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个年代的士兵生活

我在那个年代的士兵生活

（回忆性散文）

（一）新兵营的训练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火热的军营是广大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每个有志青年的梦想。一九七四年底我肩负着家人和乡亲们的期望，怀揣着自己的理想，穿上了绿色的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当年我们安徽安庆四县一市一起入伍的一千多名新兵，乘坐东方红号轮船，离开家乡的望江县华阳大轮码头，迎着朝阳，劈波斩浪，驶向遥远的前方。虽然离别父母和亲人，离別乡亲和故士，难免有种依依不舍之情，但对未来军旅生活的向往和刚参军入伍的喜悦心情，还是让我浮想联篇，激动不已。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满载我们这批新兵的东方红大轮停靠在湖南岳阳城陵矶码头。这是长江中游第一矶，与南京的燕子矶，马鞍山的采石矶并称为长江三大名矶，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港。这里就是我们新兵训练的所在地。

我们的宿营地和训练场是城陵矶码头的一个粮食仓库。我们新兵营共有四个连队，我属于新兵四连四排第十六班。离开家乡时，接兵部队的首长让我担任新兵班的临时班长，到达目的地后，班长改由训练我们的老兵担任，让我担任了副班长，大家都称呼我十六班副。我们班和十五班三十多人，在一间房子里的地上铺上一层稻草，然后再铺上配发给我们每个人的军用床单和军用被褥，这就是我们的宿营地了。每天，我们就在那片空旷的粮食仓库里，冒着严寒，开始训练齐步、正步和跑步。这是军人的基本功。起初，那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双脚好象不听使唤，每一步都如同走在厚厚的棉絮上，脚底下的感觉总是那么飘忽不定，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却老是出错，大家的步调很难一致。但渐渐地，经过每天不辞辛苦，

循环往复的训练，我们的步伐变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力，越来越整齐了。

射击训练是另一道难关．手枪、步枪机

关枪，每一种武器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我们需要反复训练如何瞄准，如何控制后座力，如何准确命中目标。投掷手榴弹训练，又是一种强制性训练臂力的艰苦过程，每天投掷教练弹训练后，手臂就象脱臼一样，疼痛难忍。然而，正是这样的困难和挑战，磨练了我们的毅力，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增強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敢精神。由于我的臂力不强，最后在手枪和步枪实弹射击考核时成绩平平，手榴弹考核成绩也是一般。好在机枪实弹射击考核获得了优秀。

白天连续不间断的训练，累得我们精

疲力尽。晚上，我们还得随时进行紧急集合训练。常常一声紧促的哨响，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把我们从甜美的睡梦中惊醒。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在不许开灯的情况下，必须在几分钟内摸黑打好背包，带上全部随身物品和武器，按照命令集结，进行黑夜急行军的训练。这种训练就是让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明白，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维护和平。

在这三个月的紧张训练中，我们经历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巨大转变，学会了用军人的目光来审视世界，用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更加懂得了如何肩负起军人的神圣使命和保家卫国的重任。当我们正式佩戴上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时，那种激动的心情真是溢于言表。觉得自己巳向真正的军人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新兵训练生活就要结束了，我们即将分配到各个老连队。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服役的是原总后勤部直属的工程兵部队。就是响应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主要工作是逢山开路，逢水架桥，担负在大山深处修建战略后方基地仓库建设的任务。部队大部分是施工连队，当然也有运输连、修理连、安装连、机械连和加工连等技术连队。我们新兵排的排长就是运输连的排长。后来我才知道，这年要在我们这批新兵中挑选十几个人补充到运输连，重点在我们排。我们新兵排的排长是干部子弟，长着一副娃娃脸，看起来比我们这些新兵的年龄还小，我平时很少跟他打招呼，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流。所以，新兵分配时我们班有十多名战友被分配到运输连。唯有我这个副班长和另外两名战友被分配到施工连队。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在训练之余同几个战友排练文艺节目，为新兵训练结束时的文艺晚会做准备。同时，因训练我们的班长没有文化，每周六的政治学习都是由我这个副班长主持，我每次发言都很积极。新兵排排长就认为我是一个好出风头的新兵，这样，我就被分配到了施工连队。那个年代，汽车驾驶是一门非常令人羡慕的技术。在部队尽义务的同时能学一门这样的技术，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是关糸到一辈子出路的问题。虽然我思想上想不通，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因此，在新兵连最后一次班务会上，我还是带头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二）工程兵的艰苦生活

一九七五年三月，我从新兵连来到

了老连队，成为工程兵建筑第二二二团三营十连三排十一班的一名战士。我们这个班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底蕴，连续十几年荣立集体三等功的先进班。因此，分配到这个班的两名新兵也是连队根据档案和在新兵连的鉴定挑选的。和我一起分配到这个先进班的同乡曹连海，当时只有十七岁，圆圆的脸上还带着几分孩子的稚气。长得很可爱，非常像电影《闪闪红星》中的潘冬子。后来班里的同志们就干脆亲切地喊他冬子。别看曹连海年龄小，但干活却是一把好手，干脆利落，有股虎劲，还与潘冬子的机灵劲真有点相像。我们班的班长汤志林，是一个七零年入伍的东北汉子。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却是一个能文能武的老战士。他能写一手很好的硬笔书法，并且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他中等身材，国字脸，两眼炯炯有神，身体很壮实，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施工砌挡土墙时，几十斤重的长条石块，他两手轻轻一搬就能放到与他胸部一样高的墙上。在湖南岳阳临湘的时候，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担负一个隶属于总后勤部的化工厂的建设任务。当时，这个化工厂巳经投入生产，主要是生产军用的确凉服装。我们部队巳经在这里盖厂房、修公路干了很多年了，我们下到老连队时已经基本是收尾工程了。每天的施工任务大部分是修路。但每天早出晚归也还是很辛苦的。白天施工干活，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守护着这片静谧的山谷。虽然在新兵连也经常站岗，但码头仓库灯火辉煌，还算热闹。老连队驻住在岳阳临湘县的一个名叫黄茅山的山沟里，晚上连队熄灯后，四周一片漆黑，站岗时非常冷静。尤其是从睡梦中起来换岗时，听到山上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真有一种敌人深夜偷袭的感觉。

那时部队的风气特别好，大家都争当无名英雄，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尤其是我们这个先进班，老兵们经常深更半夜带我们新兵去打扫连队的猪圈，为连队开荒种菜积累肥料。清扫完后又悄无声息地回来休息，这样才不被人发现。每天清晨我们就早早起床，到化工厂供热水的地方挑回热水，为全排每个战友的洗脸盆倒上，让大家在温暖的早晨中开始新的一天。

一九七五年五月初，我们这个工程团按照总后勤部的命令，从湖南移防到四川，隶属于总后重庆办事处管理。团部驻地在川北万源县，带领两个营，负责大巴山下的战备洞库建设。我们三营驻地在四川永川县，由四七三一工地指挥部代管，负责这里的战备洞库建设。我们驻地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向外界，仿佛是一道天然屏障，守护着这片神秘的土地。倘若真的战火燃起，那敌人也是有来无回，难觅生机。

我们几个连队驻扎在半山腰，营房是芦蓆墙，油毡顶。一排排，错落有序，与背靠的青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这种营房，冬日里寒风凛冽，冷如冰窖；夏日里阳光炙烤，黑色的油毡屋顶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蒸笼，使得营房内的人无论昼夜，都好象置身于桑拿之中，汗流不止。那时别说电风扇，就连手摇蒲扇都显得奢侈。更何况部队内务要求整齐划一，床铺上不能多放一件物品，即便有蒲扇也不能使用。然而，这种艰苦的居住条件，当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部队，所有的工程兵和铁道兵部队都住的是芦蓆油毡房或篱笆草房。

我们施工的工地散布着十来个洞库，

这些洞库是前面的工程兵部队已经开挖好了的。我们接受的任务就是对洞库进行内壁被复，也就是对洞库进行装修，以便存放战备物品。我们连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洞库内砌挡土墙，防止洞库塌方，并为九连的贴胶作业创造条件。每天上班我们就脱下军装，换上工作服。所谓工作服就是部队换装时淘汱的旧军衣，只是不戴领章帽徽，配上安全帽，大家就象民工一样。上班时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带着施工工具走进洞库。洞库里空气稀薄，缺少氧气，靠洞口的鼓风机送风增氧。那些刚挖掘好的洞库凹凸不平，有些地方的石块摇摇欲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有些洞库的拱顶上，真象老虎张口，呲牙裂嘴的，令人望而生畏。听说以前挖掘这些洞库时，还有不少战友因塌方而牺牲在洞库里。但我们也深深懂得，一朝从军，终身许国的道理。古往今来，军人就是牺牲的代名词。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是哪里需要哪里去，越是艰险越向前。所以，我们并未因此而退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凹凸不平的地方进行整平。经常要爬到洞库拱顶上去用锤子和钢纤进行打毛整平处理。有时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还得猫着腰干活。一天干下来，常常累得腰酸背痛、疲惫不堪。

然而，在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中，班长和老兵们如同兄长一般，对我们新兵呵护有加。重活累活他们总是抢着干，危险的地方他们总是冲在前面为我们遮风挡雨。使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真正感受到了部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在他们的带领和帮助下，我们逐步适应了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节奏，并且有了不断的成长进步。

我们刚移防到永川不久，营部要在四个连队中挑选几个新战士当通讯员。有一天连队田学亮副指导员通知我到营部参加一个新兵座谈会，并嘱咐我要认真发言。参加座谈会的有二十多个新战士。主持会议的是营副教导员，他出了个题目，让大家围绕这个主题发言。但会场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大家相互观望都不说话，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这时，我想起了田副指导员让我认真发言的嘱咐，于是，我便鼓起勇气，按照副教导员出的题目，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的座谈会，我一个人几乎就占据了一半时间。然而，当我沉浸在充满激情和自信的发言中时，却未曾注意到副教导员那深邃的眼神中透露出的微妙变化。几天后，营部挑选通讯员的名单下来了，但是没有我的名字。我们田副指导员带着疑惑与不解，前往营部询问原因。副教导员微笑着回答说：这个新兵当领导还可以，当通讯员可能不行。

（三）宣传队的文艺兵生活

一九七五年七月团里要组织文艺宣传队，主要组成人员以我们三营为主。因为我在新兵连文艺晚会上表演过打鼓书和黄梅戏，所以我被临时抽调到团文艺宣传队。我们这个工程团，大家戏为称＂公兵团＂，因为全团三千多人没有一个女兵。由于长年居住山沟，条件艰苦，以前电话班有几个女兵也被调走了。所以，由十八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全都是男子汉，我们自己戏称为十八罗汉。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队长鲁传新既是领导，又是导演，还是舞蹈队的排头兵。他带领的舞蹈队个个都是帅哥，祝鉴区，杨囯海，蔡宜城，宁志敏，杨金木，赵奇松等舞蹈队员都是一米七以上的个头，人人五官端正，个个英俊潇洒。跳起舞来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他们演出的《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工程兵赞歌》和《练兵场上》等舞蹈节目，龙腾虎跃，威武雄壮。充分展示了男子汉和军人的风采。男声独唱演员贺宾，中等身材，国字型的脸上，长着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他演唱的《乌苏里船歌》，音域宽广，声音悠扬，大有歌唱家郭松的风采。快板演员李国文身材高挑，才思敏捷，他自编自演的快板《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风趣幽默，令人捧腹，给严肃的军营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李国文退役后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现为朝阳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小提琴演奏演员盛树清，长相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让人一看就觉得有艺术家风采。他演奏的小提琴悦耳动听，引人入胜。我们的文艺节目从舞蹈到独唱，从快板书到小提琴独奏都充满了激情与活力。而我本人自编自演的安徽打鼓书，就是京韵大鼓那种说唱形式，也深受干部战士们的喜爱。当时，我们这个十八人组成的文艺宣传队，租住的是永川县太平公社九大队第三生产队老乡家的房子。每天在鲁队长的指导下，各自进行排练。两个月后经过彩排，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就形成了。首先在我们三营进行了首场演出，受到大家的肯定后又为四七三一工程指挥部全体官兵进行了演出。九月底我们接到团部的命令，让我们远赴川北万源县为团机关和一营、二营的干部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我们乘绿皮火车赶到万源后，不顾途中疲劳，在深山沟里，搭上土台子就立即进行演出。两千多名干部战士为我们的演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让我们享受了明星般的待遇。演出结束后，我们又起程返回永川，途经重庆时，团里还特意批准我们逗留了一天，鲁队长带领我们参观了红岩村和渣滓洞，让我们感受了革命先烈们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在红岩村前，我思绪万千，即兴吟诗一首：

《访红岩》

名村多荒凉，

背靠环山墙。

当年神州暗，

红岩明灯亮。

雄军办事处，

威名震四方。

伟人赴山城，

双十定安邦。

巨手扭乾坤，

大地遍春光。

荒庄变闹市，

四方远来访。

旧景依然在，

继者常瞻仰。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我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也寄托了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坚定信念。

从团部汇报演出回到永川驻地后，我们应地方政府之邀，在梁平县、大足县、永川煤矿、永川国营新胜茶厂、永川安富区和一八五医院等单位进行了巡回演出。我们用歌声和舞蹈传递着青春的力量和军人的风采。每一次演出都让我们收获了无数的掌声和赞誉，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追求。直到一九七五年底宣传队解散，我们又回到了各自的连队。这时总后重庆办事处已撤销，整编成重庆工程指挥部，重庆仓库管理处，重庆八一兵站三个师级单位，移交给成都军区后勤部领导。我们工程团属于重庆工程指挥部下属单位。宣传队解散后，贺宾和杨国海等人被调到军区后勤部文艺宣传队去了。

（四）师级机关帮助工作的生活

宣传队解散后，我又回到了连队。每天，随着晨光的初现，我又与战友们一起踏入了大山的洞库，开始了一天的施工作业。中午时分，炊事班送来了飘香四溢的饭菜，我们每个班各围成一圈，蹲在地上，享受着两菜一汤的简单美味。但饭前我们总要集合起来，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这激昂有力的歌声，在高山峡谷中回荡，仿佛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纽带，为我们增添了为国防建设施工的干劲和力量。

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虽然单调却充满了力量和挑战。每个周六下午，是党团活动时间，每周还有半天的政治教育时间。如果下雨天或者其它特殊情况不能进行施工作业，也是进行政治教育的时间。那时除了连队指导员和副指导员讲政治课以外，还非常重视让战士理论骨干讲课，每个排，每个班都有战士理论骨干。我是连里唯一的连队级战士理论骨干，每个月都要同指导员和副指导员一起轮流为全连讲几节理论课。有时候我白天要参加施工，只有利用晚上时间备课，常常是晩上敖了一个通宵，第二天顾不上休息就去给全连讲课。好在那时年轻，稍微打个盹就恢复了精神。加上那时我有一个特点，自己写的讲课稿，只要再抄一遍，无论多长，就能脱稿讲课。所以每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全连战友讲课时，就能够绘声绘色，发挥自如。全连干部战士都爱听，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赞扬。大家还送了我一个＂第二副指导员＂的雅号。后来连队又推荐我参加营里理论讨论会，营副教导员于维仁和营部书记刘德元觉得我的发言不错，又推荐我参加了四七三一工地指挥部的理论讨论会。会后工地指挥部召开两千多人大会，指挥部首长又让我在大会上作为战士理论骨干代表发言。我发言时，工地指挥部的王政委坐在主席台上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台下的干部战士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对我的发言给予了鼓励。不久工地指挥部首长又让我同指挥部周副政委和政治处韩主任一起到重庆参加重庆工程指挥部的理论讨论会。会后，重庆工程指挥部政治部的首长让我留在政治部宣传科帮助工作。主要任务是为参加七月份军区后勤部师以上干部理论讨论会做准备，因为每个师级单位都要有一名战士理论骨干参加。

七月底，重庆工程指挥部的孔惠民政委带领政治部郭枫林副主任，宣传科康永渊副科长、姚武联干事和我，从重庆赴成都参加军区后勤部举办的师以上干部理论讨论会。到成都火车站下车后，会务组派了一辆当时很高级的伏尔加小轿车来接我们。我也是土包子上不了大席，第一次坐这么高级的小轿车头晕得不行。从火车站到军区第三招待所短短的路程，下车后就忍不住呕吐了。姚干事关切地来给我拍背，并幽默打趣地对我说：这么短的路程都晕车，将来怎么当官哦。

理论讨论会在七月二十六日开始，但七月二十八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七月二十九日的余震成都还有震感，那天中午我们在军区第三招待所食堂吃午饭，忽然桌子、椅子都摇晃起来了，我们赶紧有序疏散。接下来几天的晚上我们参会人员都住在帐篷里。

大会分组讨论时，军区阎政政委到我们小组来听取讨论。首长的到来，大家不便随意发言，都在思考着怎样发言才合适。阎政委落座后就启发大家说：我就是＂三有一高＂的代表，大家不要拘束，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为这次的理论讨论会的主题就是讨论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怎样限制＂三有一高＂。就是讨论党的高级干部在革命成功，掌握政权以后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保姆，还有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怎样才能保持不褪色、不变色。我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又见阎政委虽然是老红军，虽然是大首长，但对大家和蔼可亲，说话很谦逊。于是我就打破沉默，第一个发了言。我发言的大概意思是：党的高中级干部都是经过枪林弹，出生入死的幸存者。现在待遇高一点，生活好一点是应该的。但应该有一个度，应该有限制，应该从思想上和生活上防止从量变发生质变。所以，为了防止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无限膨胀，以权谋私。应该有一个制约机制，经常拉拉袖子，敲敲警钟。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制约机制应该是纪委，也说不出纪委这两个字。我发言时几位师级首长一直看着我，尤其是孔政委和郭副主任很担心我的发言偏题或有出格之处。但我发完言后，阎政委就立即给予了肯定和赞许。他说：小虞这个发言有理有节，思路很好。并鼓励大家敞开思想发言。接下来的讨论非常热烈，发言非常踊跃，氛围非常之好。

军区后勤部师以上干部理论讨论会

结束以后，我又随同参加会议的首长们一起回到了重庆工程指挥部的所在地重庆大坪浮图关，继续在宣传科帮助工作。每天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政治教育的电话通知。那时这方面的电话通知特别多，几乎每天都有。每当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的电话通知下达以后，我就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重新草拟一份电话通知，先是送给姚干事和康副科长修改，因为当时重庆工程指挥部刚成立，宣传科还没有配科长，是康副科长主持科里工作。他们修改后再送政治部首长审查。定稿后就由我用电话通知所属团级单位和独立营单位。当时通讯不发达，加之工程指挥部所属单位大部分都是驻住在深山沟里，有线电话效果很差，每天我都要用很不标准的安徽普通话，扯高嗓门传达电话通知，就是嗓门高八度，对方有时还听不清楚。有时一句话要重复三四遍，对方才能记录下来。当时工程指挥部的办公楼是老式木板房，就是关上办公室的门也不隔音，所以整个办公楼都能听到我那嘶哑的高八度的声音。有时候白天没通知完，晚上还要继续传达，这时候声音传的更远。后勤部在楼下，还不觉得吵闹，司令部和政治部同在二楼就很受干扰。有一次，司令部首长问郭副主任，你们宣传科那个小虞怎么每天嗓门那么大？郭副主任只好笑着说：没办法，这是他的工作。为了尽量避免干扰大家白天正常工作，在没有紧急电话通知的情况下，我便改在晚上传达电话通知，因为这样声音虽然传的远一点，但办公室人少，干扰也就要小一些了。

政治部首长为了让我经受锻练，提

高写作能力，有时候还让我写一些会议材料和首长讲话稿。刚开始给首长写讲话稿时，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记得有一次，政治部首长让我给指挥部孔政委写一篇讲话稿。宣传科康副科长给我交待了讲话稿的内容，并帮我拟好了写作提纲。我便按图索骥地按照写作提纲去写。当我把写好的初稿送给孔政委审阅时，孔政委看完后很慈祥地笑着对我说：小虞啊，你这写的哪是一个师政委的讲话稿啊，基本上只能算一个连长的讲话稿呀。我当时也是年少无知，不知道天高地厚，竟还戏谑地回答孔政委说：首长，我一个新兵能写出连长的讲话稿，也算是提了好多级呀。弄得孔政委哭笑不得。好在首长大人大量，没有批评我，只是让我拿回去重新修改。后来还是科里姚干事帮忙修改加工才得以过关。因为姚干事是重庆工程指挥部有名的笔杆子，他写的文字材料和首长的讲话稿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在宣传科帮助工作期间，我不仅在

办事能力和写作水平上得到了培养和提高。而且在生活上得到了政治部首长和宣传科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工程指挥部是新组建的单位，住房较少。康副科长就让我同他住在一起，因为他的爱人在成都一个部队的医院当医生，只有他一人在重庆，两室一厅的房子，他就腾出一间让我住。每到星期天，政治部几个单身汉干部在一起做饭做菜，改善伙食，他们也不忘把我这个新兵带上做做帮手，并且不让我出伙食费。当时政治部还没有配政治部主任，指挥部除有一名副政委分管政治部工作以外，就是郭副主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郭副主任是一个老八路，中等身材，面容慈祥，身体微胖。他对政治部所有下属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是爱护有加。当时，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在西藏工作，身边只有一个还在上初中的小女儿。他家住在我们楼下，有时他家做点好吃的，他都要让他爱人送点上来给我们尝尝，让我们享受到了家的味道。

重庆确实是名符其实的四大火炉之一，到了夏天，酷热难当。加上那时既没有空调也少有电风扇。但那个年代民风淳朴，每到晩上，山城的家家户户都是夜不闭户。大街小巷都摆满了竹凉床或木凉床，男女老少都坐在凉床上聊天拉家常乘凉，很多人困了就在凉床上休息到天亮。郭副主任家也有一张竹凉床，夏夜就摆在阳台上乘凉，有时候他就把我喊到他家去，一边在阳台上乘凉一边聊天。郭副主任跟我讲的最多的就是他在战争年代的战斗故事。他知道我是安徽安庆人，当年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时，他所在的部队就是从安庆乘竹筏打过长江，解放江南的。因此说到安庆，我们的话题就更多了。宣传科姚干事对我也是亦师亦友。在工作上他是我的良师，经常教我怎样写材料和讲话稿。在生活中他是我的益友，常常教我怎样同政治部其它科室处理好关系。姚干事家有四个小孩，爱人从农村随军后又没有安排工作。生活并不富裕，尤其是粮票不够用，粮食不够吃成了他家的一道难题。当时我的供给关糸还在连队，每月八元津贴费和四十斤粮票都是由连队按时寄给我。工程部队每人每月发的粮票标准较高。我每月在工程指挥部机关食堂买完饭票后，粮票都有节余。我就把节余下来的饭票送给姚干事，让他补贴家用，但姚干事坚持只要家里能省下粮票，他就要把粮票还给我。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那是一个历史铭记的悲怆之日。这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如同天崩地裂，震撼了整个世界。下午四时，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用颤抖的声音播出这条消息后，举国哀痛，世人悲伤，全国上下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仿佛整个大地都被笼罩在浓重的阴霾之中，大家心头都是沉甸甸的，都担心我们的国家将何去何从？这天晩上，重庆工程指挥部机关全体人员连夜制作花圈，白花和黑纱臂章。为第二天参加重庆市的追悼会做准备，连很多干部的家属和子女也主动加入了制作行列。我们一帮年轻人一直制作到天亮。第二天上午，追悼大会在重庆市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在主席台上泣不成声，他哽咽着说：毛主席呀毛主席，山城人民想念您啊！他的声音颤抖而悲痛，后来连悼词都念不下去了。台下参加追悼会的人民群众也沉浸在悲痛之中，哭声此起彼伏。这天下午，重庆工程指挥部机关也召开了追悼大会，孔惠民政委在主席台上放声大哭，哭声在整个会场回荡，台下的同志们也是泣不成声，整个会场弥漫着浓重的悲痛氛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脸上很难看到笑容，都沉浸在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之中。

十月十五日，军区后勤部按照原定计划在成都新津县浔阳观举办理论读书班，郭副主任又带领康副科长，姚干事和我参加了这次学习班。但十月十八日，学习班就接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通知。当天晚上参加学习班的五百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上新津县街头，举行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大家高呼打倒＂四人帮＂的口号，老乡们都走出家门，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平时显得寂静的小县城顿时热闹起来了。

因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举行

游行后的第三天，学习班就提前结束了。我又跟随郭副主任，康副科长和姚干事回到了重庆大坪浮图关。每天的工作还是照常传达电话通知，但电话通知的内容变了，主要内容是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

这年年底又到了冬季征兵的时候，当时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全军很多部队的干部子女，自己穿上军装参军入伍，并且集中起来，自行进行新兵训练，当时称之为＂黑兵＂。就连华国锋连作了几次＂此风不可长＂的指示也阻止不了。重庆工程指挥部机关也有十几个干部子女集中在歌乐山下的军械修理所进行训练。工程指挥部领导让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去做这些干部子女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们解散回家。郭副主任就带领组织科一个干事和干部科一个干事，还有我组成工作组，赶赴军械修理所去做这些干部子女的思想工作。那年冬天，重庆还下起了鹅毛大雪，天气特别寒冷。军械修理所是一个独立营单位。教导员赵大海热情接待了我们，因为他的子女没有参与其中，干部子女的吃住，训练都是由所长安排。所以他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最后还是在赵教导员的协助下，我们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些干部子女的宿营地。经过商讨，我们釆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先把一个副部长的女儿找来谈话。告诉她：你爸爸是副部长，你应该带头做好的榜样，主动回去按正规程序参军入伍。但这位副部长的女儿却倔犟地说：他当他的副部长，我当我的兵，两不相干。这样，我们的劝回工作就陷入了僵局。面对这些干部子女的固执和倔犟，我们深感无奈。同时，我们也理解他们的难处，因为当时就业比较困难，要么参军，要么就只能上山下乡当知青了。因此，我们并没有过于苛责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地进行了劝导。在军械修理所呆了两天后，工作组就撤回了。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转眼到了

一九七七年的六月份，我在宣传科帮助工作已经一年多了。这期间除了传达电话通知、写写文字材料以外，还参加了几次指挥部的党委扩大会，主要是在会务组做服务性的工作。有一次参加完党委扩大会议以后，郭副主任突然问我，小虞，你是党员吗？当我诚实地回答我不是党员时，郭副主任显得有点惊讶。他说：你不是党员，却多次参与了师级单位的党委扩大会，这确实是我们工作的疏忽啊。几天后，政治部调阅了我的档案。了解到我在家乡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时就已经是党员发展对象了。入伍后，连队党支部也巳经把我列为党员发展对象，并且作为提拔干部的苗子。基于这些情况。政治部党委认为我巳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于是，在七月一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政治部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由宣传科李永宣干事和陈红干事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吸收我加入了党组织。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最后一批没有经过预备期的正式党员。因为从这年七月以后入党的，都要经过一年的预备考察期，也就是预备党员。

转眼又过了几个月，十一月份的一

天，郭副主任找我谈话。他说，小虞啊，你在宣传科帮助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在帮助工作这个阶段，你表现很出色，但考虑到你入伍后在连队工作的时间太短，还是应该回连队继续锻练锻炼，为以后打好基础。再说工程指挥部编制有变动，要改编成军区后勤部第三十九分部，年底就要移防到夹江县办公，浮图关只有一个留守处，这样你还是先回连队吧，帮助工作期间的鉴定我们会写好装入你的档案。并嘱咐我回连队后要谦虚谨慎，好好工作。郭副主任说话时，就像嘱咐自己将要远行的孩子一样，充满了不舍之情。几天后，指挥部政治部有一辆大卡车要去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拉书，从重庆到成都，途中要经过永川。于是宣传科康副科长就安排我搭乘这辆车回老连队。临别时，宣传科康副科长，姚干事，李干事，陈干事，还有电影组的小恒和小江都来给我送行。当我坐进大卡车驾驶室时，看到康副科长和姚科长眼里噙着泪花还在向我挥手告别。此时，我心里也涌起了万般的不舍之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不仅是我的领导、首长，而且还是我的老师和兄长。我在政治上得到了他们的关心，工作上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学习上得到了他们的指教，生活上得到了他们的关怀。使我这个曾经懵懂的新兵逐步成熟起来，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和进步。

回首在重庆工程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帮助工作的岁月，那是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那里有我成长的足迹，那里有我奋斗的汗水，那里更有我收获的喜悦。

（五）兵头将尾的生活

回到老连队后，连队领导和战友

们真诚热情地欢迎我的归来。特别是我们排、我们班的战友们，施工之余，有空就围着我问长问短，询问我这一年多来，在重庆工程指挥部帮助工作期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也非常乐意同战友们分享在帮助工作期间的点点滴滴。我回连队一个星期后，连队首长下命令让我担任副班长，协助老班长汤志林的工作。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年底，老班长已经超期服役了，决定告别军旅生涯。根据本人意愿，连队党支部决定让汤班长退出现役。那一天，我们全班依依不舍地去送别老班长，当老班长踏上北去的火车的那一刻，他和我们全班都流下了难舍难分的眼泪。

老班长退伍后，连队党支部让我接替了老班长的工作，担任了十一班的班长。＂潘东子＂曹连海接替我担任了副班长工作。我们携手并肩，共同肩负起了新的使命。

第二年春天，我们三营又从永川移防到峨眉九里，担任这里一个工地的施工任务。这时，团部也巳经从万源县移防到了大凉山下的金口河。移防后，我们又在二峨山下搭起了一排排芦蓆油毡营房，在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征程。

部队有句话俗话：班长是＂兵头将尾＂。不是什么官，但班里什么事都要管。我除了每天要带领全班完成施工任务以外，还要做好全班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加之我们十一班是连续多年荣立集体三等功的先进班，除了施工以外，还要利用空余时间带领大家做好人好事。星期天不是带领全班去打猪草喂猪，就是到炊事班去帮厨。有时候还要开荒种地种菜，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有个别战士有点怨言，还得利用晚上时间做思想工作。好在副班长曹连海非常能干，从完成施工任务到带领大家做好人好事，他都为我分担了很多。当时，连里有很多艰苦的任务都要交给我们班去完成。记得有天中午大家正在午休，连里通知我带领全班去卸两卡车水泥。当时正值夏天，烈日炎炎，骄阳似火。两大车水泥是刚从峨眉水泥厂拉到施工工地上的。我们班十多个人便一袋袋从车上往下扛。我虽然身材不高，体力也不占优势，但身为班长，必须卯足劲儿带头干。不到一个小时，汗水就把工作服从上到下全湿透了。水泥和汗水渗在一起，都能拧出泥浆来。副班长和战友们都劝我休息一会再干。但为了给大家做好排头兵的榜样，虽然累得快虚脱了，我还是咬着牙坚持同大家一起干。保证了任务的圆满完成，赢得了连队首长的赞誉和战友们的敬佩。

七月底的一天，阳光洒满了繁忙的工地。我正带领全班在工地上施工，团里老首长宋景山团长到工地上来跟我们告别。宋团长是老八路，巳经接到了离休命令。那个年代的领导对自己要求很严，本来他完全可以乘坐小车来告别的，但老团长坚持从金口河坐绿皮火车到峨眉九里来跟大家告别。因为他到重庆工程指挥部参加党委扩大会时我们见过几次面，所以我俩认识。我向老团长敬了个军礼，老团长很慈祥地笑着说：小虞啊，你比以前黑了廋了不少哇，但结实多了，看来连队还是很锻练人的嘛。接着他话锋一转，似有意无意地说道，好像团里最近在挑选政治处书记啊。对老团长后面这句话，我当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当时也不敢细问。事后我问田指导员，他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以后，连里通知我到团卫生队去体检，至于为什么要体检，不得而知。接到通知后，我便乘火车从九里赶到金口河。同时体检的还有我们同年入伍的老乡吴东来和郑贤红，他俩后来分别提拔为警通排排长和电影组组长。体检后的第二天，我又赶回峨眉工地和战友们一起施工。当时连里田指导员在工地上问我，你知道让你体检干什么吗？我说不知道，田指导员说：可能是让你去上大学吧。那时，经常有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他认为我有点文化，上大学的可能性比较大。

时间到了八月底，也就是我参加体检二十多天后。田指导员找我谈话，他说，已经接到团里命令，让我到团里担任政治处书记，并让我收拾一下，第二天到团里报到。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全团选拔政治处书记，怎么会轮到我呢。但激动的心情还是溢于言表，这毕竟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啊。当天下午，营里高副营长又代表营党委找我谈话，主要是交待我到团里后要谦虚谨慎，要保持在连队的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精神，大小工作要积极主动等等。晚上，田指导员在连部加了几个菜为我送行。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告

别了朝夕相处的连队首长和战友们，踏上了从峨眉九里开往金口河的列车。副班长曹连海带领班里两名战友，步行十几华里送我到峨眉九里火车站，直到列车开出很远，他们还在依依不舍地向我招手。这一天，我告别了三年零八个月的士兵生活，踏上了新的征程。开始了之后我在部队长达三十多年的干部生活之旅。

回望我在那个年代三年多的士兵生活，真是思绪起伏，感慨万千。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几件大事。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经受了锻练。在各级首长的关怀和教育下，在战友们的真情帮助下，我由一个懵懂的农村青年，逐渐走向成熟，逐渐懂得了作为一个真正军人的内涵。我特别感谢那个年代良好的风气和纯正的人际关系。在那个年代，部队上下，风清气正；上下级之间，关系亲密。首长们关心你，帮助你，完全出于上级对下级的关心和爱护，没有任何的物质和私利。当时，我们团三千多名士兵中家境条件好的士兵很多，干部子弟也不少。选拔团治处书记能轮到我这个没有任何靠山，没有任何关糸的农村孩子，完全是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纯正的部队风气的反应。因为在那个年代，只要你有点特长、有点能力，能吃苦耐劳，你就不会被忽视。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就会发现你，培养你，使用你。用不着找关系，走后门。别说行贿受贿这个词用不上，就连请客送礼这词都很少听说。那个年代有很多士兵提升为干部，很少有谁觉得是哪个个人帮的忙。大家从语言表达到内心都是感谢组织的培养。所以，当个人有了进步以后，都会加倍努力工作，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以此来报答党组织的培养和信任。这样，就形成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部队风气的良性循环。

如今回首往事，心中依然充满感概和怀念。那个年代的那些年，我在军营中度过了青春最宝贵的时光。那个年代的我们，虽然年轻，但巳肩负起了保卫国家的重任；那个年代的我们，虽然辛苦，但从未放弃过对梦想的追求。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岁月，这就是我的士兵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