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里院外

（首发于《四川文学》2023年第5期）

一

时至今日，姨妈想起她的闺蜜艳，仍满心愧疚。

姨妈出嫁前，在外婆家的村里，是远近出了名的美女。喝着淮水长大的姑娘，出落得像淮水一样的精灵，标致的身材，标致的脸。她没读过几年书，却生就一副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伶牙俐齿，而且心思特别多，眼睛一眨，脑袋比别人就多转了好几圈。附近上门提亲说媒的，快踩断了外婆家的门堑，可就是没有她看上眼的。据说在她很小的时候，有一个路过的算命先生，见她眉清目秀，就和外婆说，这小姑娘长大后的姻缘在很远的南方，让她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外婆哪里会舍得远嫁自己的女儿，从米缸里抓了一大把米给话未说完的先生，抄起扫帚就把他赶走了。

外婆是祖传的中医世家，远亲近邻的伤风头疼啥的，都会来找外婆看看。外婆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把脉搏，病因就了然于胸，病人拎着外婆开的几副草药回去，慢火熬，在炉火的炙烤下，药罐的盖子被水蒸气顶起来，发出窸窣的响声。草药喝下去没几天，邻里的病就好了。外婆把毕生所学都教给了姨妈，只想姨妈能留在膝下，继承她的衣钵。算命先生浑身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他的话有意无意地落进了姨妈的心底，在时间的孕育下，这句话在她心底生根发芽，她慢慢变得深信不疑，一心念念想去南方。她对南方满怀憧憬。

人就是很奇怪，一旦没有信仰，就会死死抓住算命先生那不知深浅的一句话，也许，这也是一种信仰。

同一个村子里，姨妈有个很要好的远房堂妹，两人年龄相仿，名字又很相像，姨妈叫雁，她闺蜜叫艳，村里人都戏称她们两个是双飞燕。两只燕子，性情却截然不同。艳老实巴交的，虽说不上漂亮，倒也端庄大方，就是心眼比姨妈少了很多，总是处处吃姨妈的亏。因为姨妈太耀眼了，向艳提亲的人就寥寥无几，这可急坏了艳的家人，他们总是担心这个日渐长大的闺女嫁不出去，左右托人去牵这根红线。终于，在那个年味浓浓的春节里，遇到了邻村的一个回乡探亲的军人，他因为一直在南方部队服役，就耽搁了婚事。部队领导很重视这种大龄军人的婚姻问题，就逼着他回乡相亲，且下了命令，年内必须完婚。

七十年代农村的婚姻，多数以媒妁之言为纽带，爱情在没有以其它更好的方式产生的时候，这种纽带却也不失为是最好的途径——虽然它看似简单草率地连接了也许素未谋面的两个年轻人，实际上它连接起来的，更多的却是三个家庭几代人的背书，而跨越年代的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单靠媒妁之言，一面之缘为基础的婚姻，一旦缔结连理，却也是白头偕老，离婚的确实很少。

那军人回乡前，双方的家长早已从来回撮合的媒婆口中了解清楚了对方的家庭背景，也交换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并各自找过比较相信的老先生，用五行命格之术一合，来看有无相冲相克或是相得益彰之处，若是相合，八字便有了一撇。

相亲那天，媒婆带着那军人和他的父母去了艳家。乡里乡亲人家，没有过多的繁文缛节，双方落座后，家长们自是聊起了家常，言语中有意无意的都会去验证媒婆先前的夸赞之言。遇到话锋不对或尴尬的时候，媒婆在旁边打着圆场，巧妙地撇开。那军人双手搭膝，正襟危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而艳借着端水倒茶的机会出来和军人打了个照面，双方短暂的相互目测下，一句言语的交流都没有就红着脸马上闪开了，躲在附近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里，捂着无数只兔子在里面蹦跳的心，偷听着隐隐约约的大人们的谈话。

相亲看似简单，却也步步惊心，一步错，可能也就会错过一世的情缘。说是相亲，其实更多的是女方对男方的了解和考察，若是男方不经意打了个喷嚏，或是顺口说句吃了西瓜会拉肚子的话，往往会被认为是身体不好，一桩婚事就会黄了——这种从动物界延续下来的择偶标准，亘古就没有变过。虽说婚姻是件两厢情愿的大事，其实双方选择时的摇摆不定，往往会沦陷于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当然媒婆不是平常人所能担当的，通常都是品德威望并具，既能左右逢源地巧言善辩，又能端平男女双方的两碗水——农村里的媒婆，和接生婆一样，素来都有很高的地位。这也是倘若婚后二人有啥吵架拌嘴的事，媒婆往往又会被请上家门，以作和解调停之事。

那军人高大英俊的体格和他身上特有的军人气质，自然吸引了艳家所有人的心，更何况那个年代成为军人的家属是件无比荣耀的事。他们当场满口答应了这桩婚事。

订婚后，艳时常会在姨妈面前聊起自己的婚事，她们是无话不说的闺蜜。艳遮挡不住怒放的心花，也夹杂着对千里之外未婚夫的相思之苦，极力地描述匆匆一瞥下的那高大英俊的军人模样。姨妈嘴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早就越听越感到悲伤，琢磨着自己哪点比不上人家，却被人家先钓到了个金龟婿。她就暗下决心，要去南方，去寻找当年算命先生说的遥远的那份姻缘。姨妈开始为着远行做着准备。那时的农村，集体劳动经济热火朝天的时代下，每个人都靠参加集体劳动赚公分吃饭，一个男劳力干一天活可以得十个公分，而一个女劳力一天是八个公分。姨妈憋着一股子劲儿地卖力干活，一个女孩子生就完成了一个男劳力的活，每天都会被列为模范，在打谷场上受公社干部的表扬。可是，没有人知道，她把挣来的公分悄悄地积攒起来，换成了粮票，准备着南下的路费。

那军人回部队后不久，就寄了封信回来，要艳去部队完婚，只是阴差阳错，他把收信人艳的名字写成了姨妈的名字雁……

那是一个落雨的清晨，身穿绿衣的邮递员踩着自行车穿梭在乡村的角落，随着一连串清脆的铃声响起，他停在了姨妈家门口。姨妈带着惊讶从邮递员手中接过那封南方寄来的信，急不可待地打开，一行行读下去，她的手紧捏着信封，咬着唇，面色通红。放下信，久久地看了窗外一眼，深呼了一口气，又重新读了一遍。她手里捏着信，眼前又浮现着白日里闺蜜艳的那眉飞色舞的模样……

干完生产队的活，一身疲惫的姨妈，回到家却一整夜没有合眼，她感觉自己的心底，有两个声音在吵着架，一个说：这不是属于你的东西，把它还给别人吧！另一个却说：这不就是你一直等待的命中注定的姻缘吗，还不快点抓住它吧！

寂静的夜晚，她好几次起身下床，穿上鞋，准备即刻把信送给就住在不远处的闺蜜艳。但刚拉开门，清冽的冷风从外面涌来，她又后悔着退回屋内，透过窗户，望着南方深邃的夜空。她拿出床头枕头下压着的那沓浸透了自己无数汗水的粮票，一遍又一遍地数着，经过无数次的内心挣扎，最后紧紧地咬了一下牙，简单包了几件衣服，背着外婆外公，趁着天还没亮就草草出了门。

她疾步行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着身后的村庄，担心有人追上来，拦住她远行的步履。在阵阵轰鸣声里，她终于坐上南下的火车，直奔信封上的广州军医大的地址。看着车窗外熟悉的风景迅速往后退去，她那颗焦灼的心似乎才放松了许多。

到了医大门口，被卫兵拦着不让进，姨妈站在门口拿出那封带着部队红头番号的信笺，哭着说是来完婚的。一个如花似玉的貌美女子，这样梨花带雨地在军事管理区门前一哭一闹，把医大的领导就惹来了。那领导了解完情况，哈哈一笑，马上叫来那个军人，也就是我后来的姨父，不由分说的命令他们，第二天在部队完婚。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漂亮姑娘，姨父满是疑惑。可自己亲笔写的那封信，像个红头文件一样，真真切切的摆在大家面前，让一切无法质疑。眼前这个姑娘与脑海里的那个姑娘完全不相符，他不知道是自己错把艳字写成了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时间紧迫，明日就要完婚，他想再写封信给艳，却也山高水长，来不及了。看着眼前这个军人疑惑而惊讶的表情，姨妈感觉自己全身几乎颤抖起来，她紧咬着唇，担心自己一张口，马上就会被赶出这个院门。

那时的姨父，已是团级干部。第二天完婚后，姨妈就自然地随了军，住在了部队大院。

远在老家即为人妇的艳，玉面怀春地从那日一别就开始等着那个来自南方的消息，每当村头邮递员那永久自行车铃铛一响，她总是兔子般欢快地第一个跑上前去，再失落的转回身垂着头走回来，……在漫漫的等待中，她那颗滚烫的心也跟着渐渐凉了下来。这样一直等到瓜熟蒂落，等到年底，也没等到那封早已收到本属于她的信。托人一打听，才知道那一面之缘的未婚夫，早已在部队与别人成了亲，新娘是谁，她也没去打听，当年那缘定今生的惊鸿一瞥，却已如眼前刮过的一粒尘埃，随着寒风消逝而去了。欲哭无泪的她，不久就草草地嫁了户远乡的人家，再也没有回过娘家。

　等到外婆知道姨妈的消息时，姨妈已经大腹便便，身怀六甲了。外婆停下手中打扫院子的扫帚，怔怔地立在老槐树下，叹息道，这是算命先生作的孽啊！一连几天，没有吃下一口饭。一辈子和蔼可亲人缘极好的外婆，从此却和算命先生结下了粱子，每次遇到，就像赶瘟神一样把人家赶走了。后来，再也没有算命先生，去过外婆的那个村子，他们总是有超凡的敏锐嗅觉，隔着几个村子就能远远地闻到那股不欢迎的气息。

直到孩子周岁，姨妈和姨父婚后才第一次的回乡，带着两个卫兵一起。当年的真相也早已在他们夫妻间大白。经过几天内心的挣扎，姨妈最终还是决定去看看闺蜜艳。她想跟以往的自己做个了结，她想跟艳赔个不是，为了那篡改了的命运。打听到艳的婆家地址后，姨妈姨父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往艳家里奔去。熟悉的乡村景色，姨妈却无心欣赏，她感觉自己的心急剧跳动起来，仿佛马上就要跳出胸口。来到艳的门前，那低矮的院落，破旧的院门，更加重了姨妈的负罪感，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艳不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姨妈忍了几忍，终于决心敲响了破旧的院门。艳打开门，看着门外两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怔怔地在门后立了几秒钟，就反手重重地关上了门，震落了门头上的墙灰，洒了姨妈姨父一身……

艳瘦削的身影、含恨的表情，至此镌刻在姨妈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姨妈一把手不单里里外外地把大院的家，打理的游刃有余，还把姨父的心抓得紧紧的。姨夫在部队雷厉风行惯了，一回到家，对姨妈却是没有底线的百依百顺，像宠爱孩子一样。姨妈在大院里，也是个热心肠的人，主动加入军人服务社，不管张家李家，她都熟稔的像亲人似的。姨妈姨父在一起的生活也已经几十年了，儿女双全，互敬互爱的一路搀扶着，走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那一代人的爱情，从一而终，朴素自然，却又真真切切。

时间可以淡忘很多事情，可始终淡化不了姨妈心中最后一面艳那憔悴的面容。当年她为了走出农家的院门，跨进另一个院门，却一入候门，与闺蜜成了陌路。

姨妈时不时地托人打听着艳的生活境况，总想着为她做些什么。

艳当年草草地嫁了户和自己一样憨厚老实的人家，想着安心地过着日子，可那男人却好吃懒做，日子过的紧巴不说，还好酒如命，喝多了就把对生活的所有压抑用拳脚作语言，发泄在艳的身上。本就老实的艳，所有的苦，只有咽在自己的肚子里，在五十多岁时查出了乳腺癌晚期。姨妈听到了家乡传来的这个消息后，如同旱地里的一声惊雷，轰然震断了多年来一直紧绷在心头的那根弦，也彻底震断了她心底最后的一丝念想。姨妈说服了姨父，连夜联络了老家省城最好的医院，安排好几个科室的专家会诊，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却最终也没能挽留住癌细胞早已扩散全身的脆弱不堪的生命。弥留之际，艳的唯一愿望是想再见姨父一面，而等姨父姨妈奔赴千里赶到老家时，却只见到山腰上的一冢新的黄土，突兀地立在斜阳下，隔着阴阳，隔着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前世，今生。

从小在外婆那些知养身治未病熏陶下长大的姨妈，清楚地知道乳腺癌问题的病原，若不是多年前那封阴差阳错一字之差的信，若不是自己那蠢蠢欲动争强好胜的心思，若不是红头文件就是命令的年代，若不是那时候车马很慢，日子也慢……当年无话不谈的闺蜜，如今，又怎会隔着人间山河，星辰大海？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做某件事也可以在一念间摔个粉碎，可以输的起所有的物质财富却输不起曾经说过的某一句话，还可以因为喜欢一个人恋上一座城，可以为了争一时一气不计代价,也可以放下所有尊卑，用手走路……

坟前，姨妈跪下了她那从不服输的双腿……

大自然的风霜雨露，从同一片天空上落下，不偏不倚地落在千家万户的院门内外，却落在了不同的世界里。

二

每年暑假，我都会去广州的姨妈家。

那时候的部队大院，漆着绿色油漆的铁门外，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市井商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而铁门内，安宁，祥和，像是一座按着某种程序设定好的钟摆，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的起床号，响彻大院的每个角落。接着，伴着整齐嘹亮的号声，一队队排队列整齐的部队学员，正步走来。落地有声的踏步，和着洪亮的口号，在晨曦中回荡。睡眼惺忪的我，听到这军号声和正步声，立马也热血沸腾，精神起来。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门前老树下的青石凳上，看着他们迈着演练的步伐，铿锵有力地走过。战士们的脸上，表情肃穆，这情形，让我这个小孩子也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身，正襟危坐起来，幻想着自己也在这样的队伍中，昂首阔步地走着，只到姨妈走到身旁叫我该吃早饭了，才如梦初醒般，从幻想中抽离出来，惺惺回屋。

大院里的家属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每一个人感觉起来都特别的亲切，特别的激情，他们的脸上永远都洋溢着热情，纯朴，而又谦卑的笑容。那笑容，如家乡远山清泉般干净透彻。我一个读初中的小孩子，虽然对世事无常和人生百味没有太多的理解，但特别喜欢沉浸大院里的那种感觉。这感觉，在我离开大院后，已经一去不返，再也没有体验过了。我每天早晨特别喜欢踏着嘹亮的军号声，一路雀跃地奔向大院里最大的食堂。大大小小的食堂特别多，各种军人食堂，教授食堂，职工食堂……最大的那个食堂，有我最爱吃的面包，还有北方的大馒头。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跟着那些队列，看那些绿色军装下，神采奕奕的军人们，精神抖擞的模样，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在内心里澎湃，汹涌。

去大食堂的路上，一定会经过军人服务社。服务社相当于居委会，统筹着院子里的大小事宜。服务社旁边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餐桌上需要的南菜北味香辅佐料啥的，应有尽有。市场很大，人头攒动的男女老幼，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意他们是哪家的官宦子弟。或伙房的伙夫，或乡下来的远亲，有人挑瘦拣肥，也有人讨价还价，却一点儿也不吵杂，围绕着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的气息里，最是生活的本色，一派祥宁。

而菜市场最吸引我的，却是一个大清早前面就会排着长队的摊位。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那里是卖啥的，但是我每天都会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女人，忙碌又娴熟的身影，在人群里忽闪忽现。有一天我从饭堂打完面包馒头回来后，再次转回到那个摊位前，发现那是一个卖油条的摊位。先前长长的队伍已经散去，油条架子上空空如也，只是旁边的油锅里，还冒着丝丝热气。一身粗布碎花裙的她，正忙着收拾摊位。几缕刘海时不时地滑下，遮挡着瘦小的脸颊，她轻轻地用手把它们掠向耳边。我看见那是一张白皙的脸，说不上靓丽，却如玉般光润，精致。还未收拾的摊位，小桌子小登子，像站军姿一样整整齐齐的排在那里。一张不大的长桌就是她的工作台，台面一尘不染。那时我就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她，她也许是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回过头来回应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低下头又继续忙着手上的活儿。那笑靥，如清晨刚刚绽开还带着露水的花瓣，轻轻落在心底，一阵酥软，我便开始喜欢上她了。喜欢是什么？是喜悦？是吸引？是自私的占有？抑或怀念的诚恳？我也不知道，那时的我，觉得远远的站着，看上她一眼，便是万年。

年轻女孩子对那些未曾接触过或未曾拥有的东西，总有怀有一颗好奇的心，慌乱，而又不知所措，尤其是对于一个莫名吸引了自己的女人。其实她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确切的说一点儿也不漂亮。和大院里那些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相比，她只如万花丛中一小抹红而已，没有一丝夺目的光环。可是，她的笑靥，像一帧绝美的画幅，深深的吸引了我。微笑是个很神奇的表情，虽然人皆有之，却如龙之九子，子子不同。有的微笑，带着欢迎，赞许，恭敬，欣喜，有的微笑，带着怒气，蔑视，傲慢，或许无礼……而她的微笑里，有心底里发出的孩童的纯真稚气，也有超越她年龄的沉着韧性，还有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淡淡的忧郁。我见了，亦爱亦怜。

吸引我的，不只有她动人的笑靥，还有她做油条时娴熟的样子。只见她纤细的手指从长桌上已经和好的面团上揪下一团，摊在撒好了薄薄一层面粉的桌面上。在手中擀面杖的舞动下，面团很快就成了一个圆饼，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一样。接着她把面饼对折起来，切成长条，再把两根长条叠在一起，用木筷子轻轻一压，便成了油条最初的模样。然后轻轻地把它们放入油锅中，不停地翻动，一会儿，胖乎乎的油条就出了锅，放在架子上冒着热气。这些工序，她一个人一气呵成，节奏紧而不乱。她像个画师，把胸中构思好的一丘一壑，泼墨在面前的那张小长桌上，举手投足间，竟如桑林之舞般优美。排队的人自己动手从架子上拿走热腾的油条，并很自觉地把钱放在旁边的一个小木盒里。有人会少拿多付，却从来不会有人多拿少付。

好奇害死猫。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去关注她，打听她。原来，她是个来自河南大别山区的姑娘，家里特别穷。勤劳朴实的她小小年纪就出来在大院里给人家做保姆，闲暇时间，便摆了个早餐摊，早早地炸一手香喷喷的油条。摊子一摆，来吃油条的人就越来越多，原先吃食堂油条的人，转过来宁愿排着长队，也要吃上一根她做的油条。

每年暑假去广州，我都能在大院里看见她。摊位一直没变，摊位前排着长长队伍又慢慢散开的情形，如同枝上的紫荆花，谢了又开，年复一年。每次看见她，我就莫名地心生欢喜，这欢喜，已经让我无法分清，每年去大院是为了去姨妈家，还是为了去看她。

直到有一年，突然发现大院里没有了她的身影，摊位也不在了，我心里空落落的，怅然若失。我找姨妈打听，姨妈便给我讲述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她不止吸引了我，还吸引了大院里的一个来自东北朝鲜族的军人朴叔叔。

那个朴叔叔，长得又高又帅。他爸妈都是部队的文职将军，是大院里为数不多的享受津贴的夫妻将军。朴叔叔不可救药的迷恋上了她，想和她在一起。一开始，他总是每天早早地排在队伍前面，拿到油条后，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慢条斯理的一边吃着，一边看着忙碌的她。后来，他干脆不排队了，站在她身边，嫣然一幅店主的样子，帮着招呼络绎不绝的客人，然后再在临近上班的前几分钟，飞一样的跑向部队。她对着朴叔叔奔跑的背影，紧抿着嘴，但片片绯红的脸上，依然露出灿然一笑，眼角却噙着泪水，怎么也没有掉下来。她若无其事般用带着护袖的小臂轻拂了下脸颊，又继续擀着面团。院子里的人，都知道朴叔叔喜欢上了她，也悄悄地劝说她，嫁给朴叔叔。当然，姨妈也是极力赞成的一方。自己是个农门里跳出来的孩子，如今也多么地希望促成又一桩姻缘。姨妈拿出当年义无反顾南下的劲头，简直像嫁自己女儿一样，两边忙着撮合。可是，身份，家庭，学历……种种的悬殊，裹挟着世俗异样的眼光，像无数道大坝，堵在她的心头。她知道，她可以揣着几个馒头翻过老家门前的那座大山，不顾路有多陡，沟有多深，却无法翻过心头的这道大坝。

朴叔叔的爸妈自然是反对这门亲事的。他们也喜欢天天去吃她做的油条，有时也会偷偷地多放些钱在木箱里，见面也是姑娘长姑娘短地亲热叫着。可到了谈婚论嫁，他们无法接受这个来自偏远山区穷人家的孩子。他们先是拿八字相冲，来搪塞这门锦鲤与农门毫不般配的亲事，劝说不通后，就又动用各种关系曲线救国地来劝说朴叔叔放弃这个念头，还安排了几次据说门当户对的相亲，相亲的地点就选择在她的摊位前。她看着那些面容姣好衣着时尚的姑娘，走马灯似在面前换来换去，便把头低得更低，忙着自己的摊位。那些相亲的结局，可想而知，朴叔叔敷衍了事地打发走她们，转身就跑到她身旁，继续帮她卖着油条。

只到有一天，她悄悄地辞掉了保姆的工作，丢下摊位，说老家给她介绍对象了，家里还有父母要照顾，便回了老家。这一回，却再也没有再回来。她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她这一走，带走了大院里所有人的眷念……

她回老家后，朴叔叔失魂落魄般，没有了往日那伟岸刚毅的样子，没过多久便去了国外留学，渺无音讯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院的生活，也像先前一样，依旧安宁，祥和。大院里的邻居们，偶尔还会聊起她，聊起她做的油条，却再也没有人知道她回去后的境况。在那个只能靠邮局的信使连接外面世界的年代，一转身，真的就再也不见，成了永远。我每年暑假还是会去大院，每次都会不由自主地去那个菜市场，看着那个摊位的方向，黯然伤神……

这样一晃，五年就过去了。

直到后来我来中大读书，再一次来我姨妈家，却在市场又见到了她！我惊喜若狂。她又摆起了小摊，油条还是先前的味道，只是，她已皮肤黝黑，如雕塑的颜色。

其实，她回老家后，没有一个人给她介绍过对象。那时候在农村，只要勤劳，朴实，善良，都会有媒婆踏破门堑上门提亲说媒，这些，她都不缺。可是，她有两个脑瘫的哥哥，生活不能自理。父母在家，守着几亩贫瘠的山地，过着靠天收的紧吧日子。她出去打工赚的钱，贴补了大部分的家用。这样的家庭，没有人家会喜欢接近，连媒婆们都躲得远远的。她那黝黑的皮肤，沁透着那几年田间劳作的印记，她一定是在日晒雨淋里，用瘦小的肩膀扛着与体重不对称的一捆捆割下的稻谷，或是砍下的山柴，走着崎岖的小路，那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的身影，却也扛着对现实的无奈，对自己的不认命，和对未来倔强的向往。

所以，她还是出来了，又回到了部队大院。她相信，时过经年，那个朴叔叔应该早已忘掉了她，早已结婚生子，为人夫，为人父了。

她不知道的是，她来了，朴叔叔也接着回来了。

时间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会淡化忘却很多的经年往事，却也会悄悄地在记忆深处深藏起某些东西，而这些被深藏的记忆，如老酒般，越陈年，越香醇。

这次，知道她还是单身的朴叔叔，沉埋心底多年的那股火苗，却再也按耐不住了。多年的委屈，压抑，痛楚，一股脑地燃烧成了一座火山，冲破地壳深处的沉寂，冲破层层坚石壁垒，势不可挡地喷涌而出……退了休的父母见这个独生子多年不碰感情，却唯独对她一门心思地死心塌地，他们之前磬石般坚决反对的心，也动摇了，主动托人上门求起亲来。

朴叔叔为了和她天天在一起，放弃优越的工作，就在院内的银行上班。他每天帮她卖油条，收拾完后再赶回去上班。大院里的人们，习惯了她做的油条的味道。

后来，朴叔叔把学院研究生餐厅的档口租了下来，档口前只有“油条”两个字的招牌，在朝阳映照下，分外的显眼。朴叔叔的家人，后来又去河南，接来了她的爸妈和两个哥哥。油条摊位越来越大，她的笑靥，没有了先前的那抹忧郁，也越发的灿烂，阳光起来……

大自然的风霜雨露，从同一片天空上落下，不偏不倚地落在千家万户的院门内外，却又落在了同一个世界里。

三

我从中大毕业后，就留在了广州的一个事业单位里，一边上班，一边准备着考研。

退了休的姨妈，开始了张罗着给我相亲。我的心思全放在备考上，对姨妈的好意，也只能虚与委蛇，敷衍了事。其实，我对相亲是怀着排斥的态度的，总感觉这种没有任何背书的沉浸式的契约，像没有根的浮萍，微风轻轻一吹，就散了。没有生活圈子重叠的两个独立个体，能够产生一见钟情的爱情，也许只存在剧本里，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却又往往被世事浮沉下了个蹩脚的注脚，往往没有好的结果，比如，徐志摩与陆小曼，又比如，胡兰成与张爱玲。即便抱着对未来满怀期待的憧憬，虽然磕磕碰碰，走在了一起，却往往又被柴米油盐的生活打败。脆弱的感情，不能像笔下的草稿，写偏离了或者苍白了，可以撕去重来。似水流长的爱情，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相亲的事自然没成。一来二往的，我倒与大院里姨妈的同事萍姐成了好闺蜜。萍姐比我大了一旬，重庆人，典型的川妹子性格，率直爽快，泼辣活泼。萍姐说她这泼辣的性格，在老家是没人敢娶的，却在大院里迷住了斌哥，一个在珠海开五金厂的私营企业主。斌哥是山东人，父亲是军事学院的教官。不善言谈的斌哥，与性格完全相反的萍姐最后走到了一起，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婚后对萍姐宠爱有加，连企业的账本，都一次不落地按月交给萍姐过目。

萍姐在大院的银行上班，数不清的规章制度，做不完的风险评估，承担不起风险却无限追求收益的理财客户，让她心力交瘁。她却慢慢地喜欢上我，说我是她认识过的最纯粹的朋友，非要认我做她的妹妹。那天，她特意邀请我和姨妈一起，去她家做客。还把不常回家的斌哥一大早从珠海工厂叫了回来，给我们几个喝茶聊天的女人，准备丰盛的住家饭。斌哥被萍姐指挥着，像个仆人般地忙东忙西，却也乐乐呵呵的。餐桌上，女人永远是主角，性格内向的斌哥，除了不停地给大家夹菜，没有插话的机会。吃完饭，斌哥带着儿子出去玩，我们又抱着茶壶，聊到夕阳落山。

第二天，萍姐打来电话，开心地说，他家先生昨晚不顾休息，和她聊了大半夜，话题的主角全是我。她说斌哥也很喜欢我，还拿着她的手机，翻遍了我的每一条朋友圈。一向善于自嘲自黑的萍姐，说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有点不保了。说完，哈哈大笑个不停……

又一个周末，萍姐又打来电话，要我和姨妈去她家吃饭。她说斌哥出海钓到了一条金枪鱼，趁着鲜活就直接带回了家里。席间，照例还是我们几个女人，聊着女人之间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斌哥照例在旁边端茶倒水的伺候着，不说一句话。聊到了斌哥，萍姐就逗他让他加我的微信，斌哥一脸憨笑地连忙说，不了不了，惹得几个女人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

后来我一直忙着考试，好几个月没有去大院了。而萍姐总是在下班后给我电话，聊着不着边际的琐事。有一天，她突然很生气的电话我，要我赶紧去她家，说是斌哥去了国外出差，回来给我带了一堆的化妆品，却只给她带了一只口红。这事她本来想压着不告诉我，可是每天看着那堆东西，火气就不打一处来了。我连忙说，谢谢好意，礼物我是不会要的。电话那端的萍姐突然发起了火，她说，人家那么远带回来的东西，怎么可以不领情地说不要就不要？她还说，她虽然很生气斌哥的这种行为，但更心疼他那份不被领情的心意……挂掉电话，她开着车硬是把那些礼物送上了门。

我原以为她会兴师问罪。可一到家，她就拉着我的手不放，说斌哥每次回家，和她一整夜的聊起我，把他心里的喜欢毫无保留地和她分享。她说，真是奇怪，斌哥和我自从认识就没有说过几句话，怎么就那么地喜欢上了？我笑而不语，我知道说什么都是多余。她又笑呵呵地说，斌哥的那点心思，也就是简简单单的喜欢，这一点她若看不出来，还不早就翻了天……她说她就喜欢斌哥这点，明确地爱，坦荡荡地喜欢，出了格的感情，一旦藏着掖着起来，就像衣柜里发了霉的衣服，总有一天，霉斑会越来越大，欲盖弥彰了。那时，二胎政策刚好放开，我劝萍姐，赶紧响应国家号召，为人口增长做贡献，顺便还可以收收拴在斌哥身上的那根缰绳。萍姐还真的听进了耳朵，开开心心地回去了。

看着萍姐雀跃着离去的背影，我陷入了一阵沉思。围城中的男女，虽然历经几万年的进化，却仍然保留些原始动物的痕迹，他们各自占有着自己的领地，却又时时地各自缺乏着安全感，这个时候，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极有可能引起一场走向毁灭的相互撕咬和搏杀，而此时，真挚的交流与沟通，相互的信任与尊重，往往会给对方精神层面上更高级的遮挡和安全。

后来，她们如愿地生下了个女儿，一子一女，龙凤呈祥。一家四口的日子，温馨而又快乐。只是，萍姐三番五次地再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时，我都婉言谢绝。

她的院门，我再也没有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