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年

                             盼年

        在这年复一年的新春佳节又将来临之际， 望着大街小巷熙来攘去忙于置办年货的人们，嗅着弥漫与天地之间的那股浓浓的年味儿，小时候我家张罗着过年的情景，就像一幅已经珍藏于我心底深处很久很久也不会褪色的年画，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过年，过年，不如盼年。”由此可见，清贫岁月时人们盼年那份兴奋和愉悦的心情，不亚于过年。盼年对大人们来说，意味着的是开始了为过年做准备时的那种忙碌；对孩子们来说，意味着的将是诸如穿新衣、享美食这种小小的心愿的将要实现。 

        于是，在盼年的过程中，我和弟妹们总有一种望眼欲穿、心急如焚的感觉，我们是扳着手指头数日子的。可尽管如此，还唯恐把日子计算错了，总要隔三差五地去追问母亲，离过年到底还有多少天。而我们那种盼过年的心情又是纠结的，我们既盼着这个年能快点来临，又怕它来得太快了，会缩短了我们享受盼年这一过程时的美好心境。 

        每年一进入腊月，母亲就像一台不再停歇下来的机器，随着我们当地的风俗习惯，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她的忙碌。 

        母亲的这种忙碌是从剪窗花开始的。母亲剪窗花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她往往是利用闲暇之时和几个女人聚在一起，一边聊天，一边剪着窗花。母亲剪窗花不像是在劳作，倒像是在消遣，甚至像是在享受，享受剪纸艺术带给她的那份在精神上的慰藉。母亲剪窗花的过程比较漫长，一般来说所有的窗花剪好了，也就到了腊月二十好几啦。母亲剪出的窗花，大多是 “吉祥喜庆”、“丰年求祥”、“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连年有余”、“贵花祥鸟”、“龙凤呈祥”的图样。这些大大小小的窗花，寄托着的是母亲在辞旧迎新时接福纳祥的愿望。 

        那时候，我也喜滋滋地和母亲一起剪窗花。在最初学剪窗花时，怀揣着虔诚的学艺之心的我，拿着小剪刀的手，硬是不听使唤，常常会在不经意间把某一个细小的花梗、鱼儿的鱼鳞或小猫的胡须剪断。我剪出来的窗花，和母亲剪的窗花无法媲美，即使是在我剪的比较娴熟了的时候。母亲或许是出于对她女儿的鼓励，或许是真的觉得女儿剪得好，她直夸我人小，心灵手巧。听了母亲如此这般的“飘扬”，我自然也就少不了要沾沾自喜那么好几天。并且忽然间也自以为自己确实聪明伶俐了许多。 

        在盼年期间，父亲的忙碌一点也不逊色于母亲。不同的是，母亲的忙碌，为的是我们这个小家，而父亲当时的忙碌，有一半是为了许堡村这个大家。每年还没到腊月，父亲就开始为村里的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了。在腊月二十几的时候，父亲放下宣传队的事，专门去一趟冰天雪地的内蒙的姑姑家为我们采购年货,还会顺带着给我和弟妹们捎回做衣服的布料。在母亲把每一块布料都落实到我们每个人头上之后，她就领着我们去和我们同住一个院里的裁缝嫂子家，让她给我们量体做衣。 

        在轮到裁缝嫂子给我做衣服的时候，总要想方设法的掂对出一点时间，甚至是不惜旷课也要守在嫂子的身边，瞪着眼看她踩着“咯噔”作响的缝纫机为我紥衣服，我似乎是生怕嫂子在紥的过程中，在某个细节上出现了不如我意的地方。 

        在腊月二十五之前，父亲就把糖块、瓜子、红枣、黑枣、柿饼子、核桃等那些我们平时难得一见的干果买回来了。这些干果也是要备着等到年三十晚上才可以吃的，并且不是随便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是要按人头分份的。而在年三十我和弟妹们在分得了这些东西之后，是轻易舍不得吃的。经常是装在口袋里的糖块的糖纸已经磨破了，甚至是融化了的糖块和糖纸也已粘在了一起，但糖块还是一个不少的留在了口袋里。那时候总觉得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一摸那几块糖，就像摸到了偶尔装在衣兜里“叮咚”作响的那几个一、二分钱的钢镚，那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和满足。 

        过年响炮子这是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一种风俗习惯。过年不响炮不红火，闻不到放炮时的那种火药味，也就没了过年的味。为此过年之前父亲是少不了要买几串鞭炮和几个二踢脚的，但是燃放鞭炮和二踢脚的主人不同。父亲或许是顾虑到弟弟年纪小，放二踢脚不安全，所以我家的二踢脚都由父亲亲自来放，鞭炮由弟弟放。而弟弟呢，他视那几串少得可怜的鞭炮如珍宝，爱不释手。每年弟弟会事先把父亲买回来的鞭炮，一个一个的用小手小心翼翼地拆开，再用牛皮纸包好，然后放在热乎乎的大炕头的油布底下烘着。烘干了的鞭炮在燃放的时候会清脆响亮。而在此期间，弟弟每天都会把那些鞭炮拿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好像是只要他一天不数，鞭炮就会少了几个似的。 

        老家一直讲究过年的时候尽量不要生米生面下锅灶，所以在进入腊月十几之后，母亲就陆陆续续的开始着手做“好吃的”了。母亲初步做好的那些“好吃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半成品，到吃的时候稍作加工就可以了。在那些日子的某一天，父亲也会把从内蒙带回来的猪头和猪蹄子，先用烧红了的火铲，把那些没有蜕干净的碎毛燎了，燎完后再用半个手掌那么大的一块浮石，一点点地把猪头和猪蹄子磨擦得“白白净净”，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筐子里用旧报纸盖住，吊在下房的一根横梁上冻着，以备年三十的时候煮着吃。 

        要说在这种忙活着要过年的过程中，我们最盼的就是母亲轧粉条、炸糕馓子、炸麻叶、炸豆腐、蒸花馍馍的那些日子。那几天，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的尝上那么一点点来解解馋。 

        腊月二十七是糊窗户、擦玻璃、扫房子、贴年画的日子。母亲为了能够在一天之内把这些活都干利落，二十七早上天不亮，她就会把我们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拽起来。上午天冷，先扫房子，到中午天气相对还算暖和一些的时候，开始糊窗户。窗户上那白色的麻纸上，贴的是我和母亲剪的红色的窗花。看到贴在窗户上的自己剪的窗花，我那种愉悦和自豪之情尽写在稚气的脸上。而我这种喜悦的心情以及母亲对我再一次的赞许，又转化成了我卖劲擦玻璃的动力。于是，我家窗户上那有限的几块玻璃，被我擦得锃光瓦亮。 

         贴年画是我们家在腊月二十七这一天最后要做的一件事。母亲是个很讲究的人，她在挑选和张贴年画的时候，就毫不含糊。母亲挑选年画既要好看，还要看画与画的颜色搭配的是否协调，是不是合适挂在我们那狭小的土窑里。因为母亲的精挑细选，往往即便是同样的年画，贴在我们家的也会比贴在别人家的要好看得多。 

        转眼之间，腊月的最后一天，也是盼年要结束了的一天——除夕就到了。 

       除夕的上午，会楷书的父亲早早的就备好了笔墨，他把整张的大红纸，裁成了一条条大小正适合写对联的尺寸，之后就开始认真的写着每一副对联。父亲在写对联时，喜欢写好了上联后，让我和弟弟妹妹们对下联，尽管他知道我们不可能对得出来。每当此时，喜眉笑眼的母亲一边听着她的孩子们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地对着下联，一边忙着打贴对联用的浆糊。在父亲写好了的对联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分明就是父亲对他的那个家和他的儿女们的衷心祝福和深深的厚爱。 

        到中午吃午饭之前，我和弟弟妹妹有的搬着凳子，有的拿着笤帚，有的端着浆糊，几乎是全家上阵，热热闹闹的一起簇拥着父亲去贴对联。而那些大红的对联，在已经陈旧的略显灰黑的门和门框的衬托下，越发显得耀眼和喜庆。 

         除夕的这顿年夜饭，在我们的家乡是十分讲究的，我们家也不例外。所以在每年年三十吃过中午饭之后，母亲和父亲就开始筹备年夜饭了。此时的母亲和父亲各有分工，母亲的角色是配菜，而父亲呢，属于掌勺的大厨，他们俩配合得相当默契，尽管有时也会为多放了或少放了一勺盐这类小事而争执，然而这种争执似乎没有丝毫减弱我们过年时那红火热闹的节日气氛。 

         经过父母多半天的辛勤劳作，丰盛的年夜“大餐”终于摆在了我们家人的面前——定碗肉、蒸粉丸子、猪耳丝凉拌绿豆芽、粉条烩油炸豆腐、炖猪蹄、干白菜烩冻豆腐，外加一盆子蒿籽面。 

        在吃完年夜饭之后，有一出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还要上演，这出重头戏就是点“旺火”。而“旺火”的寓意是表示来年的日子更加兴旺和红火！ 

        我家的“旺火”是父亲在年三十的下午就已经在院子的中央拢好了的。父亲拢的“旺火”的最下面，是用几块砖头垒成的一个空支架，在这个支架的上面放了一个炉圈子，在这个炉圈子的上面，是事先已经用锤子砸好了的直径大约为十几厘米的炭块，这些炭块码成了“金字塔”的形状。在“金字塔”式的“旺火”尖下，压着的是父亲书写着的“旺气冲天”的红纸黑字的长条幅。 

        到除夕晚上十二点的时候，父亲就用树枝把“旺火”点着。等到“旺火”着到了没有黑烟，并且呈现出了金红色的火苗——即“旺”了的时候，他就喊我们出来烤“旺火”。烤“旺火”也是有讲究的。一家人在“旺火”的周围围成一个大圈，先顺时针转十圈，再逆时针转十圈，并且一边转还要一边拍打身上的衣服。母亲说这样烤“旺火”可以除掉头一年的晦气，还可以为来年避灾驱病。随着“旺火”一会小于一会的火苗，我们盼年的过程也就全部结束了，新的一年又徐徐地拉开了她那崭新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