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老师

人生道路艰难曲折，一路走来，总有那么几个人让你永远不能忘记。车绍文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车老师五十多岁，瘦高个，面容清癯，当年是天台县滩岭乡马山中小学的一位公办老师。他年轻时师范毕业，教学基本功非常扎实，擅长教数学。

当年马山中小学是名闻遐迩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5个班，初中2个班，高中2个班。车老师任教初中的数学。

1975年8月，十六岁的我，居然和车老师成为同事。在当时民办老师占大多数的教师队伍里，车老师无疑是令人仰慕的，无论是年纪还是学识，都很受大家的尊敬。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依然生活得小心翼翼，为人处事不敢有半点的疏忽，对小于他的同事概尊称“老师”，只是对我例外。

当时学校里有八、九位老师住校，车老师就住在我的楼上。他特别爱干净，天气好时经常自己洗被单，然后戴着老花眼镜，站在学校的大办公桌边，一针一线吃力地缝着被子。我从小跟母亲学得一手好针线活，每每这时，我就主动接过他手里的针线，熟练地缝起来。他看了一个劲地夸：嗬，小小年纪，竟然会飞针走线，不简单呐！

一次，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俩，他关心地问：“小丁，你这个年龄应该在学校里读书，怎么不读高中反而爬到这么高的山上来当民办老师呢？”一句话问得我眼泪汪汪。当他得知我因父亲的历史问题，继续求学无望后，才应校长之聘来这里任教音乐的。记得当时他长长地“哦”了一声之后，便脸色凝重起来，望着窗外沉默不语。

车老师一定看出来，我这个黄毛丫头离“教师”的要求实在是太远了。的确，那时的我初中刚毕业，知识储备不足，又毫无教学经验，除了能认识简谱，会唱歌跳舞，其他都不合格。刘校长招聘来一个只有16岁连风琴都不会弹的音乐老师，这成了某些同事背地里谈论的一个笑柄。开学初那段时间，我都是用毛笔抄好一大张歌纸，上课时往黑板上一钉，然后用嘴巴一句一句教学生唱歌。山上的孩子们倒是山泉一般的清纯明亮，活泼可爱，很喜欢我这个小姐姐老师，张大嘴巴，高声欢唱。刘校长当时最担心的是我上课纪律管不住。很幸运，我上课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调皮捣蛋或恶作剧为难我，这使我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和。但我心里明白，必须得赶快学会弹风琴，要不然就要走人，就要丢掉这份光荣的工作。

一天放学后，大家都回到办公室里有说有笑。我看到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同事坐在风琴前弹唱，就高兴地跑过去，欲拜她为师。“啊，C老师，您风琴弹得真好听！我还不会弹琴，您教教我好吗？”

“啪！”C老师把风琴盖重重一摔，站起来厉声训斥，“你不会弹琴，你不会弹琴跑来教什么书?笑话！”

“嗡！”的一声，我如遭当头一棒！办公室里十几个同事一下子全把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努力想保持镇定，可那不争气的泪水簌簌滚落下来。我真想解释一句：不是我自己跑来的，而是校长请我来的！可是，我喉咙梗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受辱和委屈，让刚刚出道的我招架不住了，竟当众抽咽哭泣起来，一时伤心得迈不开脚步。

这时，一双大手轻轻地落在我的肩头，把我推到风琴前坐下，打开琴盖，说：“不哭不哭，来来来，我教你弹风琴！你识谱能力强，很快就能学会弹琴的。”

这个人就是车老师。他说在师范里学过风琴，但几十年不弹，生疏了，基本指法还是知道的。他教我认识键盘上的中央C，认识高低音组，怎样“穿指”“跨指”，一双僵硬的手在键盘上给我做着示范。

半个月后，我能够弹奏风琴了。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兴高采烈地把风琴抬到教室里，给老师上课用。可爱的孩子们哪里知道，小姐姐老师是用一只手弹奏风琴的。一个月之后，我左手能够配八度和弦了。当我两只手熟练地在键盘上弹奏的时候，车老师看了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车老师每星期下山回家一趟，往返一次要步行几十里的山路。回校时，他总用扁担挑着粮食和蔬菜。马山很高，车老师年过半百、身体虚弱，徒手登山已经够累了，不用说肩挑重物了。因此，他每次上山，总是累得大汗淋漓，脸孔煞白。为了山顶的学生，他总是咬着牙一步三歇，艰难地攀登在山道上。有几次，我们在山道上相遇，我就先把自己的东西挑到山顶，再跑下山腰，接过车老师肩头的担子，然后，一老一少晃荡着担子，一起走进学校。

1978年的一天，车老师挑上山的东西除了粮食蔬菜外，还有一大摞用牛皮纸包起来的砖头状的东西。他把这包沉重的东西，高兴地往我的面前一放，累得直喘粗气。

我瞪大了眼睛，吃惊地问：“呀，这么重，里边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呀？早知道，我就来接你了。”

车老师擦一把汗水，指着我的鼻尖笑着说：“小鬼头，光想着吃！给，给你一把金钥匙。”

给我的金钥匙？我好奇地打开厚厚的牛皮纸一看，呀，原来是一整套当时很难买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书崭新崭新的，厚薄不一，数了数，足足17本，散发着阵阵的书香。

“啊，您哪儿搞到的？这套书真的给我？”我捧着书喜出望外。从小到大，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新书，真是激动极了。但我一想到父亲的问题，心里马上变得灰暗酸楚起来。再说，每月23块元工资的我，也买不起这套自学丛书啊。

车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满怀希望地说：“据我判断，国家开始阴转多云的天气了。你看，去年开始高考恢复了，只要你有决心自学，实现你的愿望不会太远了。书钱不要紧，你可以分几次付给我，哈哈，也可以不付！”

我还有什么好说呢？继续求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从此，我除了紧张的教学工作外，晚上在油灯下，一头扎进了书堆里，遇到不懂的题目，便去请教车老师。

一天晚上，我被一道数学难题卡住了，在草稿纸上反复计算都不得结果。车老师知道了，说：“你把题目给我，我去算算看，明天告诉你结果。”

第二天早上，车老师把演算的过程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白纸上，叫我到自学丛书答案里对对看是否正确。我一对，嗨，完全正确！我们俩都像攻克一个堡垒一样那么高兴。在我的印象里，这是车老师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两年之后，车老师终于平反摘帽。我也凭借他送的“金钥匙”，考进了临海师范学校。

现在，每当我看见书架上的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眼前就闪现出车老师肩挑重担在陡峭的山道上艰难登攀的身影……

注：此文1995年3月18日在《杭州日报》副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