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在我懂得了关注父亲在学校的工作情况的那个年龄，就已经知道父亲是个能文能武、多才多艺的教学多面手。记忆中的父亲，主课除了没代过语文，其它主课如数理化他都代过，甚至是副课中的音乐和俄语。

1976年父亲由许堡初中调入大同县四中，几年后我也考入四中读书。随着我们父女俩朝夕同处在四中那“一亩三分”地时日的渐长，在不知不觉间我耳闻目睹了在四中人眼中“万能”的我的父亲，究竟“万能”在了哪里。

父亲刚调入四中的时候，郭孝先校长原本打算让他掌管学校的“粮草重地”和财政大权——食堂和财务工作。郭校长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慧眼式的领导，把这样的“重权”交与父亲，信任是前提，父亲有能力统领、掌管好学校的后勤和财务那肯定也是毋庸置疑的事了，这也就是说，身为教师的父亲不但能在学校的“前方”打好仗，还有能力做好学校“后方”的工作。

做事一项考虑得比较周全且低调的父亲认为，他调来四中是校长郭孝先钦点的，他和郭校长又属“一村一院”的同乡加拐弯亲戚，在那个缺粮少食的年代，校长再把他安置在人们比较敏感的管吃管喝管钱的工作岗位，会有负面影响，斟酌之后的父亲婉拒了校长的安置，没去接手旁观者眼中的“肥差”。

父亲入职四中的1976年春季，仍处在文革时期，四中年级的学科也是紧跟着革命形势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着。那一年的高一年级11、12两个班，一个叫“卫生班”（11班），一个叫“机电班”（12班），开的主课里没有物理和化学，取而代之的是11班上的卫生课，12班上的机电课。没在学校“后方”当大掌柜的父亲直奔“前方”，代了12班的机电。

面对特殊时期的“新兴”学科，以前未曾正面接触过的父亲又是怎么应对的呢？我在负责编辑《四中和她的学子们》一书时，读到其中几篇12班的学生们在文中记录父亲任机电老师时的一些情节。

其中现供职于位于加拿大多伦多著名制药公司奥贝泰克从事药物及制剂分析的科学家刘旺，在《四中校魂伴我成长》一文中讲述道：“我们那届共有两个班，卫生班和机电班……记得我被分配到了机电班，牛步禄老师任机电课程老师。当时的教学条件很差，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但睿智的牛老师从队部（村子里的大队）里找来废旧电线、水泵、电机作为教学器材，而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基本电路、磁场和电机工作原理，到电机和水泵的拆卸、安装和简单维修，自编自导，硬是把教学搞了起来，而且搞得有声有色、效果极佳……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科研生涯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八十、九十年代，即使国内的一流大学，科研条件也是不尽如人意，常常需要自己动手设计和制造实验仪器设备。在这方面，在中学时期就获得自力更生真传的我占尽了优势。”

同为12班的学生，现为中学一级教师的白钰在他的《永恒的记忆》中，也记述了父亲当年在机电12班的教学情节。他回忆道：“我们这一届学生分为‘机电班’和‘卫生班’。……我根据爱好选择了12班学机电。12班的机电课以

两位师兄在文中对父亲的“圈点”，激发了我进一步了解父亲做机电老师时的详情。父亲告诉我：“当年的机电课让12班的学生们学会了电灯、灯管线路的安装，还学会了用‘漆包线’缠绕电机的线圈。我从那时起也成了学校唯一的一位电工老师。那几年，学校室内外的电线线路、灯泡出了毛病等一些和电沾着边的活计，都是我一手修理、安装的。我经常脚戴‘铰扣’爬上爬下五六米高的电线杆，架设修理线路，为学校省了不少支出。学校每周一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用的调音台、话筒等整套设备，也是由我负责调试、管理和使用。”

从父亲两位学生的回忆中，不难看出父亲当年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下不屈不挠迎难而上的教学态度；从父亲的回忆中可明了那时的父亲在四中已不是一个纯粹的任课老师了，他还兼做了四中的“电工师傅”。

事实上，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头寻觅父亲当年留在四中的足迹，还原他在四中时的多重身份，我们看到的父亲何止是只多了一个“电工师傅”的角色！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四中，受大气候的影响，买不到学习资料，父亲成了校长让想办法解决的第一人选；学校过冬需要煤，碰到煤炭紧张的年份，不好买，校长也打发父亲去解决。于是乎，这时的父亲俨然又成了四中的采购员！父亲在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子”后，还得要奔波在进城、下煤矿的路上亲力亲为，把学习资料背回学校，把煤炭运回学校，父亲这时的身份又该如何定位呢？

买学习资料相对于买煤而言，比较容易些，因为有当时在大同市新华书店工作的表姐做父亲解决四中师生学习资料的后备军，每次书店进来比较抢手的学习资料，比如北京海淀区的数理化等主课复习资料，父亲肯定能第一时间为四中买回来。有时学校给父亲带的钱不够，父亲还得先给垫着，如父亲也没有足够的钱可垫，再由表姐来补齐。如试着再细究一下这种连带关系的话，四中也是沾了表姐这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光了。

父亲在为学校买煤时，他把能想到的关系、能利用的关系，都想到了，都利用到了。有一年冬天为了买煤，他通过多方打听得知他几十年没联系过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爱人在大同煤运公司开车,他亲自登门拜访，硬是凭借着这层关系为学校解决了过冬用煤的问题。那年冬天的每个周六或周日，父亲都是从许堡经过多次倒车后跑到矿上亲自押着煤运公司带斗的解放车往学校拉五六吨煤。那时的父亲，穿着挂面黑皮袄，押着黑压压的煤车，坐在驾驶室里的副驾驶座上，那架势，多像旧时镖局里的镖师啊！对，该定位为镖师。只是，父亲是不用“东家”付银两的镖师，而“镖车”是行走在不会有土匪出没的太平年代的阳光大道上。

父亲调入四中一年后的1977年，随着拨乱反正号角的响亮声，“冬眠了”十年的高考复苏了，恢复了。是时重新分班后的11、12班的卫生课和机电课改为常规的化学课和物理课，那时的父亲转而又代了11、12班的物理。八十年代初的1982年，教育部把生物列入了高考科目。这么新鲜的学科，作为地处农村中学的四中，一时间没有科班出身的生物老师任教，这时的校领导郭校长又想到了父亲，又把父亲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拧到”了“生物遗传学”这一新学科上。

像四中的其他老师一样，父亲对生物遗传学也很生疏。然而，领导的信任，他又不忍辜负。果敢地接过这副新担子的父亲边学习边教学,可谓“现蒸现卖”！为了不耽误学生，让学生学到、学好应该掌握的生物遗传学知识，父亲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每周骑自行车往返30公里的路程，从四中的所在地许堡骑行到大同县县城，向县一中的生物老师请教学习。知难不退的父亲，责任心极强的父亲，为了教学质量，为了他的学生们，忘记了劳累，也感觉不到劳累！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一年多的请教学习，父亲通过参加全省统考，取得了高中生物教师合格证书。他由一个门外汉，优化为一个讲起生物遗传学来头头是道、得心应手的生物老师。他的学生们在历年的高考中，生物课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只为爱岗敬业，只为恪尽职守，父亲不管是代物理，还是代生物，同样都能受到他的学生们的赞誉与肯定。

白钰在《永恒的记忆》“难忘恩师”部分，在介绍父亲代他们物理课时讲道：“牛老师不仅是我高中的物理老师，而且还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牛老师是一个万能的全科老师，数学、物理、生物、音乐等都能代，而且科科自学自通，极具专业性。……他师德高尚，乐岗敬业，恪尽职守，睿智自信，风趣幽默。牛老师常把枯燥无味的知识讲解得鲜活有趣，深得同学们的喜爱。”

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院长，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皮肤病研究所所长、皮肤病学系主任、兼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委会主委、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皮肤科分会副主委及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委、14班学子李元文，在《四中拾零》一文中写道：“牛步禄老师是我的物理老师，在农村中学物理教学一没教具，二没师资，牛老师自学成才，循循善导，幽默中教授的理论，常常让学生茅塞顿开。牛老师善于举例说明，用他的许堡腔幽默语“再举一个列（lie）子”让我们懂得了牛顿定律，懂得了电阻、电压、电流。牛老师的一手斜体字也是与众不同，我第一次发现字可以躺着写，从牛老师身上总有学不完的睿智和聪慧。”

曾任山西省评标专家库专家组成员的高级工程师、20班的学生李元宏，在他写的《四中——梦想起飞的地方》一文中回忆道：“那一年（1982）生物课首次纳入高考，在缺乏师资的情况下，牛步禄老师临危受命，放下自己娴熟的物理课给我们代起了生物课。能够迅速地转岗到一个新学科教学，足见牛老师的融会贯通能力、自学理解功底是多么的深厚！在男女生都不敢说话的当时，牛老师用幽默的语言恰到好处的讲解，让我们较好地学习了人体生殖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以及血液副循环系统。牛老师还教会了我们孟德尔遗传规律，染色体减数分裂，显性遗传，隐性遗传，脱氧核糖核酸（DNA）……。因此我知道了为什么会出现隔代遗传，也领悟了生物知识与物理化学知识的交叉，也懂得了人体是一个十分精密和完善的化工系统。生物学知识使我受益终身！”

常言道：要想做好事，先要做好人！父亲能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好，还是因他把人先做好了，不然的话，他在四中也不会像一颗螺丝钉那样，哪里需要哪里去；他在学生中也不会有那样的好口碑——“牛老师能让嗜睡的学生兴奋，能把熟睡的学生唤醒，能让被其他老师批哭了的学生破涕为笑。他的‘举个例子’通俗易懂，迎来了学生们的一片赞和声，学生们欢迎！”“牛老师热情正直、多才多艺。他乐于为人们修车、理发、写对联等，他总是笑呵呵的。”“牛老师批评学生常常带有几分揶揄和谐谑，但因拿捏到位所以不会让学生反感，反而更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以上这所有肯定的评说，都来自于《四中和她的学子们》中四中学子们所写的文章。

在不同的时期父亲都能得到学生们的认可，能和学生们融洽的相处，这也算得上是他“万能”中的“一能”了。

由于父亲在四中的“万能”，只看其表不究其里的我，一直以为父亲在四中是除了正副校长以外的又一个领导人，直至接触到“四中校史”我才知道父亲原来只是四中的生活教导员。

据说每天早晨起床后，父亲第一时间组织全校师生出早操，这是他做生活教导员的工作范畴之一。出早操时的纪律是严明的，跑步步伐要整齐，不得大声喧哗，所有人听从带队体育老师的口令和指挥，班主任和所有任课老师必须跟在本班队伍后面跑操，跑得不好的班级罚跑、罚站并扣除班级纪律分。而在师生们跑操的时候，父亲还得带着值班学生沿宿舍查看有无不起床、不参加跑操的学生。

学校的生活教导员本来就是个“杂活”，这个头衔落在父亲的头上，那就更杂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学校设立了一个以地震仪等仪器观察地质情况的“地震房”，负责管理地震房的人是父亲。为了熟悉业务外的“业务”，父亲还去山阴县培训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专门学习地震知识。学校组织学生去市里的建筑工地“学工”，不是班主任的父亲，却是带队老师之一。县乡教育系统要组织文艺汇演，父亲又成了汇演节目的组织者、编剧、导演，组织学校的文艺爱好者利用课外活动和晚上放学后的时间，紧锣密鼓地排练！父亲在四中的工作有时甚至琐碎到学校在邮电所订阅的报刊杂志、师生们的来往信件等等，也是由父亲亲自收发，父亲活脱脱的又成了学校的收发员。

父亲说：“我在四中任教时虽身兼数职，但从不讲待遇，提条件，就知道埋头苦干，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任劳任怨的干劲。”我想告诉父亲：是你不计“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博大胸怀赋予了你这种干劲，也是你这种胸怀和超然的人生格局，铸就了你在四中的“万能”和好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