石中学）读初中。因为是本村的，戈映红也去了杨祠堂读书，两人又分在了一个班。那时候，正逢“文革”，学校的一个班编成一个排，学校编成一个连。由于父亲成绩优秀，人长得高大，又是活跃分子，自然而然成了学校的“连长”。父亲依然穿着一件黄军服，腰间系着一根黄牛皮带，只是比上小学时大了一个型号。
在学校里，父亲还是小学那个喜欢打抱不平的孩子。由于他的一身着装，他的高大个头，弱小的同学都喜欢围着他转，平时喜欢作恶的同学都远离他。看着父亲平时在学校伸张正义的样子，戈映红小小的心底泛起一片涟漪。每次看见父亲从身边走过，戈映红就红着脸匆匆离开。这样的举动，被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戈映红的父亲当时在渣江当医生，家里属于“四属户”，条件不错，每天早早地就去上学了。而父亲上学前还要到田坎边、山里捡狗屎挣工分。这样子，戈映红去上学的路上，会经常遇见父亲。有时，戈映红会羞答答地问：“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呀？”父亲心里像暖着一团火。有时，戈映红会瞥一眼走开，父亲叹一口气：“人家是嫌弃我捡的狗屎臭吧？人家是四属户，家里条件好，看不起我们的。”
读初二那年，父亲按捺不住自己多年来的心事，给戈映红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大致是：等我将来有出息了，就与你谈恋爱，现在什么都不要讲。
当戈映红读完那封信之后，就再也没跟父亲说过一句话，在父亲面前的举动却极其乖张。
有一次，父亲在杨祠堂的操坪里打乒乓球，正当父亲弯腰去球台底下捡球，戈映红一个跨马动作，两脚跨在台子上，不肯下来，也不说话。父亲非常反感：“哪有女孩子家家跨在男生的头上？”父亲认为这是戈映红在挑衅他。父亲捡起乒乓球，掉头就走。
1970年春天，泡桐花开得热烈，渣江小对河边的泡桐花开得到处都是，一城的香。那紫色的身影，在清澈透亮的蒸水河中荡呀荡。父亲与班上的几位同学屈敬尚、屈孝军、罗秀莲、黄灵芝从驼背树老街出发，走了八、十里路，偷偷来到渣江街上照毕业照。戈映红知道了，也喊班上凌春福等几位同学偷偷尾随其后。他们跟着父亲一行，从这条街，穿过那条小巷。照完相，父亲一行便在渣江“花木兰”粉店吃起了米豆腐，戈映红几人在后面偷偷地看，馋得直流口水，也不上前打招呼。
后来，不知是谁告的状，班主任把父亲一行擅自去渣江照相的事告诉了校长，校长在大会上点名批评父亲几人。
毕业那一天，黄灵芝被学校分配到了县六中，当时，六中在衡阳县是最好的高中。凌春福和戈映红被分配到了县一中，父亲和另外几个玩得好的都分配到了县二中。就这样，父亲与戈映红就断了联系。
1973年正月，高中毕业的父亲，正在田里挑粪淋草籽。大队书记傅宜成走过来，对父亲说：“国业（父亲的小名）呀，你现在高中毕业了，来队里教书，要得不？”父亲说：“要得。”“另外，你到队里来兼团支部副书记。”傅宜成又补了一句。
在去队里开大会的第一天，父亲发现戈映红也在场，两人都很惊讶，相视一笑。后来，父亲得知，戈映红也是同一天被大队书记安排在队里当团支部副书记的。
大队部三天两会，会议由团支部举行。团支部的几个年轻人都是热血青年，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很好的锻炼，每次团支部书记戈民主问：“谁要上来讲几句？”父亲和戈映红都争着上台。往往是戈映红后来者居上。不知是父亲有意让贤，还是父亲本身的腼腆。
大队部会经常在屈祠堂搞节目。能歌善舞的戈映红就主动请缨，扮演《沙家浜》里的主角阿庆嫂，唱起京剧，用她那独特的嗓音，以气托声，以声送字，以字传情，向村民们传唱抗日故事。另一个主角是刁德一，大家早就被戈映红的京腔震慑了，没有谁敢上场。父亲准备跃跃欲试，但又怕自己奈不何，正在犹豫中，戈映红盯着父亲，故意讥笑道：“奈不何，就打旗杆吧！”戈映红这一激将法，真管用！父亲硬着头皮上了台，虽然远远不如戈映红，却也马马虎虎唱了几句。等他们唱完，台下一片呼声。
大队也会经常搞“抓革命，促生产”宣传活动。父亲就与队里的傅孝同拉二胡。傅孝同拉主调，父亲拉配调。他们自编七律、诗词，有时配上四川调，有时配上三川调，宣传毛泽东思想。悠扬的二胡声，在屈祠堂的礼堂上空回旋，让戈映红听了，春心荡漾。
即便在队里，父亲活跃，工作积极，但父亲的心思不在这里。他心心念念有一天能到部队去，能成为一名军人。
1973年冬月，县里征兵，父亲想：“机会来了！”即便在他人的百般阻扰下，父亲毅然决然地参了军。
临走的前一天，即1973年农历12月23日的下午，外面下着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泡桐树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雪，像是开满了雪白的梨花。父亲一个人坐在屈祠堂的办公室里看试卷，他想看完孩子们的最后一套试卷交给校长，然后第二天去部队。这时候，戈映红轻轻地走进办公室，在父亲对面的桌子边坐下，翕动着嘴唇，鼓足了勇气，用底气不足的声音问道：“你以前讲，有出息了，就与我谈，现在，你去当兵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了？”父亲抬起头，四只眼睛相对，又都低下。半天，父亲说：“现在广，还早。等我当了兵，有所成就，再广。”等父亲讲完，房子里顿时凝固了一般。其实，父亲有自己的担心。戈映红家庭条件好，父亲想等自己有出息了，再来理直气壮地与戈映红谈一场恋爱，给她一个幸福的未来。
戈映红什么也没说，便轻轻地离开。父亲隐约听到戈映红轻声抽泣的声音。等戈映红走出屈祠堂，父亲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看见雪地里的戈映红，系着一条红色围巾，慢慢地消失在父亲的视线里，留下一长串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父亲“唉！”地叹了一口气。
1975年，父亲在部队里也快两年了，心中甚是思念他心中的人儿。于是提笔，写了一封信给戈映红，信中介绍自己部队的一些情况，也询问戈映红这两年在家里过得怎么样。信寄出去了，一等两个月，也不见对方回信。父亲忍不住写信给二姐屈三春：“为什么她不回我的信呀？”我的大姑妈屈三春回信说：“她已找好了，你不要等了。”大姑妈的话，让父亲将信将疑。
1976年，父亲探亲回家，来到公社耍。当时，戈映红和公社的屈广播员正坐在屋子里闲聊。见父亲走进来，戈映红一下从椅子上弹起来，看着一身军装的父亲，哑得半天没说一句话。屈广播员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拉着自己的大嗓门对父亲说：“你现在还来做什么？一切都晚了！”等屈广播员说完，戈映红“哇”地一声嚎啕大哭，一手推开挡在屋门口的父亲，一手捂住自己的嘴，夺门而去。
后来的后来，戈映红嫁给了界牌一个大队书记的儿子，父亲找了我妈。
有一年春天，泡桐花照样地开，那密密匝匝的绿叶丛中，一簇簇花儿聚集在枝头，随风摆动，就像当年祝传香老师摇着的那只铜铃，让你仿佛听到“叮叮咚”“叮叮咚”的摇铃声。奶奶蒋年林正在驼背树老街赶集，戈映红的母亲走过来，拖住奶奶：“你儿子屈国业不是什么好人，当初给我家戈映红写信，跟她谈恋爱。到部队了，我女儿连封信影子都冇看到。”奶奶听了，“啪”的一声，双手重重地拍打自己的大腿，说:“造孽啊！哪个瞒了信？丧良心啊！”“当初你崽写给我家戈映红的第一封信，现在还保存在我家的柜子里呢！”戈映红的母亲又气愤愤地补上一句。说完，满脸不高兴地掉头就走。
后来，据父亲透露，当初父亲在部队写给戈映红的信，是被大队干部隐瞒了。
花开花谢，洋湖凼送走多少飘落的花瓣？那些波涛声里流逝的芬芳，默默无言。不知泡桐花再开的季节，故事里的人，可曾在梦里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