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太阳的脸从东山头快露出来的时候，那只长得很美丽的彩色斑燕鸟就在我家窑洞窗外亮 起了清脆的银子般的歌喉。这时候，我知道该去上学了。

庙庄小学只有一名先生，叫王守荣，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最尊敬和怀念的先生之一。1967年柳树梢开始冒绿芽的时候，我上一年级，这一年我 10岁。

庙庄小学坐落在水沟口北边的土台上。向北从土坡上去，就看见座西向东的学校大门。从外面看这个大门，是具有哥特式的细腰三角形尖顶，灰砖平面装饰，顶端有一颗五角星。里面则是有两根木柱支撑的斗拱飞檐，青砖灰瓦，做工精细，稳重、大气、严谨，显得鹤立鸡群，不同凡响。

学校紧挨着西山根，院子里孤零零地立着座东朝西的三间瓦房。瓦房的西面五十步开外有一大一小两个土窑洞，窑洞的南面向南一拐，又有一个小窑洞。瓦房的南山墙十步开外是一丈多高的土墙，墙旁边长着一排十几米高的柳树。紧靠瓦房的北山墙住着一户姓朱的人家。在瓦房与窑洞的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菜园，夏天萝卜、菠菜等长得绿油油一片。最雅致的是菜园中心有一个十步见方的圆形花园，中间的一尊一米多高的灰蓝色的瓦制工艺品凤凰，被周围栽种的牡丹、芍药、杜鹃、山菊、玫瑰等花卉簇拥着，在花丛中展翅飞翔。

在庙庄这所小学里，我和一群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得到了王守荣的教诲，先生的言行笑貌，一举一动，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王守荣先生住在西边的小窑洞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南边的小窑洞是他做饭的厨房。上课前，他拿起窗台上一个手摇铃铛，歪着头，半眯着眼睛，好像在聆听着什么，有节奏地晃来晃去，同学们就窜进了教室。教室的四个角分别坐着一、二、三、四年级的四个班学生，一个班少则五六个学生，多则十几个学生。王先生就一个角、一个班轮流上课。一节课就上一二个小 时。例如给四年级上课，其他三个年级做作业，学生可以自由入厕方便。如此要给四个班轮流上完才能下课。如果哪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不认真做作业或者说话捣乱，防不住一个粉笔头就会落在身上。这是王先生的绝活——百发百准。

我叫王浩，谐音王号，王先生则叫我“小号兵”。上课之余我给王先生干些倒水、扫地、端粉笔盒的活。他的家在 20 公里以外的泾河北边的上湾子村。在我最初的印象中，王先生是一位英俊、干练、利索，博学多识的小伙子。眉宇间透着睿智，脚步中流露出自信，举止中显现出优雅。他晚上一个人住在空旷的学校里感觉恐得慌，每周就有六个男同学晚上轮流给王老师作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手、足；α、o、e……在王先生的教育下，我开始了读书生涯。

学校大门外隔一条土路，下一个小坡就是操场。说是操场其实只是一块长宽五六十步的场地，没有任何体育设施。王先生求爷爷告奶奶，用弯七拐八的木头做了一副篮球架子放在操场边上。在王先生终于筹集到了资金买篮环的那天，我们几个男孩想着那种铁东西重，一个人怎么拿回来呢，就既幼稚又毫无目标地向四十里铺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还是没有接到买篮环的王先生。只是又渴又饿，从农田里拔出胡萝卜，用衣襟擦擦泥土就吃，弄得满嘴泥巴。待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几个回到了学校，王先生已经把篮环拿回来了。知道我们的鲁莽行动后，王先生盯着我们看了一会，一句话都没说。从此，庙庄小学的操场上就树起来了一副篮球架子，成为我们的欢乐场所。

王先生上课时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我记忆最深的是说很早以前，有一家财东，婆婆对儿媳妇特别刻薄。有一天，媳妇私下在灶间吃煮鸡蛋，被婆婆发现后因为害怕责骂就囫囵吞了下去，结果媳妇就死了。于是财东家就为死去的媳妇穿金戴银给埋葬了。当晚盗墓贼脱取了媳妇新衣服，拿上金银首饰后，还在媳妇的胸口上砸了一拳头而逃走。就是这多余的一个动作，救了媳妇的命。媳妇半夜赤身裸体回到家叫门，开门的婆婆一看，吓得“哎哟”一声，就一命呜呼……于是我便懂得了为人应该宽厚善良，并使我终身受益。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股清风翻过六盘山，掀起泾河的浪花，从大寨塬上微微吹到我们庙庄这个小山村。在庙庄小学门前的土路上时常能看到打着红旗、缠着裹腿、背着背包，散发着传单，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青年男女组成的“红卫兵”队伍，听说是在进行“长征”，要去延安、上北京。我就想那地方不知道有多远，但肯定很好玩，不然为什么一定要走着去呢？

王先生仍然按部就班为我们上语文、算术课。有时还给我们讲点笑话:说的是在农村检验谁家娶的新媳妇有没有本事，就看面擀得长不长。有一家小叔子为了出新嫂子的洋相，早就把蚂蟥（俗称蚂钻子）焙干打成粉末，提前放入面粉中。新嫂子和面手净、盆净、案板净，有本事。可是擀面时出了怪事，面就是擀不开，擀杖一移开，面就自然缩回去了。我们就开怀大笑：王先生说蚂蟥粉末具超强的收缩功能，面怎么能擀得开呢！

在外面上中学的学生从北京回到庙庄，来到小学卖派：北京城大呀，楼多得数不清；天安门高啊，要仰着头看；天安门广场宽啊，看不到边；广场上人多啊，踩掉了他几双鞋。有同学问：“见毛主席了？”他就拿出从北京带回来的小的如铜钱、大的如杯子盖一样的各式各样的象章，说：“见了，怎么能没见呢。就是这么个样子！”同学们就争着看像章。他还把一枚比较大的像章亲手别在王先生左胸前的衣服上，说：“这枚就赠送给我敬爱的老师！”我们这些小娃娃只有羡慕的份，多么希望自己胸前也有一枚啊！

时间就像雷雨一样快，王先生再也不为我们上课了。我们这些少先队员也变成了“红小兵”，走出学校，站在村口的交通要道，检查来往行人会不会背诵“语录”。不会背诵的，当场教: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背会了才能通过，我们“红小兵”可真厉害啦。

一转眼就到了 1969 年，我已经上四年级了。五月的一天，王先生带着我们这些“红小兵”和生产队的农民排着队，来到四十里铺。天啊，红旗像水一样哗啦啦 飘。四十里铺公社举行“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大会，人山人海，各种口号声像巨大的暴雨形成的洪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同时，我隐隐约约看见台下站有一排人，脖子上吊一个大牌子，当住了胸脯和腿，牌子上是写得很丑的人名子，头都快要顶着地了，手背在后面。他们后面站着一排年轻人，个个挽起袖子，抬头挺胸，精神抖擞，气宇轩昂。

我们每天看着庙庄小学对面山坡上被挖去草皮用白石灰显出的一个巨大的“忠”字，做各种社会活动。影响最深的就是打着红旗，到各家各户收取各种颜色发黄的书藉和带有人型的各类陶瓷器皿。在这期间王先生带领我们学生干了一件大事。先是挖掘整理窑洞上面的窑面子，力气大的同学挖掘修整，年龄小的同学把土抬到学校外面的沟渠里倒掉，硬是把破烂不堪的窑面子掘修整齐，显得美观好看。再就是把另一孔破窑洞修善改造成教室，告别四个年级复式班，变成瓦房里两个年级复式班和窑洞两个年级复式班。

1971 年秋天，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一件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惊得王先生话也不会说了，这可能吗，是真的吗，为什么呢？10 月里，庙庄小学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全大队的社员停止劳动，不分男女都集中在 学校院子里，听上级文件。王先生才给我们学讲那是真事情。

我们小学逐步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秩序。这年冬天的冰凌早早就开始融化了，我沐浴着还带寒意的春风，背着简单被褥，跑十几里土路，走进了平凉三中，开始了我初中学习的生涯。只是王守荣先生教受我的那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共上一层楼”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稚幼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