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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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回始丰老家，由于时间仓促，七弦没有在丹丘村约见小哥刘建，因为他在城里买了房子，一家人住在城里多年了。七弦好几次都想去城里看看他，最终还是没有成行，只好在回程的高铁上拨通电话，以解那份思念之情。
“小哥好！我，七弦。”
“哎呀，老七呀，你好你好，多年不见，怎么今天突然想起你小哥啦？你是否回老家度假？近来一切都好吧？”刘建声音洪亮，还是那副热情豪爽的老样子。
唉，人生哪能一切都好，万事有个半称心就不错了。电话里尽拣好的说，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不知不觉，七弦与刘建聊了近一个小时。
“小哥，我到站了，下回见面再聊。记住，少喝酒，多陪陪我嫂子，哈？”七弦说。
“记住了，老七！下次来，哥带你去钓鱼！”
其实，刘建不是七弦的亲哥哥，他虽出生在浙南的始丰，籍贯却在山东。但是，他们的情谊，就像亲兄妹一般。
小时候，刘建随父母住在横山脚下的丹丘村，和七弦家门对门住着，中间只隔着一条丹丘坑和一道防洪堤坝。他们同岁，刘建大七弦三个月，俩人从小一起长大，从小学到中学，又在同一个班级读书。
刘建个子高挑，长相英俊，性格活泼开朗，又遗传了他母亲的一副好嗓子，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少唱革命样板戏。学校里文艺演出时，班主任让刘建和七弦演唱《沙家浜》“军民鱼水情”片段。刘建亮开嗓门，大声喊七弦“沙奶奶沙奶奶”，逗得全校同学哈哈大笑。七弦没忍住，也笑弯了腰，结果这个节目演砸了，被班主任狠狠批评了一顿。
后来，学校老师又组织二十多个学生，把舞剧《红色娘子军》序幕、一、二场搬上舞台。刘建成了扮演洪常青的不二人选，七弦演连长一角，俩人在舞台上并肩作战，一起举手行军礼，踢正步检阅“红色娘子军”，可得瑟了。这次俩人没有笑，一本正经地演，大获全胜。儿童版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始丰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中得了一等奖，这给刘建和七弦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
当然，读书的时候，刘建一直是七弦的保护神。要是有谁欺负七弦，刘建便挺身而出，眼睛一瞪：“嗯哼，你敢？”对方马上就怂了。
初中毕业后，刘建作为烈士遗孤，16岁就被特招进了部队。那天，七弦站在村口，看着刘建穿着新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昂首挺胸走在新兵的队伍里，回头冲她行了一个军礼，就像舞台上的洪常青。七弦手捂嘴巴一笑，眼睛有点发涩，喉咙堵堵的。她心里好羡慕刘建啊，终于穿上真正的军装了，可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参军，只能在舞台上当连长，过一把当女兵的瘾。
刘建当了四年兵，本想留队考军校，没想到部队大裁军，整连整团切，他只好打起背包回到母亲身边。几年不见，刘建变得愈加高大威武，脸上褪去了少年的稚气，变得老成持重，说话彬彬有礼。退伍后，他进了县公安局工作，分在刑侦组，从此日夜奔忙，很少回到小时候丹丘村的家。
刘建行了个军礼出村后，七弦望着他的背影，咽着口水，把冒出的泪花堵回去。她烧饭的时候，怔怔地望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听到了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晚上睡觉辗转反侧，一次次失眠之后，她翻开日记本，含泪写下一句话：“今生你我只能做兄妹！”然后把日记本压入小木箱的箱底。
迷茫了一阵子之后，七弦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她学过裁缝，当过鞋匠，还扛着锄头到农场刨草。1975年，她的命运出现了拐点。那一年，高山顶一所中小学急需一位音乐老师，很多有音乐特长的老师都不愿去山顶任教。校长经人介绍找到黄毛丫头七弦，问她是否愿意前往，七弦说太愿意了，她便幸运地顶了这个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生存。她知道自己没有背景和依靠，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力读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时光老人还是心怀悲悯的，把生活的出口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1979年夏天，她通过高考，飞出山窝窝，飞到海滨，又飞到了省城。
几十年来，七弦和刘建就这样天各一方，各忙各的，很少见面，偶尔通一个电话。但要是家里有重大的活动，他们兄妹还是会在丹丘村老家团聚的。比如，七弦结婚，刘建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场。“老七这杯喜酒，小哥肯定要喝的。听着，今后不许欺负我的妹子，如果让我妹子有一点点委屈，小哥可不答应哈！”刘建端着酒杯，醉意朦胧地警告新郎官。
再比如，七弦的父母去世，刘建就换下警服，和五个哥哥一起，披麻戴孝站在孝堂里，以孝子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原来，众所周知，刘建是山东南下干部刘良的长子，也是七弦父母的干儿子。
刘良，1928年出生于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15岁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随部队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成长，受过战伤，立过战功，当过排长。1949年5月，年仅21岁的他随山东八千干部南下入浙，被分配到省交通厅运输管理处工作。1954年，刘良的妻子田禾在杭州生下女儿刘晓，一家三口住在杭州南星桥一个窄小的职工宿舍里。
1958年，浙南地区的始丰县发生了一起民众闹事事件：一位教育局长被打成右派，让他每天在一所学校掏大粪，接受思想改造。他自感冤屈，多次递交申诉材料无果后，竟用粪水浇泼学校里多位女教师，还举着火把要焚烧校舍，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始丰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1955年，一江山岛刚刚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没有退尽，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大家就怀疑，这个闹事分子是不是一个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
省委接到地方的通报后，马上派出工作组到始丰县调查此事。刘良是工作组成员之一，他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开着一辆军用吉普车，载着省委工作组一行5人进驻始丰。经过一个阶段的调查取证，排除了种种可能，并针对此事提出合理的处罚意见，最终始丰闹事事件得以平息。
工作中，刘良遇到了当时始丰县主持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老乡刘贤，俩人过去在同一个连队并肩作战，这次他乡遇故知，分外激动。老乡加上战友的情谊，刘贤便热情地邀请刘良留在始丰县一起开展工作。刘良看到始丰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又有一批山东老乡、战友在这里工作，就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刘良回到杭州，马上向组织递交了愿意下基层工作的请调报告，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表扬。
“刘良同志，组织批准你的请调报告！别人削尖脑袋往大城市里钻，你却主动要求下基层工作，真是好同志，好干部！”
田禾常常笑着复述上级领导表扬刘良的话。她觉得刘良很傻，放弃大城市生活，去一个小小的县城工作。无奈刘良主意已定，手续也办好了，田禾只好同女儿乖乖地跟着。“他打哪，我跟哪！”田禾就这性格。
刘良怀揣个人档案，带着妻儿来到了始丰县。那一年，刘良30岁。
安排工作的时候，县委刘副书记让刘良在县委要职部门和城郊新建乡乡长之间做一个选择，刘良想都不想，大手一挥说：“下农村，离农民朋友们近一点。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脚踩泥土了，坐办公室不如坐田间地头来得爽。”
就这样，刘良担任城郊区新建乡的乡长。那时候，城郊没有公路，过溪水还要走木板桥。为了方便工作，刘良动员妻子带着女儿跟他一起下农村住。
根据县里安排，刘乡长白天在新建乡公署上班，一家三口却住在横山脚下的丹丘村。
丹丘村是始丰的城外之城，背靠横山，面临丰河，地理优越，环境优美，经济和群众基础好。抗日战争时期，丹丘村是地委、省委的秘密连络站之一。1939年至1941年，杭州医学院迫于战火，一路南迁。丹丘村腾出祠堂和民房，给师生驻扎，成为杭州医学院南迁途中辗转办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丹丘村历史悠久，人才辈出，那些用料考究的古民居群，无不折射出曾经的辉煌，如“东园”、“日昇堂”、“积善堂”、“养德楼”等。这些院名，一听就不是普通百姓家的门庭宅院，起码和显赫的家世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联系在一起。
花门楼是丹丘村的名楼之一，重檐大门朝南，里面二层四合院砖木结构，道地方正，鹅卵石嵌出好看的图案，标准的三堂前，八正房，四灶间，东西南北四道木楼梯分别通向二楼的房间。民国时期，不少大户人家还在四合院南北两边加建小洋房，楼梯扶手、栏杆都是欧式罗马柱，卧室安装明亮的玻璃窗。堂前、过道全用一米见方的大石板铺地，卧室地面铺着长条木板，既干爽又整洁。
“花门楼”的主人携家人去了台湾。土改时期，村里就把这些房子分给几个农户居住。可惜，“花门楼”由于经管不善，惨遭一场大火，变成了一片废墟。北面加建的小洋楼因为靠近丹丘坑，坑水丰沛，经村民奋力扑救，劫后余生，保住了这排欧式的小洋房。
刘乡长来了之后，村干部就安排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小洋楼的东头，与七弦一家成为邻居。
七弦家的“听泉楼”建在丹丘坑边，日夜能听到坑水的流动声而命名。金家虽不是豪门，但在村里也算大户人家。土改时，金家无偿捐献大片山林给集体，家庭成分没有划为地主、富农，本想争取一个光荣的贫农，终因家里一整套红木家具太扎眼，最后成分划归中农。
刘良当乡长期间，正好七弦的母亲祁芳是乡委员，负责妇女工作。七弦的父亲金一山高中肄业，当过教书先生，后回家种地，是村里的生产能手。这样一来，无论是工作联系还是日常生活，两家人自然就走得特别近。
第二年，田禾和祁芳都怀孕了，俩人先后生产，田禾中秋喜得贵子，取名刘建，祁芳也在年末收获了心心念念的女儿，芳名七弦。
金一山和祁芳共育有六个子女，加上七弦的爷爷奶奶，一共十口人，家里人丁兴旺，家风良好。刘乡长和田禾看了很是羡慕，他们商量后决定，给儿子刘建认门干亲，让刘建做金家的干儿子，希望刘建像上面的几个哥哥一样，能够健健康康成长。金一山和祁芳自然高兴地认下了这门干亲，一是多了一个儿子，二是占了刘乡长的光。这样的好事，到哪找去？
过了三年，田禾又生下小儿子刘宁，这可把刘乡长高兴坏了。他对金一山说：“丹丘村风水真是好啊，我俩儿子都在这里呱呱坠地，真是沾了你们大家庭的喜气。这样吧，我家仨孩子，干脆都叫你爸。”
从此，刘家仨孩子，喊刘良、田禾爹娘，叫金一山、祁芳爸妈。
刘乡长平时工作忙，田禾便在家带仨孩子，无法出去工作。刘乡长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五口人，日子自然是紧巴巴的。有时候，田禾怀抱孩子，手里捏着钱，却买不到粮食和蔬菜。金一山和祁芳看在眼里，时不时送去一个南瓜、一篮番薯、几棵青菜、一捆柴火等生活之需。可田禾一定要给钱，她说：“刘良说过，他是部队南下干部，绝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给了我们生活上的帮助，已经十分感谢了，钱一定要给的。”
金一山听了默不作声，拿起锄头，清理田禾门前的瓦砾和杂草，开出一个小菜园，一畦一畦撒上不同的菜籽。过了半个月，绿油油的菜苗长出来了，十分诱人。他还在菜园的四周扎上竹篱笆，按上小门，防止邻居家的鸡鸭进来吃菜。
田禾看了说：“金大哥，忙乎哪，这个菜园真漂亮，菜长得真好啊！”
金一山笑笑说：“这个小菜园是为你们一家开的。菜吃完了再种，这样，你们就不用每天买菜了。”
田禾听了感动极了，“啊，啊！”几声，泪水就直挂下来。她真切体会到远亲不如近邻的那种温暖。
从此，田禾跟乡亲们的关系更融洽了，心也更贴近了。左邻右舍要是有谁得了重病，她便抱着孩子，陪同邻居上县医院看病。县人民医院的刘院长，也是刘乡长的战友、军医。田禾不知陪同过多少邻居上医院，久而久之，大家便亲切地喊她为“救命大嫂”。
有一次，七弦病得很重，连续高烧不退，两额绯红，呼吸急促。田禾过来探了探额头，惊叫起来：“哎呀祁芳姐，女儿病得这么重，不送医院治疗不行的呢？会出大事的呢！”
金一山正好不在家，祁芳一时面露难色。田禾问：“是不是手头缺钱啊？走，我借你，孩子的身体要紧，赶快上医院！”
这时，七弦大哥正好砍柴回来，看到妹妹病得厉害，他连口水都没喝，马上背起妹妹上医院。祁芳和田禾跟在后面小跑。
到了县人民医院，田禾马上去找刘院长。刘院长大步流星走过来了，用听筒搁在七弦的胸口仔细地听着，又翻看七弦的眼皮，命令加急拍胸片。
“你们怎么不早点送来？再迟一步，孩子就没救了！”经过刘院长的诊断，七弦得了急性肺炎，病情危急，必须马上住院治疗，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祁芳一听就流下了眼泪，她以为女儿只是普通的感冒，想着给孩子喂点姜汤，蒙上棉被发点汗就好了，没想到病得这么重。祁芳抱着七弦进病房，田禾垫交了住院押金。
那段时间，生活平稳，群众关系好，虽然日子清苦，但田禾的心情是舒畅的，总能听到她“咯咯”的笑声。“呵呵，祁芳姐哎，我家的母鸡也开始下蛋啦！”原来她祁芳的帮助下，垒起鸡窝，养了几只小鸡，一年不到，她吃上自家新鲜的鸡蛋了。
田禾也经常想家。离开家乡久了，想念山东亲人的时候，她就在月夜下，为大家唱《沂蒙山小调》，那歌声比广播里唱的还好听。
人人那个都说哎
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
好风光……
唱着唱着，大家就看到田禾眼里亮晶晶的泪光。哎，人呐，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自己的家乡。
刘乡长人高马大，走路呼呼带风，说话卷着舌头，“朗朗朗”炸响。大家平时只看到他的左手无名指和小拇指只有半截，谁也不知道，他的脑袋里残留着炸弹的碎片，胸膈下面曾受过贯穿性枪伤。每当田禾摸着刘良身上的伤疤心疼不已时，刘良就显得轻描淡写：“打仗么，哪有不死伤的？我能够在弹雨中存活下来，就要懂得珍惜，就要好好为党工作，对得起那些死难的战友。”
祁芳跟随刘乡长身边工作了好几年，亲眼目睹刘乡长的工作作风，回家常常跟家人和邻居这样说：“他呀，到底是军人出身，处理事情秉公执法，大刀阔斧，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
同时，刘乡长又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常常走村串户，或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民情，及时为村民排忧解难。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在新建乡担任乡长这几年，民心稳定，乡邻和睦，生产劲头高，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大家都有主心骨。
就拿1959年至1961年来说，始丰和全国各地一样，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和农副产品短缺，村民们常常揭不开锅，吃不饱饭。刘乡长就和村民们一起同甘共苦，挖野菜，吃糠粉，度过最艰难的时光。
一天，刘乡长家里来了一位客人，邻居都纷纷过去看热闹。原来，来人是田禾的哥哥。山东受灾严重，田禾的哥哥实在没办法，就按地址，一路南下寻找妹妹，希望当乡长的妹夫能够给他在始丰找份活干。
田禾心想这件事应该不大，就替哥哥说情。没想到刘乡长一声炸雷：“胡闹！谁给我这个特权？困难谁没有？灾情期间，这里的村民也吃不饱饭。有困难我们就要想办法克服，不是逃避，更不能以权谋私！”
过了几天，田禾就凑足了盘缠，做了一袋杂粮煎饼，含泪送哥哥启程回山东。
刘乡长不抽烟。那天晚上，他搬把椅子，和金一山并排坐在门前的堤坝上，听金一山“啪嗒啪嗒”抽旱烟。然后，他伸手要过金一山的旱烟管，烟嘴擦都不擦便塞进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咳咳咳”呛得比打雷还响。七弦几个小屁孩看了就笑，逃一边去。金一山知道他心里难受，说：“你不会吸烟就别吸，旱烟劲足，别伤了身体。”
金一山比刘乡长大7岁，说话便带着兄长的口吻，满是关爱。
刘乡长抬头看了一眼满天星斗，说：“农民不能光靠天吃饭，一定要动脑筋想办法，依靠双手改天换地，努力靠智慧吃饭。”
金一山磕掉烟灰，对刘乡长说：“今晚早点睡，明天早上鸡叫二遍，我带你去个地方。”
第二天一早，金一山就带着刘乡长和丹丘村的村长上横山了。金一山让刘乡长看山上的水井和水塘。刘乡长吃惊地说：“我滴个妈呀，山下土地龟裂，山上井水、塘水不涸，奇了奇了！”
金一山说：“这就是横山奇景之一。无论怎样干旱，山上大大小小的冷泉照样汩汩直冒。这些山泉保证了山上村民的饮用和农作物的灌溉。”
金一山又带刘乡长来到山头崖边的一座将军庙前，指着一口小水塘说：“这口塘的山泉最大。如果在这里拓挖一个人工湖，按上闸门，遇到干旱期，引水下山，横山西面的梯田都会得到浇灌，村民们就有粮食吃了。”
刘乡长拍着金一山的肩膀：“哎呀，你这个智多星大哥，早该带我来看看了。马上与山上村民协商，置换相应的山地，在山顶开挖人工湖，解决山腰农田的灌溉问题。”
在刘乡长的主持下，山上山下两村之间的协商相当顺利，丹丘村举全村之力，在横山顶将军庙前拓挖人工湖。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一口连体的面积约十七八亩的人工湖挖掘成功，利用源源不断的冷泉和天然雨水蓄水，出水口按上闸门，必要时开闸放水，解决了横山以西梯田的用水难题。
初战告捷，刘乡长又把目光放在了北山的一条峡谷。他带人实地考察，这条自北而南的溪流又纳入了他心里更宏伟的计划。如果在峡谷出口建造大坝，拦截北溪建成水库，一方面利用水能发电，另一方面保住了水源，这样可以解决整个乡的照明用电和大部分农田的灌溉。
刘乡长把心里的计划形成书面文字，递交县、省水利部门审批，经过水利专家多次实地勘察，县里领导反复研究，批准拦截北溪建造水库。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攻坚战打响了，刘乡长亲自坐镇指挥。乡里每个村抽出劳力参加北溪水库建设，肩挑车拉，劳动场面热火朝天。眼看大坝在一天天增高，可刘乡长由于劳累过度，在工地上晕倒了，被民工迅速抬到医院治疗。没过几天，他又出现在工地上了。
正当工农业生产有了起色，各地经济开始向稳向好发展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到处红旗翻卷，工人无心干活，农民无心种地，学生无心读书。北溪水库建设也停了下来。
接着，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刘乡长的战友某某某被打倒了，某某某被关进牛棚了，某某某跳楼了……
那天，七弦到对面小洋房准备找刘建小哥玩，却看到刘叔手握一柄军刀，用力在空中劈着，嘴里吼着：“嗨！嗨！嗨！我……”
七弦听不懂刘叔在吼些什么，看上去样子很吓人，就赶紧溜回家了。
没过几天，七弦家里冲进来一群戴红袖章的小年轻，把金一山家里的藏书丢进一口大铁锅里烧掉。金一山脸上的肌肉一阵阵抽搐，那是他的宝贝啊！祁芳赶紧跑到对面找刘乡长，刘乡长不在，开会去了。田禾忧心忡忡地对祁芳说：“老刘说，他可能要被免职或靠边站了。听说现在乡政府改叫公社，乡长也改叫什么革委会主任了。现在的形势看不透，你们千万别跟他们硬顶。”
祁芳赶紧回家，大铁锅里的书还在冒着黑烟。七弦和哥哥看着戴红袖章的人走了，赶紧把几本烧了一半的书抢了出来。
接下来，一长串一长串“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拉出来游街。批斗会一场接一场，地点一会儿在学校，一会儿在祠堂。运动开始那阵子，批斗会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几个壮汉受到指使，上台把接受批斗的人双手反剪，用粗麻绳悬空拉起来坐“土飞机”，惨叫声阵阵。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地主，因不忍这样的批斗，跳自家水井走了。
一天，金一山突然被人戴上一顶长筒帽，说他是历史反革命，被关起来审问。七弦每天提着小竹篮给父亲送饭送水。
据金一山交代，1937年，他在县城中学读高中，抗日战争爆发了，他想去广州考黄埔军校，搭上了一辆飘着青天白日旗的军车，结果被父亲发现，父亲躺在军车前，以死相逼把拦了回来。后来，他只能在村里的小学教书。村里看他有文化，给他挂了一个保长的头衔。
金一山的罪行好像就这些。他一心报国，却上错了军车；他想好好教书，却偏给他戴上伪保长的帽子。
金一山被拉去批斗那天，天气炎热。祁芳哭着给他披上一件厚棉衣，他甩手扔掉棉衣，祁芳拾起来，冲到门口又给他披上。
批斗会在祠堂举行，有三个人被押上台批斗，其中一个就是金一山。他们双手被麻绳反绑着，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罪名的木牌，低头弯腰站在台上。
七弦坐在台下根本不敢看台上的父亲，生怕父亲坐“土飞机”时发出的惨叫，会撕裂自己的心。她不能逃离现场，只能低着头不停地哭泣，小小的身体在不停颤抖。刘建拉拉七弦的衣袖，小声地说：“别害怕，有我呢。”
几个人轮流上台念揭发材料。完了，几个壮汉上台，把粗麻绳抛到头顶的横梁上。三个被批斗的人顿时汗如雨下，其中一个身子骨发软，裤子、脚下湿了一大片。几个年老妇人开始逃离现场。
“看，快看，刘乡长来了！”
“哎呀，他怎么病成这样，连路都走不动了！”
这时，批斗会场一阵骚动，只见田禾和一位护士扶着刘良出现在台上。七弦听到了刘叔熟悉的声音，只是这声音失去了往日的洪亮和激昂，变成了一种耐心的劝说。
“同志们，乡亲们，上级文件有明确规定，我们讲阶级斗争，一定要文斗，不要武斗！地富反坏右是教育改造的对象，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你们快把麻绳收起来，收起来，不要胡来。胡来同样是犯法，国家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法的人！我再说一遍，要文斗，不要武斗！”
“对！刘乡长说得对！”
“要文斗，不要武斗！”
听了刘乡长的话，台下群众呼声一片。大概是“国家法律”这四个字，狠狠抽打了某些人的脸。台上的主持人红着脸，下令收起麻绳。此后的批斗会，大家再也没有看到坐“土飞机”的闹剧。
原来，金一山被人绑走押往批斗会场，祁芳就一路小跑赶到县人民医院，抹着泪对生病住院的刘良说：“刘乡长，怎么办？怎么办？金一山早上被人绑走了，正押往批斗会场。他要是坐了‘土飞机’，双臂就废了，下半辈子也就完了！”祁芳说着，忍不住哭出了声。
田禾一听也急了：“怎么办？他爹？你靠边了，可能不便出面吧？”
刘良披衣下床：“别考虑那么多！走，你扶着我，去会场！”
刘良不顾一切，抱病赶到乡政府所在地的祠堂。他通过耐心说服，及时阻止了批斗会的过激行为，教育了广大群众。
回到医院之后，刘良就再也没有迈出过医院大门。他病得太重了，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即便是刘院长亲自带领团队救治，还是不能把战友从死神那里拉回来。1969年8月5日，山东南下干部刘良在始丰县人民医院病逝，年仅41岁，留下39岁的爱妻田禾和三个孤儿，女儿刘晓15岁，儿子刘建10岁，刘宁7岁。
按照刘良生前的遗愿，他死后的遗体不运回山东，就近入土。县里领导批示，让刘良同志安睡在他工作生活了11年的横山。金一山带人为这位山东兄弟选择好墓地。祁芳按照始丰丧葬习俗，为俩家9个孩子准备了孝服，男孩子穿麻布衫，女孩子穿白裙。
八月初正值大暑，出殡那天，天气异常闷热。
追悼会在丹丘村的大晒场上举行，县有关领导亲自主持，总结了山东南下干部刘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夸他是第二个“焦裕禄”。刘良的战友、家属等前来送别。县铜管乐队现场吹奏《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曲子听起来特别的悲壮和伤感，催人泪下。
“孩子他爹呀，你怎么这么狠心呀，丢下我和仨个娃先去了，今后叫我们怎么活呀！”
田禾的哭喊声撕心裂肺，祁芳守着田禾不停地安慰，跟着一把把抹泪。刘建姐弟也趴在棺椁上一声声喊爹。见此情景，大家纷纷跟着落泪。七弦穿着白裙，她拉住刘建的衣角，流着泪似懂非懂地说“小哥，不哭，刘叔走了，还有我，还有爸呢！”刘建哭得更响了。那年，刘建和七弦都只有10岁。
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紧接着大雨如注。县里领导、来宾和铜管乐队队员没有带伞，只好紧急退场避雨。
“山东兄弟，一路走好！咱们上山——”
金一山一声大吼，和村民们一起，冒着倾盆大雨，含泪抬起棺椁走向横山。祁芳搀扶着田禾，率俩家孩子，跌跌撞撞跟在后面。
原先准备鸣放鞭炮的，引信都被大雨浇灭了，只有一面铜锣“嘡、嘡、嘡”在前面开道，风雨如诉，山坑水呜咽。
三十年后，田禾病故，骨灰与刘良合葬。四十年后，金一山和祁芳也先后离世，安睡的地方与刘良、田禾相邻。
刘晓工作后，嫁给一位上海籍的工程师，她带着小弟刘宁赴上海定居，刘建带着妻儿依然留在始丰。
七弦问刘建为什么不跟大姐去上海工作，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他说，始丰是他的出生地，有感情了，再说，横山上有已故的爹娘和爸妈，他想离他们近些，不想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