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说胡话”的老方

老方贵庚六十又三，身材挺拔，十分健朗，是“文革”结束后村里考取市财税学校的第一个中专生。

七十年代，老方是乡邻方圆百里的“铁算盘”，也是闻名遐迩的经济能人。

财税学校毕业后，他被组织分配到乡里供销社担任负责人，每年都能及时完成县政府安排的任务，各项考核指标在县里也是名列前茅，硬是把乡供销社搞得红红火火。

那时，他性格外向，思维十分活跃。但对工作特别的较真，喜欢琢磨县供销社下达的各项指标数据，将农药化肥等生资货品划定到每个村组；将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精准地分配到乡里的每家每户；将职工的烦恼看在眼里，总是耐心劝导，与他们和睦相处。因此，他落下了“爱管闲事”的毛病，“铁算盘”的美誉更是声名鹊起。

他从不搞特权供应，可懂得与朋友熟人虚与委蛇。一些熟人喜欢多吃多占，想尽办法巧夺供应物资，他总是和朋友熟人打哈哈说对不住他们，领导管得紧帮不上忙，他也难乎为情。等到熟人托领导来讲情时，他却和领导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实在躲不过去时，他还理直气壮地给领导说：“在下面工作，我还需要朋友熟人的支持。委实是扛不住了，我才把你拿来吓唬他们。嘻嘻，领导不就是我们这些小兵小卒的庇护伞。”领导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了，虽然对他的滑头有点恼火，但还是十分喜爱他，也舍不得批评，乐于和他一起打太极，一些熟人也就浅尝辄止，不再有多吃多占的想法。可是久而久之，“爱说胡话”成了乡里人对他最后的认知。

老方在乡供销社一呆就是十几年。供销社改革时，他也不愿挪窝，主动向组织说明原因，请求下岗回乡务农。

在家乡，他毛遂自荐当起村里的小组长，逢人就嘘寒问暖拉拉家常。见到言行不规矩的人，他先是义正词严地批评几句，再晓之以情地开导。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顽劣青年，远远看见他就躺开，狠狠地说：“方大个这个大傻帽，见人就胡说八道，与我们就不是一个星球的。”如果碰到不合理的事情，他总会想法设法地处理妥当。用村里人的话是：方大个是满嘴“跑火车”，不知道他说的话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老是诓人。

尤其是亲行叔伯建房的那会，他“爱说胡话”的名声是传遍了十里八乡。亲行叔伯不听取他拆旧房建新屋的劝导，到秧田重新开基建房。他只有找到乡里领导汇报情况：亲行叔伯是第一家在水田做屋的，倘若不加以制止，村湾对面的一垅畈田就会变成宅基地，后果不堪设想。得到领导的应允，他准备编好说辞，巧舌如簧地给叔伯大谈国是政策，“睡服”了叔伯放弃在水田建房的行为。事后邻里乡亲虽然识破了他的胡言乱语，但是村里人还是抵抗不住他的执拗，那一畈水田到如今还是村里最好的种粮区。

方大个慢慢变老了，自己主动到城里帮助儿女照料孙子，也把“爱说胡话”的习惯带进了县城。

在街上行走时，碰到朋友他就欢心地拉着咵天，一聊就是半个钟头。听到一些老同志发牢骚说单位关心不够，他很不高兴，耐心地劝导他们：“现在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光，我们不能拖年轻领导的后腿，让孩子们不要有顾虑，放开手脚加油干，让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就是最好的关心。”个别同志听后面露愠色，在心里暗忖：这个老家伙，真会睁眼说胡话。然后一声不吭，拂袖而去。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和老方在一个文印店偶遇，顺便也坐下来寒暄几句，他十分自豪地给我讲起县城第一次规划编制的一个情节。

那是1985年的一个夏天，当时的县城区建设规模不足3平方公里。他到县供销社开会，知道县里正在开规划评审会，中途溜号跑进评审会场，认真聆听编制单位的汇报，时而在笔记本写下自己的看法。汇报一结束，他就勇敢地站起来，振振有词的说：规划中城区发展方向需要调整，不应该摊大饼四面开花，而是南优北控、东延西拓适度发展；城市性质定位有待斟酌，不应该贪大求洋，而是以循环农业为主，保留传统工业，有序开发旅游业。一些熟悉他的领导听完他的话，对他说：“你这个小滑头，又在开始说胡话。”不料县委书记打断他们的对话，当面高兴地表扬了他一番，责成编制单位按他的意见作出合理调整。

听到这里，我碰巧接到电话，知道我有事要马上离开。他言犹未尽，还要与约定时间交流。望着老方脸上洋溢的自豪笑容，我在心里情不自禁地说，老方还真不是个“爱说胡话”的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