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锡酒壶

锡酒壶，是锡匠把锡液浇铸在模具上制造出来的一种专门盛酒的壶。一般二十到二十五公分高，上端呈漏斗状，方便把酒倒进锡壶里。中部有个较细的颈，起连接的作用。下端呈上窄下宽的圆锥形，和茶壶有异曲同工之处。它的好处方便人们把打来的散酒倒入壶中。最主要的是锡的传热性强，可给冷酒加热。---题记

我家的影视墙上有一把陈旧的锡酒壶，那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的念想。我们姊妹七人中，我是老小，我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三个哥哥，而且我和他们间的年龄悬殊比较大。我的大外甥女只比我小两岁；我的大侄女只比我小五岁。因为我是父亲参加解放战争回来后有的我，农村人说是“小末嘎子”，备受父母疼爱。三个哥哥都在农村，只有我一个人在恢复高考的年代，跳出了农门，成了一名人民教师。所以父亲去世后分老产时，用具、房屋、土地，我什么都没要，只要了这把锡酒壶。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八年了。每当我看到这把锡酒壶，父亲的音容笑貌、一举手一投足都向我涌来，历历在目，仿佛这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从批斗现场回来，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是光着双膝，跪在两小堆石子上，被群众批判了一两个小时。

父亲是在解放战争中负的重伤。右腿的小腿上中了弹，气血供应不足，所以右腿就比左腿细了许多。走起路来，是一瘸一拐的。左手掌被子弹打穿，连带左胳膊都麻木。阴天下雨，伤口都会隐隐作痛。伤情是二级残废。文革时，上级号召捐献级别，父亲是党员，就带头捐了半级，后来就成了三级甲等革命残废军人了。负伤后回来，就做了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我们有个本家是地主，父亲看他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地，才成为地主的，所以在分割他家土地和财产时，就有点倾向他，并且在他家喝了酒。就被别有用心的人告了，党员被开除。并且“不成文”的规定父亲是现行反革命。为什么说是“不成文”呢？因为民政部门每年春节给的慰问品都有父亲的，还每年都给“光荣之家”。父亲最看重的就是“光荣之家”。因为“光荣之家”肯定了父亲的功劳，是父亲死里逃生换来的荣誉，也给那些说父亲是反革命的人的迎头痛击。另外，南京假肢厂每两年给一次带有弹簧钢板的牛皮鞋和拐杖也是照寄不误。特别是月月给的抚恤金是一分不少。

这不，父亲拿着锡酒壶倒酒的手，在酒杯上停顿了许久；有时正喝着酒就愣神了；还有时手在比划，嘴里好像是在和谁争论什么。这次批斗，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

火盆里的火快要灭了的时候，父亲才回过神来，向里面加了些木炭。不一会儿盆里的火又旺了起来。

父亲订做的这把锡酒壶能盛二两多酒，父亲每次都喝一壶。他把壶里的酒又放在火盆上烤了烤。接着又喝了起来。

父亲喝酒从来不讲究菜。有时忙起来，就跑到小店，站在柜台上，打二两散酒，一气喝下，然后捏一粒盐，放在嘴里就走了。

　 每年的年二十九，父亲就开始忙了起来。母亲烧锅，父亲就开始炸丸子，炸张果子（一种细条状的面点，香脆甜）；炒瓜子、炒花生；炒花生糖和芝麻糖。为我们准备春节期间的零食。

年三十，父亲总是让杀猪匠给他留一个猪头、一副“下水”（心肝肚肺肠）和猪蹄。清理猪头和猪蹄上的毛是需要功夫和耐心的。父亲先用开水烫过，再用刀刮，最后对少数刮不掉的地方，还要放在柴火上烧烤，直到把那块还有毛的猪皮烤得焦黄，“叭”的一声，毛囊和毛根炸出来为止。然后把清洗干净的猪头、猪蹄、下水和猪肉一起放在锅里蒸煮。当时烧锅和烤火的木柴，都是父亲提前准备好了的。父亲有两把让铁匠为他专门订做的工具。一把大镢，留劈树根的；一把砍刀，留剁树枝的。都是非常锋利的。每年秋忙结束，父亲就开始把砍来的树枝截成一节节，和劈成的树根整齐的堆在一起，留严冬的时候，烤火和年底炸丸子煮猪头用。那时的煤炭和煤球都是国家供应的。还有布、点灯用的煤油都是要有票才能购买的。我八三年在徐州师范学院上学，九点钟熄灯之后，我想多读点文学书籍，还是从老家带煤油、煤油灯来挑灯夜战的。那时还点不起蜡烛。八六年在新店中学教书。停电时，还经常点汽灯给学生上晚自习。八八年到北沟中学，停电时才有柴油机发电。

那时大集体种棉花，棉柴根还是一家分几埂来刨的。我那时还小，刨棉柴根就相当于现在刨树根。树枝、棉柴根和玉米芯被称为“硬料”，因为耐烧。玉米秸和花生秧都被称为“软草”。

猪头煮熟后，父亲拆骨头时，都先撕一块肉给我。我沾点盐，简直香极了。直到现在，我还始终钟情于猪头肉。猪耳朵骨就给我当玩具。然后砍开猪头骨，取出猪脑给我吃。每年都是如此。我经常思考，我的智商比同龄伙伴高，是不是我小时候吃猪脑子吃多了的原因啊！于是我得到了经验。儿子小的时候，我在吃鱼时，通常把鱼头“砸”过后，把鱼脑子挑出来给我儿子吃，尽管鱼脑很小。儿子也很聪明，从四岁半上一年级到上重点高中直至大学，一级未蹲。我想是不是也是我给他吃鱼脑的原因啊！

然后，父亲把猪头肉和猪肉等撒上少许盐，放在大盆子里腌了起来。自己又把白菜心，一划四瓣，煮熟了一小盆，每次喝酒取出一些，放上盐和醋，这就是他就酒的美味。父亲连熟花生都舍不得吃，他留着给我们吃。至于猪头肉等，那是留过年接亲戚和来朋友吃的。就这样，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父亲总能把年准备的红红火火。

三十晚上，父亲置办了一桌菜，鸡鱼肉蛋都有。但我独钟情于白菜猪肉炖粉条，连同大白米饭，小小的我都能扒两大碗。父亲则拿出他心爱的锡酒壶，从塑料桶里倒满了“新沂骚”（我们新沂以前的酒厂酿的山干白酒）。把锅底下还没有燃完的木炭火弄在火盆里，放在堂屋的饭桌边，炖热后，他自己满了一杯，然后又给母亲、三姐（大我10岁）和三哥（大我八岁）各满了一杯，劝她们大年大节的也少喝点。记得有一年三十，父亲也非要我喝。我先“抿”了一小口，热乎乎的，就像火炭一样进了我肚里。然后父亲又劝我喝，还说男子汉就要会喝酒。结果我给喝多了，被酒烧得满庄跑，父亲一瘸一拐的也跟在我后面追满庄。引得庄上人大笑不已，曾一度传为佳话

那个年代，人虽然很穷，但亲邻之间有着浓厚的情谊。大年初一，都会相互串门拜年。我更喜欢给我五大爷（和我父亲是一个老爹奶的）拜年，因为他家有棵柿子树，每年五大娘都会准备许多柿子饼留给我们去磕头拜年。那柿子饼被五大娘收藏在玉米面里，拿给我时是又香又软，吃起来特别的甜。等我到新店中学工作了，五大爷和五大娘都老了。我还给他二老拜年，还是给二老磕头。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柿子饼了。我给二老五十块钱（我当时的工资是六十二块五）。现在的年过的没有以前热闹了，人情味也不像以前那样浓厚了。孩子们给长辈磕头拜年，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我认为现在失去了一次对孩子进行感恩和尊敬老人教育的绝好机会。所以我对我的孩子始终坚持拜年一定要磕头。

那时，我们家有个邻居，寡母娘俩，大嫂子体弱多病，大侄子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所以家里的工分就比较少，大年初一连饺子都吃不上。就在桌上撒了些面来掩饰。父亲知道后，就和母亲商量，让母亲给她就送去了一大碗白面，尽管我们家也不富足。后来，我那个侄子结婚了，请我父亲给当大总。父亲为了给他家节省，就让我给他家写门对和双喜。我给他写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对子，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然后，我给记账，父亲给收礼。因为他家亲戚不多。我那时十二岁了，上三年级，但我练毛笔字较早，虽然没有正规的字帖，但在语文老师的指点下，写的还行。也就是从那，我们庄上姓周的两家迁移户，每年的春联都让我给他们写。我也深知，那是父亲给我的锻炼机会。

特别是春天，青黄不接。有许多人家是吃上顿，少下顿。有的去骆马湖捞铡草（一种水生的藻类植物）疙瘩来家烙煎饼吃，不仅没有一点营养，还使人上火。结果连大便都解不出来。那吃荠菜和榆钱饭的更比比皆是。

我们家还能吃上饭，与父亲的勤劳拼搏和母亲的节俭持家密不可分。父亲在别人闲着的时候，自己去山上的侧柏林里（虽然叫山，其实就是个土丘），开了几块地，栽上山芋，种上花生。虽然土地贫瘠，但还是能收获一些，补贴伙食。父亲开那些地是我亲眼所见的。因为那时，父亲走到哪，我就跟到哪，就是一个“跟屁虫”。父亲去林中挖地的时候，总是要带上他的军用壶，里面装上散白酒。累了的时候就喝两口。父亲虽然腿脚不灵便，但是干起活来却很拼。林中的山地非常坚硬，还有许多砂礓、鹅石。父亲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挖下去一叉，有时铁叉挖不动，还要用大镢刨。就这样不一会儿父亲就出了一身汗。挖了个把小时，才能挖出很小的一块。这时，父亲也不休息，而是拿起军壶，喝了两小口，就接着又干了。而且是边挖边捡砂礓、鹅石，进展很慢。渴了，就去看树林的二大的茅草屋里找点水喝。挖了一二十天才挖出几小片地来。在栽山芋、种花生的时候，父亲都要到山下的坝子里面挑水。我看见父亲挑水上坡的时候，很是困难。他双手抓住桶把，身体努力的前倾，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向上爬行。有时沙石打滑，父亲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就这样艰难，父亲还是努力的坚持着。上来之后，父亲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两三年下来，父亲也开了不少地。后来土地承包了，父亲就更闲不住了。收小麦时候，父亲割了一段就停下来，把军用壶打开，喝了两小口就再割。等我长大了，我才明白，父亲并不是个酒徒，也不是嗜酒如命。他喝酒是为了解乏、提神。就这样，父亲辛勤劳作，直到去世前生病了，也没有向哥哥、姐姐要一分钱，包括供给我读高中上大学。

母亲也是个过日子的行家里手。她经常说“外有挣钱手，家里还要有存钱篓”。我们的生活里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母亲把家常小菜做的多种多样，味道鲜美。特别是“青梗菜”和“辣疙丝”，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吃到过比母亲做的更好吃的。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母亲有“劳伤病”，整天咳嗽不止。特别是冬天，一夜都会咳出许多痰来。那时，医学水平落后，母亲听我叫“表大”的中医说，生杏仁能治。母亲就找来许多杏核，取出杏仁后，放在嘴里细细嚼碎，随开水服下。每天早晚两次。尽管苦的难以下咽，但母亲仍然坚持服用。她说，不能让我这么小就没有母亲，她要把我带大。果真，母亲这样坚持服用近两年，“劳伤病”奇迹般的好了！

在那个贫穷艰难的岁月，母亲总能让我们感觉不到生活的苦涩。推磨是最枯燥乏味和折磨人的苦力活。小时候，在隆冬的凌晨，我经常被母亲从甜蜜的梦境中，从温暖的热被窝里拽起。揉一揉朦胧的睡眼，踉踉跄跄地走到磨道上，拿起磨棍。啊--好冷呀！磨棍就像块冰，被握在手里。顿时，睡意全无。赶忙拽一拽袄袖，缩了缩手，把磨棍浮贴在腰间。抬头望去，一轮弯月挂在西边的天上，抛下清冷的光。凄冷的天空群星惨白，机械地眨巴着迷离的眼。偶尔几声狗叫从旷野传来，更让人感到寂静、落寞、凄凉。母亲边推着磨，边给我们讲故事。然后我们就边说笑，边推磨，手脚也渐渐的暖和了起来。不多时，我们就磨了许多的山芋糊出来。母亲舀了大半盆去烙煎饼了。

鸡叫声越来越多了，天也渐渐的亮了。经过两三个小时，磨推完了。这时，母亲就会用切好的白菜、萝卜给我们塌煎饼。母亲塌的煎饼，又香又脆又鲜，只咬第一口，满身的劳累霎时消失的无影无踪。若是偶尔加上点豆腐和粉丝，那更是人间美味。要是用小麦煎饼塌出来的，则能连舌头一起咽下。就是现在的二妮菜煎饼，也没有母亲做的好吃。也正是母亲做的塌煎饼好吃，所以我一直喜欢吃塌煎饼。于是现在家里专门买了一个电饼铛来塌煎饼，结果无论如何也吃不出母亲做的味道了。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母亲已经早就给我们烧好了一鏊（用生铁铸造的一种烙煎饼的用具）底的山芋。软和的像个柿子，鲜甜的像糖块。如果是过年从山芋窖里扒出来的山芋，更是奇甜无比，比现在的烤山芋好吃的多了。

看似普通的东西，经母亲一做，便成了美味。比如说，我们家吃过的大鱼的刺，母亲都不扔掉，而是在烧锅时，把它摆在火叉（松动和推送柴火的工具上，放在火上烧烤，鱼刺被烤的冒油焦黄，吃起来又脆又香。还把我逮来的“东草山”（一种体形较大的蝗虫）

“母you子”（和蝈蝈相似的昆虫）和蟋蟀炒给我吃。我们家有棵葡萄树，每年的冬天，母亲都能从枯死的枝条里挑出许多又白又胖的钻心虫，她都不扔掉，而是炸出来给我吃，真是又肥又香。

母亲心灵手巧，她总是用高粱秸那坚韧的茎的外皮，编出许多优美的“叫䗆”（蝈蝈）笼，挂在院中的葡萄树架下和门口的屋檐下，像是一个个灯笼，

有一种喜气和吉祥。把逮来的叫䗆放在里面，凉风一起，叫䗆争相鸣叫，一时间，声音此起彼伏，像是动听的合奏曲，给枯燥贫穷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和生机。

母亲的一生很节俭。每次卖豆腐到家门口，她从来没买一回，除非家里来了客人。只是看到我们有些馋时，才让父亲拿着锅去做豆腐卖的本家大哥家里，买一碗豆腐脑，而要了一盆浆。那时的浆很甜，有浓浓的豆腐味。以至于到现在，如果我头晚上喝多了酒，第天早晨一到豆脑摊上都要喝许多浆。就是后来生活宽裕了，我让母亲大手大脚点。她说

“乡下老头去寻（xin）死，腰里还要别上（是把米袋系在腰上）二升米”。节俭仍一如既往。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根植在母亲心中。我在新店中学教书时，母亲都六十多了。有一次，我从学校回老家，看到母亲正弯着驼背的脊梁在菜园边栽一棵小石榴树，就说“娘，你栽这么小的树，还能……”

我欲言又止。母亲好像听懂了我的心思，就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这不？！我后来带儿子回老家过中秋节的时候，母亲留了许多大石榴，给儿子吃的，还给儿子拿的。

父亲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他常说

“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会受穷”

父亲有个记账本，是用白纸叠在一起，边上用个纸芯穿上的。每天收入和支出，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可能是当会计时养成的习惯吧，父亲一直坚持记了许多年。直到三姐出嫁，三哥结婚，家中只剩下我时，才不再记账。

我是父亲的“跟屁虫”，父亲走到哪里，也喜欢带着我。每年去食品站卖猪（我们家每年都养一头猪，而且只能养一头，多的不准养，也养不起），这头猪是我们家一年的零花钱。卖过猪后，父亲总要把我带到供销社的饭店里，买两个大白面馒头（一毛钱一个），买一碗白菜、粉条和“油脂啦”（猪的肥肉炼过油之后剩下的部分）一起烧的比较浓稠的菜汤（两毛钱一碗）。我连吃带喝，“肥啦啦”地饱餐了一顿。吃得两嘴油乎乎的。而父亲则既没吃也没喝。他要回来家，拿出他心爱的锡酒壶喝上二两的。父亲给母亲、三姐和三哥带的是二斤猪肉。那时的猪肉平时你是买不到的，只有你卖猪的时候，才允许你买二斤。

平时赶集，父亲也带着我。给我一毛钱，让我去看“小人书”，一分钱看一本，有时还会给我到新华书店买一到二本连环画书。我也有时去听大鼓和琴书。我喜欢文学，也就是从那时就开始了。后来三哥上高中了，他从学校借来小说，我也读。如《桐柏英雄》写的就是大别山区早期革命的故事。

记得我七岁时，家里困难到了极点，就差点揭不开锅了。二姐家给点玉米（二姐夫当时是瓦窑火车站的装卸工，所以家中比较宽裕）。母亲在蒸窝窝头的时候，就要摻入大量的山芋叶在里面了。父亲怕我挨饿，就想把我过继给“表大”。“表大”是个中医先生，“女表大”又终生没有“开怀”（指生育），家中只有老公俩，经济条件非常优越。“表大”也非常喜欢我的机灵。眼看就要把我领走了。结果父亲还是没有舍得把我送人。

父亲很疼我，但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我九岁半才上一年级。我们大队的一年级有两个班，而那时学校没有足够的教室供两个班的学生上课。所以，只好上午是一（1）班，下午是一（2）班；第二天上午是一（2），下午是一（1），这样轮流上课。实际上每天只上了半天。所以我后来经常说我上的是半年级。至于课桌更谈不上。都是我们从自己家搬去的各式各样的条凳或方桌，坐的板凳也都是自己带去的。

直到上初中（也是在我们大队的小学校里面上的，叫“带帽初中”），坐的也是“土箕”（是在泥土里放上麦草掺和起来，放在长方形的木框模子里制出的泥坯子）支成的课桌，底线坐的也是泥凳子。

刚开始，心给玩散了，只恋玩而不想学习。星期天父亲都要拿着放猪的小鞭子，放在我的桌旁，看着我学。有一次，我看父亲注意力不在我身上了，我拔腿就往门外跑。父亲发现后紧跟着追了出来。他腿脚不灵便，追不上我。就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砂礓，向我扔来。“叭”的一声，打在我的踝骨上。我“唉吆”一声，顿时痛的跳了起来。哎……父亲的“线子”真准！连瞄都不用瞄。

从那以后，我就收了心，慢慢地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好习惯。后来到现在，我一直很刻苦努力，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作用。

尽管我家经济条件不好，但父亲对我学习上是有求必应。记得我上高一时，生产队的麦茬地“放门子”（就是生产队的麦子收过后，地上遗留的极少数麦穗子可让老百姓捡拾了）。地就在俺家屋后，所有的人都忙着去拾麦穗了。我在家做作业，父亲都没有打扰我一下。

我考上大学后，想多读些文学书籍，经常要在蚊帐里，在煤油灯下做笔记。父亲就专门让俺庄的木匠伐一棵小楝栆樹，给我做一个木箱子，留我方便书写。

上大学期间，八四年，王蒙在全国举办《人民文学》创作讲习班。学费三十元。我写信给父亲，说如果家里没有钱，我卖血也要参加。后来父亲一瘸一拐的跑到学校来找我。我看到父亲胳膊上挎着个大篮子，就问他。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钱夹，打开上面缠裹着的几层塑料布，再从钱夹里掏出三十块钱给我。说是他挎鸡蛋来卖的钱。我顿时止不住的流出泪来。想起父亲和母亲得攒了多长时间，才能攒下这么多鸡蛋啊！特别是母亲身体不好，还需要营养，她也舍不得吃。

我仿佛看到用因伤口而麻木的胳膊挎着一大篮鸡蛋，那笨拙、吃力的模样，看到他行走的步履蹒跚和翻越站台的举步维艰。看到父亲挎着一大篮鸡蛋穿过车流，走出拥挤的人群去菜市场卖鸡蛋的艰辛困苦的身影。不禁一次次的泪涌如泉。也更坚定了我学好文学创作的决心。

等到快进行植物分类实习的时候，我写信给父亲说，我想买个相机。父亲二话没说，给我送来了一百二十块钱。

父亲用他的行动感化着我、激励着我，给了我战胜磨难的力量；父亲用他坚强的意志、不屈的毅力，锤炼着我，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

父亲，孩儿并没有让你失望。我虽然没有惊天动地、没有轰轰烈烈，但我的体内流淌着你倔强顽强、不畏艰险的红色之液和军人般的气质。我也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个大写的人！我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这个时代。特别是在死亡面前，我大胆无畏。我像你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死神，直至它缴械投降！

我现在生活的很好，望你和娘不要再把我挂牵。天堂里没有病痛，望你和娘永远吉祥安康！

零三年，我在一所学校兼课，教初三生物。那时我已经单身。一个女学生趁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去问我《生理卫生》的知识，边问我，还边在自己身上比划，我都装作没有看见。还有个女孩在晚自习结束，我下楼梯时，她突然拦住了我，要跟我去我家吃粽子，那时我家就我自己，儿子在一中住校。我说“滚，我自己就没有粽子吃，哪里来粽子给你吃”。那天是端午节。零五年，一个初三女孩直接找到我家，说:“我知道我现在没有能力得到你，等我大学毕业了，一定把你得到！”我说:我都比你爹还大。你冲动可以，我不能冲动。我要是冲动了，会害你一辈子的！”等她初三毕业了，还来找过我。我劝她好好学习。她说:“就这些，别的没有了？”我说“别的还有什么？”我知道，我做不了伟大的人，但是我可以做个高尚的人。我更知道，那是父亲从小就对我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已经根植在我的心，融入了我的髓。

父亲做“大总”时，从来不在办事的人家里吃喝。而是回来家，拿出他心爱的锡酒壶在品酒，边喝边思考着，事情下一步该怎么做。父亲常说“办事的人家都不容易。我们家也不缺吃喝。”他就是这样尽心尽力的为庄亲庄邻办事，而不求一点回报！所以，他非常受我本家大哥和大姐和嫂子们的尊重。他们都官称父亲“六爷”（我父亲是‘希’字辈中最小的，而且在自家弟兄中排行老六）。他们不仅遇事找父亲，就是邻里之间闹矛盾、夫妻之间吵架都找父亲去说和。而只要父亲到场，大事小事就没有说不好的。这不仅是因为父亲说话在理，更有他们对父亲的敬重！

父亲是个不记仇的人。在我大哥当大队书记的时候，因为抓计划生育，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到我哥家无理取闹。但他们家遇事时，找到父亲，父亲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而且认真负责。后来，计划生育越来越紧了，父亲说计划生育是断子绝孙的缺德事，让大哥别干了。大哥不愿意。父亲就天天去他家骂他。直到他后来去毛林渡口的沙站当站长了，父亲才罢休。现在看，父亲当年的目光看的是多么长远啊！

特别是原来整治过他的那个姓张的，在他去世时，他儿子找到父亲，父亲爽快的答应了。而且在他下地的时候，父亲冒着大雪，一瘸一拐地步行了二里多田间小道，送他下地。父亲说他是孤门小姓，得送送他。我受父亲的影响，在我人生的词典中从来都没有“敌人”二字。那个污告我强买强卖资料给学生的老师，我整天照样和他吃吃喝喝。

我在新店中学教书的时候，星期天经常回老家，为的是陪父亲喝上几杯。

那时父亲就不喝散酒了。但锡酒壶是离不开的，因为在寒冷的冬天，父亲总是把酒给顿的暖暖和和。母亲也总是能做几个可口的菜给我们爷俩喝酒。那时也不再用火盆取暖了，而是炭炉。但仍然没有煤球，而是母亲做的一个个煤块。一直到我调到北沟中学，那时的煤球还是靠供应的。当时我有个女学生，她父亲是供销社主任，所以我有时让她找她父亲给我买点。

父亲的善良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我有时明知道那件事这样做于自己有利，但当真正操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做，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一生都没有违背良心说过假话。我从来没有欺骗和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就是现在，只要看到别人或动物顽强求生的画面，我都会感动的泪流满面。

后来，我听说父亲生病了。我就买了一些肉，还专门买了一只鸡（父亲喜欢吃鸡，特别是喜欢砸鸡头和鸡翅，喜欢把辣椒的屁股去掉，把整辣椒放在鸡里，然后炖出来吃。也喜欢吃放在鸡里的花椒叶。

但当我到家，拿出酒，让父亲喝的时候，他说医生不让喝了。让我自己喝。我在喝的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屋里，而是躲在了大门外。我知道他不想看到我喝酒，因为那样他会馋的。我喝着喝着就流泪了。因为以前喝酒，我们爷俩就没有分开过。所以我也就匆匆喝点不喝了。我怕父亲一个人在门外站的时间太长。

再后来，我父亲就住进了人民医院。在住院期间，我在上完课的时候，都要去人民医院看望父亲。那时父亲已经很少言语，眼睛也暗淡无光了。父亲的病情一再恶化，不久就不能吃了。只有靠输入脂肪乳和氨基酸来维持生命了。我看到父亲有时看我，眼里发出的求生的目光时，我心如刀绞，但我无能为力。再后来，父亲连营养液也挂不进去了。只好把父亲带回了老家。母亲迎了出来。父亲只对母亲弱弱地说了一句“你受罪了航？！”就再也没有说过第二句话。到了下半夜，父亲走了，彻底离开了我们。

我顿时嚎啕大哭，像个孩子。尽管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但看到父亲真的离开我时，还是难以接受。我放声大哭，哭声惊天动地。那是我失去的第一个亲人。那年我二十八岁。

父亲真的走了，彻底的离开了我们。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带着这把父亲专门找人定制的，他心爱的锡酒壶回到了学校。九五年，我盖起了平房，有了自己真正的家。

每每看到这把锡酒壶，我就会想起父亲投向我的对生的渴望的眼神。我都止不住的泪如泉涌。当时有的同事说，怎么过去这么久了，你还像个孩子呀！我心想，你又没死爹，当然你不知道死爹的滋味。

父亲为了我们姊妹七个，辛勤劳作了一生。解放战争时出生入死，文革时又无辜被人整治。更为了我读书历尽艰辛。刚刚挺过难关，熬过贫穷困苦的岁月。我也工作了，过上好日子了，父亲却离开了我们。我还没来得及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父亲就匆匆地走了，去了那个很远很远，我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子欲孝而亲不待”，我是多么的遗憾啊！

每每想起父亲那一瘸一拐，整日忙忙碌碌的身影；每每想起父亲惬意地捋着花白的胡须，专注地望着远方的神情（大，你在想什么呢？）。我都情不能已。泪水夺眶而出……

父亲，在那个美丽的国度里，你也有锡酒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