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理想

人过中年，经常会回忆起童年少年时的劳动生活，觉得挺怀念的，这种怀念，甚至觉出甜蜜，但在当时，却怎地辛酸两字了得。

 我们村——肃宁县务胜口河东村，在当时算是较富裕的农村，人均近三亩耕地，我们家七口人，分了二十亩地，而且基本都是水浇地。听奶奶说，父亲十六岁时就已经像大人一样干农活了，爷爷在自己六十岁的时候把家里的帐交给了父亲，自己退居“二线”了。从那时起，父亲和母亲就开始打理这二十亩地。这一打理就是五十年，这“打理”是程度很轻的一个词，说白了就是这二十亩地所有的活都得我父母来干。靠着这二十亩地，父母赡养爷爷奶奶，买地基，盖房，供养我们姐弟三人上学，把我们送出村，甚至把弟弟送出省，让我们远离繁重的体力劳动，把这些苦都留给他们自己受。

 我们家老一辈的人丁单薄，爷爷，父亲都是独苗，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家亲戚很少。在农村，亲戚可是一笔财富，它不只体现在带着炫耀的表情穿新衣串亲戚吃肉菜上，它最大的体现是在有事时的守望相助上。我们组有一家和我们家的田亩数相当，我们还是地邻。麦收的时候，人家呼拉拉来了一大帮人，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不几天，人家的麦田就光秃秃的了，再看我们的，依然是麦浪翻滚，这时悠闲的诗人路过这里，可能会诗意大发，而我那时，可是恨得牙根儿都痒痒，射向地邻那人来人往麦地的目光，都炽热地冒出了火星。恨不得每一颗火星，都变成一个我们家的亲戚，帮我们家来割麦子。我们家常常是组里第一家开镰的，也一定是最后一家收镰的，哪一年一割也是十天半个月的。白天割了麦子之后，晚上还要铡麦个儿。打麦，扬场。那时累得常常靠在麦个儿堆上就睡着了。

  割麦子是个急活，虽然强度大，但时间短，虽然我们家经常把它干成慢活，但比起拾掇棉花来，再慢，也算快的了，受的罪有时有会儿。那时棉花是经济作物，麦子是管饭吃的，棉花是供钱花的。而且棉花这东西极讨厌，从几片叶子时就得拾掇它，伺候它，一直等它开花，结实，直到变成柴火。不光拾掇，还要捉棉铃虫，打药，一遍一遍地捉棉铃虫，一遍一遍地打药。后来棉铃虫都有抗药性了，泡在农药的原液当中居然安然无恙。做完这些，再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摘棉花。最后棉杆变成柴火以后还要拔棉花柴，剪棉桃，剥棉桃。种一亩棉花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更何况我们家每年都种七八亩，有时十几亩。这一年在棉花地里趟过的路程，足以绕地球一周。

 但劳力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爷爷奶奶已年老，我们姐弟三人都在上学。而我极不爱干活，尽管我只有在节假日的时候才能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但即使这样，这没完没了的劳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煎熬。我这一辈子只逃过一次学，但却经常“逃活”，以至于父亲自我安慰地替我辩解:也许他不是干（农）活的“命”儿。我想，也许是真的累急了，在干完活后，在昏暗的灯下，父亲喝着散酒，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姐弟描绘他的理想:干到六十岁，就不干（农）活了，也轻闲轻闲，那时就享福喽！说到这儿时，父亲的眼里溢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也溢满了泪水。

后来，姐考上了中专，我和弟弟考上了大学，我和姐姐在县城上班，弟弟在河南的国企上班，先后结婚生子，像离巢的鸟儿一样，多围绕着自己的巢忙来忙去。 父母住在老家，逐渐老了，但仍然打理着那十六亩多地（修京九铁路占去我家三亩多地）。每到麦收和秋收的时候，我总会回老家，帮父母把麦子和玉米收到家里去。今年，我由于受伤，麦收没有回家，当我打电话询问时，父亲说，早就收回来了，叫我别惦记了。

父亲还是那么爱喝酒，尤其爱喝我给他买的二锅头。有一次酒后，父亲又谈起了自己现在的理想，他说，仗着咱国家这几年发展快，现在种地不用出那么大力了，所以现在虽然已经七十岁了，但仍想再多种几年地。谈起二十多年前的理想，父亲嘿嘿一笑，说放在以前，早就种不了地了。但现在，农村实现了机械化，收麦子和玉米都用收割机，而且给送到家里去。现在农村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粮食经纪人，收送卖一条龙服务。即使家里只有老弱妇孺，也能把粮食从地里收到家里再卖到粮站。再多干几年没有问题。现在国家政策好，真的享了福喽！父亲说着，眼里溢出了光芒，那是幸福的光芒。

 温家总理说过，土地是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么多年来父母没伸手向我们要过一分钱，不就是靠着家里的十几亩地和国家的好政策吗？父母生于斯，长于斯，也老于斯，这片土地上的变化，父母是亲身经历者，父亲理想的变化，不也是新国成立七十年来日新月异的一个缩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