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记忆

我们每个人都过年，不过各自对年的记忆是不一样的。

我记忆中的过年，永远和一个地处西北的尘土飞扬、声音嘈杂，带着几分粗野气息的镇子联系在一起。我不想过多美化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我从小看到的故乡，也是迄今为止，我对过年的绝大部分记忆来源。小时候不懂事，我总想去外面的大城市旅游过年，有一年向父亲抱怨：“我从出生到现在的十几个年都在这一个地方过的！”他斜我一眼：“我从出生到现在的四十几个年都是在这里过的。”

每到大年三十早上，爷爷的电话总会准时打来：“聪儿，你婆噶嗒（方言：已经）把肉拦好了（方言：腌好了），你连你爸你妈啥时候上来加？（方言：你和你爸你妈什么时候回来？）” 在他的催促中，我们一家三口带着买好的瓜子、水果登上回乡的汽车。武都城距离爷爷奶奶居住的安化镇只有23公里，单程仅仅半小时。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武都城的年三十晚上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过年的前半个月，街上永远熙熙攘攘，随处可见卖瓜子、水果、对联和烟花的摊位，地上到处都是果皮、碎屑和各种各样的垃圾，以至于我对年的记忆，永远都与满地碎屑联系在一起。直到我整三十岁这年春节，姥爷和爷爷均病重住院，我才知道，原来武都城年三十夜晚的大街是冷清的，并没有多少人，甚至我都怀疑，小时候春节前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满地碎屑和喧闹声音，也是由于时间太久，记忆出现了差错，我凭空想象出来的。

在爷爷家门口下了车，我们会看到小镇唯一的街道上，一样是人来人往、满地碎屑，也一样是喜气洋洋。卖年货的摊位鳞次栉比，吆喝声和熟人打招呼的声音此起彼伏，街边的摩托车和拖拉机把行人挤到路边的沟渠里，或者马路中央，偶尔会有一些私家车经过，那是过年回家的城里人。

以前，我们家住的是土坯房、木板楼，甚至我懂事以后还见过邻居家的这种房子。现在条件好多了，临街的每家人都拥有一幢三四层的水泥砖楼，有些外墙还贴着瓷砖。一楼大都租给商户，临街的屋子是商铺，靠里面的则用来做库房。租用我家一楼的是一户山里来的人，他们在这里开门市部已经好多年了，时间久了，也像是我们家的一分子。这家人很热情，虽然我近年很少回老家，即便回来也只是住短短几天时间，但是每次刚下车，他们总是立刻拥过来：“聪聪，回来过年来了啊？”“啊耶的（方言：是的），姨姨！”我回复道。

走进家门，我第一件事就是在一楼的楼道仰着脖子喊一声：“婆！婆！回来咯！”很快，四楼厨房就会传来的我奶奶欢快的回应：“哦！我的娃，回来了啊！上来！”奶奶的声音十几年如一日，非常健朗和乐观。

我提着水果瓜子兴冲冲地跑上屋顶。只见奶奶从厨房出来，用围裙擦擦手走来。她个子不高，最多到我肩膀处，所以只能抱着我的腰，仰着头对我说：“回来了就好，我给你攒的洋芋丸子，你放着烤箱里面吃去。”说话间，嘴里蹦出一连串咯咯咯咯的笑声，跟洒落的珠子一样落在耳边。

洋芋丸子是奶奶每年春节必须要准备的食物，她知道我最喜欢吃这个，所以会提前一周准备很多，放在缸里贮存着。等我回家过年，拿出那些丸子，放在炉子里烤一烤，就可以吃了。久而久之，这个食物就成为我们过年的保留节目，成为了我记忆里中年的味道。

年三十晚上，街坊邻居是要互相走访的。第一家人提着一瓶酒跑到另一户人家里，和那户人家把酒喝光了，再从他们家拿一瓶新酒，拉着主人结伴去下一家，人越来越多，酒也越喝越多，等到晚上十一二点，大家都已经晕晕乎乎，愈发自在洒脱。我爸爸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这些喝酒的人都是他们小时候在一起逃过学玩过滑轮车（农村小孩自制的那种，一块木板下面装三个或者四个铁轮子，在街道上推着玩）的哥们儿，现在有些人在外地打工，也有人在家务农，平时几乎没有机会见面，只有过年的这一晚上才能聚齐，因此大家自然不会过早散去，大有一种不闹到天亮誓不罢休的气概。相比较繁忙的爹妈，我在这里生活时间不长，几乎没有认识的小伙伴，所以只能一个人躺在床上，嗑着瓜子，看着春晚，手机里抢着红包，发着红包。

到零点的时候，镇上以及周边山上的一些人家都会放烟花。镇上有个当地很出名的花炮厂，这么多年来，无论城里怎么禁止燃放烟花，这对农村人来说是没有太大约束力的。一到零点，大家必须扯着嗓子喊，才让勉强让面对面的人听到自己在说什么，整个镇子成为烟花的海洋。

不仅仅是跨年的这半个小时，我们小时候过年的那十几天，一定离不开放炮这件事。那时候买的花炮质量未必好，时不时遇到一个蔫炮，但也可能在上前查看的时候突然爆开，有些危险性。小时候的我胆小，而且有点呆呆的，因此大人不放心让我放炮，通常由他们亲自或者指派表哥来做这件事情，我只负责站在一旁观赏就可以了。我能放的只有摔炮，那是不需要点火，往地上一扔就响的炮，专门给小孩子玩的。我和哥哥会把放完长杆烟花之后的那些纸杆子留下来当金箍棒耍。记得有一次，我们俩拿着各自的金箍棒对打，非要争出一个真假美猴王。小孩子打着玩，棍棒不长眼，不一会儿，我俩手臂上已经伤痕累累，于是我放声大哭，指着表哥说他欺负我，一时间，委屈也传染了表哥，他迅速蹲在地上，捂着脚踝喊疼。最终，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真假美猴王之争在奶奶的洋芋丸子面前偃旗息鼓了。

我们家比较传统，大年初一不能出门，必须一整天待在家里，哪怕无事可做也不能出去乱跑。因此我关于大年初一的记忆全是从里屋逛到外屋，嗑着瓜子看着电视，刷刷微信，或者看看书。

姥姥姥爷、舅爷还住在农村的时候，大年初二下午要去他们家里串门。这两天是比较有趣的，因为表弟和小舅都在，我们也不用在家里待着，出去打打篮球、台球，或者四处逛逛都可以。我两个表弟，一个94年出生，一个98年出生，从小一起玩大，感情特别好。2014年八月，大表弟给我发来一封信：

我这个人有时虽然话多，但究其根本，都是体现在对具体事情，特定方面体现出的喜爱，至于各种情感方面，各种原因吧，我不喜欢直接的流露，话到此时一般也就戛然而止了，我更习惯地往往是细水长流的平静，一切尽在无言中的永恒。但今天我破了例，一是因为今年暑假一走，估计以后见面的机会不是太多，如果再往后甚至会长期分隔两地，那种相见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这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无论小学与初中，无论附中还是一中，感觉我们的联系要比别的弟兄们紧密得多，既是兄弟又是玩伴，从小时候的憧憬未来，到现在的谈天说地，笑侃当下，幸运的是一直都有共同语言。以前总当作儿戏的，出门在外才发现，时间呆的愈久愈能体会到亲情的重要。说实话，亲人在一起无需过多言语，总有一种踏实亲切的感觉。第二个原因是交流未来与自己的一些想法的。理想总是值得憧憬的，理想也是极具诱惑的。但就我个人的有限经验来看，实现理想的道路确实蜿蜒崎岖。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故弄玄虚，搬弄道理。只是想说，既然有些事如此困难，何不选择一条自己有兴趣的道路走呢？何不选择一条顺从内心的道路呢？再谈一些想法吧，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家风的重要，我们的家风或许是诚信守实，温文尔雅，没有攻击性的。在我看来，这种家风于做人是必须的，毫不妥协的。而与做事则无所谓好坏，我记得我曾比较过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我笃信的是政治家的信条，即：为了更大的目标，造福更多的人又何必去计较手段上的优劣呢？另外，据我观察，咱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情怀，我感觉这个社会需要这种情怀，需要一种为了坚持正义勇于赴汤蹈火的人，需要一种为了某种企望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需要一种凭借自己的合法努力创造价值的人。也许你已找到了这条道路，那我祝你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顺心，越走越开阔。以上仅是自己的一面之词，不足之处请指正。又感觉话太多了，转眼已经千把字了。不过这是第一次写，容易收不住笔。一直喜欢一首诗，虽然有点伤感但情深意切，虽然是哥哥写给弟弟的故在此有点不太恰当，但一时想不出更好的了。在最后的最后，权且作为收尾吧：

《狱中寄弟子由》其一

苏轼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千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姥姥姥爷一直对我很好。我两三岁的时候，姥爷还在乡政府上班。每天早上，小小的我便迫不及待坐在家门口，等着姥爷带我去“上班班”。上过“班班”之后，我会跟着去他家里，那时院子里有一株葡萄树。我每次去都会吃很多葡萄，直到吃不动，才抱着姥爷用报纸包着的一大堆葡萄回到爷爷家里。今年2月，姥爷去世，我们回老家安葬他的时候也没能回去老屋看看，据说葡萄树已经死透了。

我小舅舅只比我大五岁，所以与其说他是长辈，倒不如说是玩伴。小舅的篮球打得很好，曾经是县上中学生篮球队的首发前锋。后来他由于受伤的缘故，球技下降。我高二那年，已经不复巅峰的他与我们年级篮球打得最好的一个男生打对抗，依然打了个平手。我在兰州读高中的那三年，他在读大学，每周末专门跑二十多公里过来陪我，替我洗衣服做饭。我舅爷是个地道的农民，少言寡语，偶尔说几句话还说不太利索。每次过年去看他，他总是想方设法留下我多吃一顿饭，多住一晚上。小时候的我很爱看动画片，这是孩子的天性，长大之后就不大看了。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有次去看望他，他突然蹦出来一句：“聪儿，我记得你爱看动画片，这阵子电视上演着呢。”

从高中到现在，我身边有很多随家庭几经迁徙的朋友，他们的亲戚遍布全国乃至海外，自己长大的地方也不是祖辈甚至父母年轻时生活的地方。相对于他们，我们对故土的感情要深刻很多，表现之一就是每年春节上坟都十分隆重。在武都，城区和部分乡镇的家庭习惯在大年三十上坟，而在我们老家所在的北裕河沿岸（一般称为“北路上”）则是在大年初二初三上坟祭祀，初二去太爷爷的坟上，初三去大李家村上祖坟。大李家村是我们的祖籍所在地，距离爷爷奶奶居住的安化镇大约十来公里。这个村子的人全部姓李。爷爷说，早在唐朝，全村人有一个共同的李姓祖宗，后来这位李氏先祖的家庭不断繁衍壮大，形成了大李家村，直到今天，他的坟冢还在村子中央，由世代留守的子孙们守护着。我们要祭拜的祖坟在村子南北的山麓上，粗略算一下，这几位先人生活的年代，可以从建国早期一直追溯到清朝中后期。老人们能够清清楚楚地说出每个土包里躺着的哪位祖宗，分别是谁家的先人，生活在什么年代。说罢便带着我们下跪、磕头。这个习俗，几十年来一直是爷爷带着我们做，从未间断，直到今年，他也加入了土包的行列，跟我姥爷前后相差整整20天。他没有回到祖籍所在的村子，长辈们说，人出门久了，到叶落归根的时候再回来，就有些突兀了，还是安葬在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安化镇比较合适，而且我太爷爷也安葬在那里，父子二人相伴，也算有个照应。

我们家的年一般过到正月初六初七，每到这两天，我们会离开爷爷奶奶家里，回到城里自己家。记得2015年临走，奶奶突然说：“忽的一下来了，忽的一下走了，可还有（方言：又剩下）我和你爷了么。”我印象中的奶奶一直很健朗，那时我突然发现，她的腿一拐一拐的。

初稿写于2016年春节

改于2023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