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除了会读书,还有一定的文艺细胞,最擅长拉二胡。
那时候,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不可能去商场买乐器的。天资聪慧的父亲便从屋场对面的木鱼山上砍来一截楠竹子,做成二胡的琴筒;又从山上选一根杉树木条,削成800mm长,做成琴杆;在琴杆上端钻两个孔,装上用茶树棍做成的琴轸;然后从田里捉来几只泥麻蝈,剥其皮,罩在琴筒上,便就是琴皮了。
二胡的基本骨架做好了,父亲又从驼背树老街买来两根琴弦装上,这便是世界上最原始的二胡了。
父亲无师自通学会了拉几首简单的曲子,后来又慢慢琢磨, 会拉《浏阳河》、《沙家滨》等复杂的曲子。
向晚,父亲常常坐在屋场的那棵老桑树下,给大家拉二胡。每年的中秋节,父亲总会为大家拉上几曲。只见父亲左手握着细细的琴脖,五个手指在弦上舞着,右手带动琴弓,在弦上滑过。弓与弦细细地摩擦,发出低低的“咝咝”声。
皓月当空,凉风袭面,父亲双眼微闭,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身子随着手臂的收合有节奏地摆动着。悠扬的二胡声伴随着月光在夜间缓缓流淌,中间不时传来围观者的赞叹声:“拉得好,再来一曲。”
一根琴杆,一个琴筒,一张麻蝈皮,两根弦,这小小的构造竟能拉出如此动听的声音,演奏者和围观者都陶醉其中。
1970年,父亲从渣江赤石中学考到衡阳县二中。由于才华出众,父亲一来到学校,便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每当学校举行大型文艺汇演时,父亲便有幸跟自己的班主任上台演奏二胡。那时候的演出活动有京剧样板戏《沙家滨》、《红灯记》。他们师生两人,一人拉京胡,一人拉二胡,在台上一唱一和,迎来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后来,父亲又手把手教会了其弟,我三叔屈敬义拉二胡。
1973年春,父亲高中毕业,在秋夏小学当起了民办教师。当时的区委书记屈芝生见父亲是个人才,便安排父亲为区里做简报、当通讯员,时不时也让父亲为其拉几首曲子解乏。
同年冬月,父亲年满20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军,体检完后,区党委决定让父亲去部队。不知什么缘由,却遭到区武装部长和接兵团排长百般阻挠,最后还是拗不过父亲的“倔”脾气,来到怀化二炮兵团。
在部队里,文工团每一次搞活动都要让父亲上台演奏。一曲完了,台下总会呼声一片。
1978年,住在河边屋场的姑奶奶屈孝美为父亲做媒,说:“渣江祖坪凌氏有一满女,人长得标标致致,也能干,就是身体差一点。”问父亲肯不肯,父亲当时也没想这么多,随囗就答应去看一看。
同年冬天,父亲回家探亲。县里武装民兵连集训,母亲正在英陂打靶场训练,那都是“真枪实弹”,当时父亲被姑奶奶领着来看人,只见扎着两根油亮的麻花辫,穿着蓝布衬衣的母亲在打靶场跑来跳去,那纤细的身影,在父亲眼前晃来晃去,父亲便当着姑奶奶的面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春节前夕,天气开始寒冷,家家户户烧起了柴火,大家都围着火炉烤火。姑奶奶屈孝美陪同母亲凌尉及其娘屋人来秋夏“察垱”。他们从祖坪生产队出发,坐渡船在洋湖凼古渡囗下,步行一里多路,便来到田心屋场,我父亲家。父亲家境贫寒,一家九囗人,挤在两间土砖屋里。
当时,母亲还是着那件蓝灰色的的确良衬衣,那是在县公安局上班的满舅送给她的,梳着两根长长的麻花辫,走起路来,麻花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母亲的眼睛会说话,清澈如一汪泉水。父亲老远看见母亲,高兴得手足无措,最后,就从门后的旧墙上取下他心爱的二胡,二胡声声,胜过千言万语,也入了母亲的心,坐在一旁的母亲听了双颊绯红,把头埋得很深。
可是母亲的娘家人凌氏不同意了,因为母亲所在的渣江祖坪生产队是县里第一劳动先进队,外公凌万碧又是省级劳模,当时流传一句话,那里的妹姬不外嫁!他们本是听说父亲才华出众,人也长得高高大大,又在部队里当兵,才肯来看垱。可看着这两间破烂的土砖屋,一家九囗人挤在一起,担心母亲今后会吃苦。于是,拖着母亲调头就走。可母亲也是一个“执拗子”,坐在凳子上,就像打了桩,拖都拖不动。
就这样,父亲跟母亲算是“为定”了。
1979年,父亲与母亲结婚,农历12月,生下了我。1982年,生下了我弟弟屈敦炜。
只记得童年的艰苦岁月里,父亲也会一边拉着二胡,一边摇头晃脑地清唱革命歌曲,我和弟弟则各自坐在小板凳上,饶有兴趣地围着父亲听得入迷。有时,父亲会停下来把二胡递给我,笑着说:“芳,你试试!”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拉出的却是“咯吱咯吱”的响声,就像拉大锯,常常逗得全家人哄堂大笑。于是,父亲就接过二胡,一边拉,一边带着我们唱歌。母亲如果空闲下来,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给我们一家人缝补旧衣服,一边细心地听着,那种氛围,其乐融融,非常的温馨。
2018年4月,母亲去世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父亲便再也不拉二胡了。也许是他知道他再也不能拉给他的知音爱人听了。四年了,家里的那把老二胡一直搁置在角落里,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有时,当在朋友圈看到堂弟屈强发三叔屈敬义兴致勃勃拉二胡的视频时,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