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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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牡丹》2024第2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寒夜。
我抽着烟，独自一人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厂区，一览无余。操场上，员工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出纳正在逐个派发他们的最后一份工资。派发完毕，他们仍保持着整齐的队列，立在操场上久久也不忍离去。这时，厂长跑回到办公室，面带急色对我说：
“大哥！他们都不愿意走呢！”
“还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估计是在等你？”
我跟着厂长下了楼，走到队列前面，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些离乡背井跟着我打拼了多年的伙伴，我甚至能叫出他们多半人的名字。他们把最好的青春奉献在了这里，有的在这里成家立业，有的父子两代人都在这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神情严肃地正看着我。我对着他们躬下身，鞠了个躬，一句话也没说，默默转身回到了办公室。
两个合伙人跟了上来，说，大哥，已经订好了房，我们去聚最后一次工作餐吧？改天吧！我说。我对他们摆摆手示意他们先走，我想一个人再待一会。
我曾无数次立在这扇窗前，看着脚下曾经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一手建成的工厂，机器轰鸣，人头攒动，满载的集装箱货车缓缓地驶出工厂。而眼下，操场上的这些工人，确切地说，他们已经成了失业工人，正三三两两地离开，不时回头望着身后的厂区。
厂门口的马路边，磨革工老宋蹲坐在他那堆大包小包的行李上，正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为一场即将开始的长途跋涉积蓄力量。他的工衣还没换下来，上面沾染着五颜六色的涂料，在人群中特别醒目。这个五十多岁头发斑白个子矮小的广西人，从一开厂干到现在，一直都是厂里的生产能手。逢年过节都很少回家，他说回家一趟不容易，要转好几趟车，还要走十几里山路，不如留厂过年，多赚些加班费。他一个人供养着家里两个读大学的儿子。
他站起了身，背起一大堆行李，像只爬行的蜗牛，缓步往远处走去，渐渐消失在汹涌的人潮中。
看着他的背影，一个想追上他的冲动在脑海中一跃而起，却又被另一个自己按了下去。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辗转在这个制造业的城市里，肩膀上都扛着各自的担子——他们的家庭，命运，和不可知的将来。
我和他们一样。
我感恩于他们没有因为工厂倒闭而聚众闹事，他们也许庆幸于我没有像附近那几家工厂的老板携款跑路，毕竟，这种情形屡见不鲜——能在这种大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的工厂，都在死撑硬挺着，每天都有撑不下去而倒下的。
玻璃窗里我的影子，像一根杵在寒风里的木桩——我想起了当年父亲的模样。
那是多年前一个闷热的夏天。
一场持续的干旱席卷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正处抽穗时节的稻子，无精打采地立在早已干涸发裂的田地里。父辈们抽干了附近沟沟渠渠里的水，又抽干了机井里的水，这些水在稻田里停留不多时，便消失得无影踪了。父亲站在三伏天烈日炙烤下的田埂上看着面前一望无际没有一点生机的稻子，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他心里的伤口，如同脚下土壤的裂缝，越来越大。父亲心底的忧伤蔓延到年幼的我的心底。
无望的等待中，一场暴雨终于下了起来。我跟着父亲跑到院子里，在雨中手舞足蹈起来。豆大的雨滴砸在皲裂的土地上，沉睡的尘土飞溅起来，顷刻间，大地上白茫茫的一片，空气中充满了新鲜的泥土气息。不远处，我看见村里的大人和孩子们纷纷跑进雨中，伸开双臂，尽情欢呼着，雀跃着。
这场及时雨密集地下着，没有停歇，逐渐露出狰狞的面目。暴雨如注，它肆无忌惮地横行在大地上的各个角落，填满了稻田后，又填满了所有的沟渠，池塘。接下来的几天内，雨水灌满了河床，冲垮了河提，汇聚成一片无边无际的汪洋。水面漂浮着各种杂物，水草，树枝，家具的碎木板，甚至小动物的尸体，涌向附近的村庄。村庄很快被洪水隔离成一座座孤岛。
先前的喜悦变成了无尽的悲伤。父亲站在门槛前，忧心忡忡地望着被水淹没的稻田，眉头紧蹙，手中的烟没停过。
水位越来越高，终于漫向了我家地势比较高的院子。浑浊的水，悄无声息，却带着一股势不可挡的压迫感，挤压着我的胸腔。随着夜幕的降临，它开始淹没我的脚踝，我惊慌失色。黑暗中，父亲一根一根地抽着烟，脸色凝重，一言不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见过太多的天灾人祸，此时怔怔地立在门前，他知道做什么都没用，除了等雨停，等洪水退去——在天灾面前，人类如蝼蚁般渺小。
到了后半夜，洪水终于慢慢退去，院门前用土垒高的台阶上，留下了两串深深的脚印。沉默了很久的父亲，长长地抽了一口烟，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跳出农门！说完，丢掉烟头，转身回屋去了。我偷偷地捡起烂泥上还没来得及熄灭的烟头，猛抽了一口，呛得眼泪立刻掉了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抽烟，烟味很苦。
2
多年后的今天，跳出农门的我，在这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城市，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做起在工厂里摸爬滚打，慢慢有了自己的小作坊，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工厂。我赶上了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浪潮，工厂一时风生水起。
彼时，工厂门口停着一个个等待装柜的车头，刚打包好的包装箱带着流水线的温度便被装进了货柜,它们象卯足了劲的发条向港口奔去......
两年前,欧美客户开始把订单陆续转往了东南亚国家，先是越南，接着，缅甸，印尼，柬埔寨……以前满负荷运转的流水线越来越空，不得不开始了轮休和半班制。看着几近停摆的车间，幼小时那场洪水慢慢涌向家门的感觉，陡然涌上心头——我清楚地知道，一场比洪水更可怕的灾难来了！
我连夜给美国客户预订机票和酒店，邀请到香港会面。
那是一家顶楼的私人会所，缓缓的萨克斯曲正掺和着柔和的灯光，流淌在房间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旧物件上。而我，无心欣赏，在房间里踱着沉重的步伐，焦急地等待着客户的到来。巨大的落地窗外，维多利亚港如同沉睡的老人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一点生机，只剩两边林立的高楼在闪着寂寞的灯光。视野的尽头，葵涌货运码头也失去了往日灯火通明的繁忙景象，偶尔传来几声若隐若现的汽笛声。这块进出口贸易的晴雨表，如同寒冬中蜷缩在枝头的鸟，瑟瑟发抖。
最顶级的公关往往是用最原始的方式。我准备了他最喜欢的马爹利和高希霸，把它们放在餐桌边柜上最显眼的位置。我的目的很简单，挽回部分订单，支撑一下快要倒下去的工厂。
犹太人坐在对面，捏着雪茄抽了一口，才慢慢地说：
“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只要你的离岸价能做到和海外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一样会优先和你合作的。”
这是事实，也是不折不扣的套话。我一边陪着谄媚的笑脸，一边耐心地解释着：
“额外关税加上人工成本的差异，国内的成本已高出百分之三十，无法和东南亚比。就比如他们街头的一杯咖啡才几块钱，几块钱在国内只能买罐可乐。我们国内有良好的产业链，高效率的产能，完善的品质保证系统……”
老外还没等我说完，便对我摊摊手，一耸肩，一脸比我还无辜的表情，说：
“你知道，我也要赚钱的。现在不行，但我们可以期待下次的继续合作。”
我在心里说：Bull Shit!下次？下次和改天一样，都是个模糊的托辞。下次是哪次，改天又是哪天？我无奈地举起杯，说了声“cheers up”，便一饮而尽。
商场如战场，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些合作了多年，也捆绑了多年的客户，我们看着对方从很小的规模做起，越做越大。昨天，昨天的昨天，还在一起吃着烤肉，然后醉醺醺地搂在一起喊着兄弟，然后，明天，他们又会在下龙湾亦或芭提雅的游轮上搂着美女喝着啤酒。而我，要收拾狂欢后的残局，收拾传统制造业的末路之痛。
我立在宽大的办公楼窗前，抽着烟，像父亲当年一样的姿势。直到看见工人们全部离开后，厂区里已空无一人，我才下了楼，往车间走去。
我已经几个月没进车间了。
借着手机的灯光，我打开了车间电源的总阀。光洁的地板，散射着头顶日光灯的光亮。这里的每一台机器，每一个工位都是当初我一手设计的。裁断机，针车，定型机，前帮机，后踵机，流水线……整齐安静地立在它们固有地位置。我轻轻抚摸着一台台机器，仿佛在抚摸自己的脉搏。机器带着铁的气息，一股冰凉浸入我的心底，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声。
我一边走着，一边摸着这里的每一台机器，如同每次出远门，外婆都会恋恋不舍地摸摸我的头一样。
车间里灯火通明，却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和热闹。人去楼空的车间，仿佛刚刚撤离战斗的战场般，狼藉一片。站在寂静的车间里，我脑海里就浮现出工友们忙碌的场景。那些流水线从不停歇的日子里，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工人们去洗手间都要轮换着去，所有部门都在连轴转着赶出货。
这些伴随我多年的机器设备，我熟知它们每一台的性能和脾气，然而，它们马上都会被当做二手货甚至废铁烂铜处理掉；而这些厂房，发挥完了它的工业价值后，也会很快被拆除，改造为更有价值的商业用地。
头顶有个灯管闪了一下，整流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它成了我在车间里听到的唯一的声音，仿佛是在对我诉说着什么。没有了机器轰鸣声的车间，似乎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与我已经有了某种不可言说的疏远感。我不喜欢这样死一般的寂静，随即挥起拳头，向身旁早已停转的木制转鼓用力砸去，手上没有一丝痛感，转鼓里却发出一阵低沉的回声，像个垂暮老人的梦喃。回声里，一只老鼠窜了出来，惊慌失措地消失在车间里。看着它慌不择路的身影，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我立在空旷的车间里，却感觉如同黑夜里立在一池幽暗的潭水边上，大地已经沉睡，头顶日光灯的光亮此时也如亡灵的火焰般，在眼前不停地晃动。我的视野越来越模糊，眼前所有的机器，输送带，货架，包装箱……被一把无形的大手，肆意地切割，揉碎，摆弄，墙角布满蜘蛛网，厂房正飞速地老化，坍塌，瞬间它们又汇聚成了一股末日的洪水，带着阵阵群嘲，向我奔泻而来……
我趔趄了一下，一棵滚烫的液体瞬间顺着脸颊，滑落了下去，我听到了它撞击地板的声音。
我赶紧关掉灯，走出车间，往大门走去。
还没走到门口，司机老李开着车从后面赶紧追了上来，在我身边停下。他打开车门正要下车，被我一把按了回去。他赶紧递给我一根烟，掏出火机，把烟点上，然后有些激动地啊啊了几句，脸憋得通红，眼泪快流了下来——他不能说话，表情便是他的喜怒哀乐。我从来没见过他这般模样，这个身体和意志一样坚强的汉子，担心着我的未来，更担心着他的未来。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们不会没事做的，早点回去休息！我想自己出去走走。他这才顺从地关上车门，伸出拇指和小指放在耳边，对我示意了下，才轻踩油门缓缓地走了。
老李是我从小光屁股玩到大的伙伴。他自幼聪明过人，是我们那群孩子的王。只可惜在八九岁时发了场高烧，村里的赤脚医生打了几针后，他的烧倒是退了，可从那开始便再也说不出话了。他自从哑了后就辍学了，在附近的砖厂干着搬运工，练就了一身的力气，还拜师学过一段时间红拳。他从不抽烟，也不喝酒，手脚特别勤快。十几年前工厂开工时，恰逢砖厂倒闭，我便把他从老家叫了过来，一直跟在身边。每月的工资，加上我给的零花钱，他的收入也算是个中层干部了，一人吃饱，便全家不饿。
眼下，他预感到自己的收入来源会随着工厂的关停而戛然而止，心中自然会无比恐慌。
3
我走出厂门时，正下着毛毛雨，夜已深了。
一辆小车从我身旁疾驰而过，溅起路面的水，洒了我一身。那声刺耳的喇叭声，在午夜的街道上回响，好像是在对我说：“你是个Loser!”
我该往哪里走？哪里才是我的归属？回家？我去叫醒家里已经熟睡的妻儿，告诉她们我已破产，让她们为明天牛奶面包的着落而担心？告诉他们我是个Loser ?
我浑身一个寒颤，逆着市区的方向，漫无目的地走着。站在东莞大道的人行天桥上，看着脚下这条在白日里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街道，此时已褪色成一张黑白胶片，在昏暗的街灯映照下，慢帧，近乎静止地存在着。洗去铅华的城市，此时正以钢筋混凝土的姿势，披着冷色调的外衣立在烟雨迷蒙的夜幕中。路边高楼上的窗口依稀亮着点点碎光，在雨雾中忽闪忽灭，像领航的灯塔指引着路上稀稀拉拉匆匆而过的路人。他们忙着各自的心事，疾步走在回家的路上，很快便消失在无边的黑夜里。
倦鸟归巢。
黑夜里，只有家才是有光有温暖的地方，栖息着人们的灵魂和肉体。
手中的烟头，在昏暗的夜色中泛着微弱的光，忽明忽暗，它在即将熄灭的边缘挣扎着,照着我这个逆旅的行人。我弹了弹烟灰，抽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弥漫在潮湿的空气里，朦胧中眼前浮现起多年前那个北方的冬夜。
那年，我大学毕业后就来了南方。白天奔波在人才市场和工业区里找工作，晚上租住在低矮潮湿的铁皮房里。一个多月工作依然无果，所带的钱已所剩无几，连铁皮房都住不起了，自然也没钱办暂住证。每当夜晚来临时，我便隐藏在那些天桥底下，涵洞里，或废旧工地里，躲避那些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黑夜，面目狰狞，我在冗长的等待中盼望黎明曙光的到来，天一亮，才如释重负般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劫。
我在这座诺大的城市里，像只老鼠一样，一遍躲避，一边觅食。
绝望之际，终于找到了一份工资不高但相对安稳的工作，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深夜，躺在宽敞的宿舍里，窗外寒风呼啸，回望那段找工作的日子，恍若隔世。
寒风吹响了回家的号角。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工厂放年假，到了春节回家的时间。寂静的宿舍里，我手中紧捏着那几张钞票——那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总共八百六十元。我反复精细地盘算着每一张的用处，亲人朋友的礼品，孩子们的压岁钱，等等。买完往返车票，兜里已经所剩无几。
那时候，火车和省际大巴是春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天还没亮我就跑去车站排队，连续跑了几天都没买到票，每次都是在快接近窗口时，被告知票已卖完，好像售票口被预设置了娃娃机的模式。最后辗转通过老乡的介绍找到黄牛加价才买到了一张票，拿到车票的那一刻，如同中了大奖般的兴奋，已经顾不上它的班次和时间，有座还是无座——有票已是万幸。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售票窗口前的长龙一眼望不到尽头。我在手举着大包小包，前胸贴着后背的人流中，被挤上了火车。看着车窗外黑压压的人群，有的挤掉了行李，有的从车窗直接翻了进了来……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
没有在外漂泊过的人，是不能理解家的真正含义的，正如没有亲身挤过春运火车的人，不能理解春运的真正含义。
车厢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厕所里，都塞满了人，想找个可以蹲下来的位置都难。列车员推着小餐车从人缝里挤过去，人群像犁铧经过的淤泥，马上又挤在一起。有人为座位被强占而争吵，水泄不通的车厢里，高大强壮主宰着每一寸空间，弱肉强食才是王道。
到了老家省城的车站，已是半夜了。鹅毛大雪被寒风裹挟着，下得正紧，路上积雪已没过了脚。刺骨的风像长了眼睛一样，硬生生地钻进我单薄的棉衣，我不停地哆嗦着。此时还要再转一程才能到家的大巴，已过了营运时间，车站里依然人山人海，不时地有些私人面包车主走过来搭讪拉客。这些如牛皮癣一样存在的黑车，总有它存在的市场，有的时候，甚至能充当及时雨的角色。想着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家人们还在等着我写春联，再看看紧闭的售票窗前排着的长龙，我一番讨价还价后，和其他六七个陌生男女，连人带行李被塞进了一辆只有五个座位的面包车。出发时，司机还不时地把头伸出窗外，大声地问着路边滞留的人要不要上车……
一百多公里的路，大雪中摇摇晃晃地已经走了三个多小时，我总是担心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面包车随时都有翻了的可能。车里的我，又冷又挤，动弹不了的脚掌，已经发麻。同一个目的地，同车的自然都是不远的老乡，不瞌睡的人便闲聊了起来。有一对像是恋人的男女，衣着时尚，女的怀里抱着一条不知名的小狗，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看着拥挤不堪的车厢。男的则讲述着昨晚的麻将局，自己的好手气是如何把把糊地赢了好几千块钱。而女的时不时地从一个满是外文的包装袋里倒着狗粮，一颗一颗地喂着。我挤在后排，紧挨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军棉袄，一脸风吹日晒的蜡黄色，在昏暗的车灯下，越发地显眼。闲聊得知，他在广州的街头干着临时工，每天一大早，便带着一把铁锹，和一群老乡坐在街边，等待来揽工的雇主，做些这座城市修修补补的零工。为了多赚点钱，他坚持到除夕的前一天才返乡。那个貌似旧床单打成的包裹，始终紧紧地搂在怀中，也许，那才是他温暖的来源。
当司机听说那大叔家住在黄河对岸的山东东明，要来回多跑二十多公里的雪路时，立马表示不能送他到家，要不，就得再加二十块钱。同车的老乡见状，也帮着大叔劝说着，试图让司机不要加价，可司机坚持不同意。大叔无奈地说，身上真的没钱了。说完，便低着头，再也不说话了。
嘈杂的车里，接着就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仿佛是要凝固在这冰天雪夜里。
到了县城，大家都下了车，急着往各自的家里奔去。那位大叔最后一个也跟着下了车。当他的脚迈出车门时，我看见，那双有破洞的军球鞋，早已湿漉漉的，里面是没有穿袜子的光脚，露着几条青筋。单薄的裤筒，尺码明显偏短了许多，里面带着两条杠的卫裤裤脚不和谐地露出一截在外面。他下了车，背起行李，准备在大雪中走回去。我捏着裤兜里仅剩的几十块钱，犹豫了一下，拿出两张十块的，塞给大叔，让他坐车回去。他带着山东人朴实真诚的倔强，拒绝了好几次，最后被我硬塞在口袋中，他才不再推却，口中连声地说着，好人啊，谢谢你！说话时的眼神，真诚，质朴。
我转身回家，走了几步，不经意地又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面包车早已远去，而那大叔蹒跚的身影，在大雪中，朝着他回家的方向一步一步地挪着——他的背上，仿佛背着整片落雪的夜空。那可是十多公里的夜路，他要踩着大雪，一脚深一脚浅地黑夜里走着？我本想回头追赶上去，可又一想，我又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也许，他宁愿走一夜这样的黑路，把省下的钱去买来年下种的落花生；也许，他喜欢走一夜这样的路，更喜欢把省下的钱去买壶烧酒在微醺中忘记路上的辛酸；也许……也许他只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了明天，活着！
那夜的雪，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雪霁初晴。除夕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屋檐下挂着的一根根或长或短的冰溜溜，在阳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地耀着眼睛。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在一尺多厚的雪地里欢天喜地地堆雪人，打雪仗，跌跌撞撞地奔跑，追逐着。家家户户的大人们，忙着贴春联门画——一年，就这样快要过去了。有形的雪，掩盖了那些无形的悲喜过往，连同昨天风雪夜归人的脚印。
……
如今，多年前那北方冬夜的大叔，在大雪中背着沉重的包裹步履蹒跚的背影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背影映射着多年后现在的我。
4
一阵手机来电声把我从冗长的回忆中拽了回来，我一看，是父亲的电话。他这个时候来电，肯定是又喝高了。
“最近生意咋样？”
“挺好的！”
“新闻里说，美国又在制裁中国了，南方有很多工厂在裁员和倒闭，你那些出口订单没影响吧？”
“没呢！”
“没就好！如果哪天真的干不下去了，回来咱爷俩一起种田，家里那好几亩地也够吃了。”
“您老不是希望我跳出农门吗？咋又想让我回去种田了？”
“民以食为天啊！吃饱肚子要紧，大活人不能被饿死啊！”
“老家下大雪了，天寒地冻呢。你那边也冷了吧，夜里被子盖厚点，你妈买的那床蚕丝被该拿出来盖了！”
父亲平素沉默寡言，只会在喝多了时才会像关心他孙子般关心他这个已为人父的儿子。而我，却又在他面前说着言不由衷的谎话。两个男人南无天北无地一直闲聊着，只到听筒里传来了阵阵呼噜声。
那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呼噜声，如同阵阵吹响着“归来吧！归来呦！”的号角，撩动了我归乡的心——只有故乡，才能治愈他乡的痛。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故乡。
年迈的父母，正在鱼塘里卷着裤腿网鱼。三九天，寒风凛冽，吹在脸上如刀片划过。我赶紧脱掉鞋子，想下水帮忙，被他们如同驱赶一个冒失的入侵者一样赶了上来。他们佝偻着瘦削的身子在漂着冰块的鱼塘里热火朝天地忙碌着，而我成了一个袖手旁观的人。
母亲从捞上的鱼中挑了最大的一条，蹲在鱼塘边宰杀。又用满是老茧的手拨开水面的冰块，在塘水中清洗一遍后，才回到厨房，用自来水洗净。
父亲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带着一身的洗衣粉味。我走进浴室，看见年初给他们买的沐浴露，包装都还没拆，估计快过期了。它的旁边，放着一盒用了一半的洗衣粉……
那晚，我想着父母生活的那些点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便起身走到阳台，点上一根烟，目光投向幽远深邃的夜空。
不一会儿，身后传来一阵上楼的脚步声，回头只见父亲披着棉大衣，走到了我身旁。我忙递上烟，给他点上。
“这次回来，有事吧？”
“老爸！没事啊？”
“知子莫如父。你妈看不出来，我还看不出来？”
“爸！真没事！就是工厂最近有点闲，想回来度度假啊！”
“没事你不会这个时候回来的。往年此时，不正是赶货的时候吗？”
父亲边说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存折：
“你们兄弟这么多年给的零花钱，我们一分都没花，都存着呢。人老了，也没啥花钱地了，家里这几亩地就够我们吃了。你肯定是遇到坎了，拿去用吧！”
我还想努力地再狡辩几句，可鼻子一酸，眼泪先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一轮上弦月悬在头顶的夜空，那如洗的光亮，穿过三十八万公里的浩瀚星河，落在故乡的这片苍茫大地上，也落在我的心头，寂静无声。在千里之外的都市，我已很久没有和一束月光如此这般地亲近了。我又听到了月光的声音，那是羊水在子宫里流动的声音。
看着年迈的父母辛苦劳作的身影，我不能停下奔跑的脚步。
在老家短暂停留后，我便返回了东莞。当天深夜，我被一个电话吵醒。我还未开口，对方便说：
“哥！我是小赵，山东的小赵啊！我刚到东莞，如果现在您方便，我去您工厂聊，或者您来我酒店聊？”
我一时有点茫然，努力搜寻记忆中的山东小赵来匹配话筒里这个直率得近乎唐突的人。对方估计感觉到了我的迟疑，便接着说：
“哥！您可能记不清楚我了，我暑假时去您工厂拍了一些新款鞋子的照片，您还送了我一双！”
我这才想起，这个半年前来过工厂，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年轻人。
那时，这个小赵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来工厂参观。他和几个同学开了一家卖鞋子的网店，想拍些照片放在网上来招揽点击量。他怯怯地说他来了几天，已经被好几家工厂拒绝了。也许是他的直率，也许是他的创业精神打动了我——我看到了我当年的模样。我带着他走了遍所有的车间，给他讲完所有的生产流程。他说那是他上过的最有意义的一堂课。
这个年轻人半夜要见我，想必有急事。我电话司机老李，他马上跑了过来，送我去了小赵的酒店。
士别三日，小赵与半年前判若两人。
他一边吃着外卖的盒饭，一边讲述了他这半年来所做的事。他从温州和福建的鞋厂搜寻低价位的尾货鞋和库存鞋，在网店上售卖。半年的时间，他的销售量已从最初的几天一双到现在的一天成百上千双。他边说着边打开手机，给我看实时的销售数据。他上个月的销量居然接近了我工厂的产量！他打通了销售通路后，不再满足于销售这些库存货，他注册了自己的品牌，他要转型。
“哥，您是我上次来东莞唯一一个让我随便拍照的人，更是唯一一个送我鞋子的人！咱们合作一把，我相信您！”
我正想告诉他工厂已经关停了，还没开口，他便用手压住了我要抬起的手，说：
“我知道，我相信您能东山再起！外销市场环境每况愈下，内销正在强劲复苏。您都看见了，鬼佬靠不住了！哥，您要转型了！”
这个年轻人说话时眼里带着无法抗拒的光芒，犹如一针兴奋剂打入了我的体内，我看见了多年前年轻时的自己。
那晚，我们长谈了一夜。
离开酒店时，一线曙光正穿过厚厚的云层，洒向莞邑大地，天快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