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薅草。嫩草喂猪、喂鹅,老草晒干烧锅、烙煎饼。
从春天就开始挖“七七菜”(一种叶子的边沿长刺的菊科植物,它是春地里最早生长的)等野菜来家做“菜豆腐”吃,味道鲜美、清热开胃。那时,我们这里的野菜基本都能吃,凉拌或者炒都可以,下来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几个小伙伴,挎着篮子,拿着小铲子,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到哪里去挖菜呢?大家意见不统一时,就开始扔铲子,以铲头的方向一致,多的为准,指向哪就去哪块地里挖,一切听天由命。于是小伙伴们攒足了劲,能扔多远扔多远,嘴里还唱道“铲子铲子,准呀准,去到菜多的地里!”然后,欣喜若狂的奔过去……
就这样,我从刚长出小草的春天开始,挖菜、薅草、割草、刨草,直到秋末,背着个不断打脚后跟的大耙子去山上耧草为止,都和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认识的植物最多,只是叫不出它们的学名。到大学学习《植物分类》时,我学得最好!所以说,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特别是你亲身经历的)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你攀登过高山,遨游过大海,你就会顿生感悟。从而你心胸开阔,志向高远。你就想从现在的境地超越,就想去实现远大的抱负。若为苍鹰,岂与鸡伍?
自然,我对生活在草丛中的蚂蚱,也就“情有独钟”。因为它能给我充饥。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吃饱饭是从事一切的原始动力。不为梦想,也无关爱好。
母亲说蚂蚱能吃。于是,捉蚂蚱就成了我薅草的副业。最好捉的是“草婆婆”,它头尖尖的,成虫个头较大,腹部被卵撑的隆起,行动迟缓,跳跃也不是太远。就像有七八个月身孕的孕妇,轻轻的就被抓住。它们的肤色有绿色和棕色两种 ,在草丛里,棕色的更易被发现,而绿色的个体,如果它静止不动,则很难被发现。然后,拔出一根花柄最长的狗尾草的花,通过颈部穿过,把它们串在一起。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根绳上的蚂蚱”就是这样的意思。而雄性草婆婆的个体比较小,所以,我们一般不捉。
还有一种俗称“东草山”的蚂蚱,它的个头最大,体色是深绿色。夏天草丛中的蚂蚱大都是绿色,而秋天草丛里的蚂蚱,大都是灰褐色,因为秋天的草都变成了灰褐色,这样的体色就不容易被敌害发现。绿色和灰褐色都是它们的“保护色”,让它躲过敌害的攻击。它在草丛中如果静止不动,你也很难发现。变色龙的体色就是典型的保护色。它在树干和岩石上的体色是不一样的。而黄蜂肚子上的花纹就是“警戒色”,它是在告诉敌害“你别惹我,我身剧毒”。“东草山”很少飞翔,在捕捉它的时候,它大都跳跃式前进。我们有时一个猛扑,就把它按住。所以也很容易捕捉到。然后也把它串在狗尾草的花柄上。
通过对昆虫的捕捉,我明显的感觉到:个头大的,都比较笨拙,容易被捉到。而中等个头的,捕捉它都很困难。这像不像我们弟兄中的老大和老二啊?老大一般老实忠厚,老二一般狹狤精明呀!(开玩笑的,不是说你的哦。)
最难捉的是那个头中等的。我发现它了,它也发现了我,我们对视了一会儿,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我慢慢的向它靠近,它纹身没动。我刚弯下腰,它“吱--”的一声飞跑了。又发现一只体色黑、黄、绿相间的花蚂蚱。这次,我从它的背后过去,想躲开它的视线。我做贼般,轻手轻脚,小心翼翼,蹲下来身子,缓缓的向它挪动。近了,它没动;又近了,它还是原来的样子。时机成熟,我伸出了手,用力的拍了下去……等到我放开手的时候,哪里还有它的踪影。它已飞跑了,是那样的神速(后来我知道了,蚂蚱的眼是由许多小眼组成的复眼,三百六十度,无死角)。于是,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扑,跑了就追。结果它们和我捉迷藏似的,把我累得气喘吁吁,而收效甚微。
薅草回家,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她让我做个拍子去扑。于是,我到汪边的大柳树上,折了些柳枝,用细木棍做把柄,在母亲的指点下,做了一个漂亮而又精致的拍子。兴奋的去地头和田间的小路上捉了起来,一捉一个准。不多时,就捉了好几串。感谢母亲的主意和指点,我才能收获满满。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就多了一个美味。
母亲就是这样在生活中经常授我以“渔”,而非“鱼”,尽管她大字不识。培养了我许多生活自理的能力。我也从中得到启迪,感悟到,孩子要从小教育,培养他自主、自理的能力,而不是一味的溺爱。所以,在我儿子三岁的时候,我就让他到家隔壁的商店里买醋买盐打酱油,培养他对外物的感觉,坚定他内心的主见。比如说,他吃了一碗饭,然后告诉你,他吃饱了,而你却说,“吃一碗怎么能饱,再吃一碗。”这样你就模糊了他对“饱”的实感。长此以往,他慢慢的就失去了主见。儿子四岁半就上了一年级。在回老家的路上,我也经常停下来,让他去认识草丛里形形色色的蚂蚱。还有路边觅食的麻雀,培养他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我上大学时就自学了胎教知识,也自学了许多婴幼儿的教育和心理知识。尽管还不知道以后有的是女儿还是儿子。但等到真正成家的时候,由于忙于工作和生计,放松了对儿子的教育和培养。好在现在儿子智慧、自律、孝顺,我心里甚是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