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卖报纸

大概是1996年的五月间，我在武汉流浪，街头卖报养命。那时候有《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等很多的报纸，定价五毛到一块二不等，卖一份报可以赚一毛五到五毛。我那时候只想了解武汉，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干下来了，也挺自由。而且只要掌握时机，每天卖两三百份还是不成问题，利润六七十块，在当时已经属于高收入了。

没固定工作，自然也没宿舍住，晚上就成了大问题。当时在小东门的一个巷子里，有个小旅社，每晚八块钱，住那种统铺。就是一间房里四张床，四个人天南海北，谁也不认识谁的。当时好像也没什么害怕，加之一天跑下来也累，倒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四点钟起床，擦把脸就去进报纸，大家也就天各一方，互不干涉。

我的运气挺好，有天在公园卖报，遇上一学生，在公园里唱卡拉ok。他唱了几首之后，渴了，买了杯汽水，在长椅上坐下来休息。我正在大喊卖报：卖报卖报，看地下赌场的覆灭。听了我的吆喝，他来了兴趣，喊我：大哥，来份报。于是给了他一份。他粗略地翻了一遍，问：你说地下赌场，报上没有呀？

那个赌场的新闻，只是一个消息，三五百字，在报屁股上，不起眼。我为了吸引别人买，自然要夸大点，所谓噱头。于是走过去，翻给他看。他看了后哈哈大笑，说我这卖报还虚晃一枪哦。于是两个人就聊上了。

现在只记得那个兄弟姓汪，叫什么忘了，武汉人。当时在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读大二。本是素昧平生，但他人挺好的，听说我住旅馆，当即说：卖报能赚几个钱，住旅社划不来，到我们学校去住，学生宿舍都是空的。他当时好像是学生会的什么长吧，说话挺有份量，为人也爽快，当天晚上就带我去了杨园校区的学生宿舍。就这样，我在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的余码头校区住了一个半月。他们白天上课，我白天卖报。有时他们晚上没课，宿舍里七八个人就相约去喝酒，多是AA制。每到这时，他们便喊上我一起，也不要我出份子，认为我一个卖报的，属弱势群体吧。为挽回弱势群体的面子，我每个月总要请他们一次，实在是一份情义。

住了一段时间，学校开始放暑假了。学生有的假期留校，做些家教之类，但大多各回各家。有一位四川的同学，个子矮矮的，人很活跃。可能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他想留在武汉打暑假工，贴补学习，可是一连三天也没人雇他，他挺灰心的，说：明天再没人雇我，就只好让家里汇钱来，买票回家。当天晚上，宿舍就我和他，我请他宵夜，他没什么心情，不大想去。我说：天无绝人之路，是吧。每一天都要怀揣希望。

他于是从床上跃起来，说大哥你真哲学啊。于是跟我出去。我们在大学西门外的街上，找了个小店吃烧烤，喝啤酒。

酒至三旬，我问他：做家教一天多少钱？

他说三块钱一个小时，每天可做四个小时。

我说那这样吧，你明天找不到家教，可以跟我去卖报。虽然辛苦，但比你赚得多。

他一下子来了兴趣，说：真的。那我不用找家教，我明天就跟你去。第二天他果然就跟我去了，拿了一百五十份报。那时候没有电话联系，我一整天担心他卖得怎么样。谁知晚上回到学校，他早就买好啤酒。他说赚了三十块呀，好早就回来了。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酒，我告诉他，卖报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可以销得好。他越发感激。他当时并不能多拿报纸，因为卖报也要有资历，看成绩。发行点怕你卖不完，又退回去。刚好，我在卖报的时候，遇上一湖南大哥，卖笛子喇叭的，他说很想去内蒙古草原卖。大哥也才三十岁不到，正是浪漫大于现实的年纪。我听了，当时就热血沸腾，想起天苍苍野茫茫的壮阔，主动提出作伴。大哥很高兴，他当时货很少，他打算回老家再带点货，并怂恿我也带点货去。不要落空。

怀揣着对大草原的向往，我把卖报的份额让给了四川的同学，然后告别武汉交通科技大学。

每每回想当年，感觉挺有意思，也佩服自己当年敢想敢干的勇气。如今，街头再也看不到卖报的了，大家对资讯的获取途径已经从纸媒转移到电子客户端，我当年卖报的经历已成绝响，特别是我遇上的汪同学和四川的那位同学，他们当时是多么淳朴、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