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背影

歙县徽州古城，无疑是徽州传统文化的聚集地，踯躅其中，不但可以欣赏徽州传统文化的精华，仿佛还可以依稀辨认旧日徽商模糊的背影。

（一）

徽商富甲天下，徽州府城自然气派非凡。徽州府城西对五魁山，统六县之徽州府署坐北向南，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三雕遍布，装饰庄重典雅，具有明代建筑法式和徽州风格。仪门南是谯楼，是徽州府的大门，楼南建承宣坊，府前街上东为申明亭、西为旌善亭，分别为公布处罚、判决和表彰善行之所。

府衙是王权象征，而文化之根还在民间。古城内的民居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即常说的白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徽商儒学思维里的“显宗扬名”“光宗耀祖”思想，引领徽派建筑发展到极致，诞生了坐北朝南、依山傍水、多进院落的设计理念，木构件为主的复杂榫卯结构以及石雕木雕砖雕的装饰艺术。同时，多山少地的窘境造就街道狭窄，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及商贾遇事让三分的理念，成就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建筑外形。

普通人家的住宅规模小，因时代变迁，或改建或损毁，留下的都是官宦或巨贾之家。坐落在打箍井街的曹氏二宅，是清代宰相曹振镛家族的房子，徽商后裔曹霆声于清朝末年兴建，也称“舟庐”，喻指徽商出去经商，走的是水路，视水为财。该宅地处府城内，南北二宅通宽11米，入深13米，四合院式的房舍，布局设计巧妙，宅内构件雕饰精美，保存完好，是徽州古建筑传统风格延续发展的典范。

曹家南宅为商务迎客、红白喜事及节庆宴宾的大型集体活动场所。一字形豪华砖雕门罩，下砌水磨青砖墙面，门左右墙脚，特选配坚固的石雕刻件防雨防损，寓意福禄临门，显示了名门望族的祈求。曹家北宅是曹家内眷家属的生活区，两边的房间是老爷、长子的卧房，前面是天井，天井两侧雕花隔扇内称“阁厢”。厨房单设，确保居室不受油烟污染，左边的小门是大厅举办筵席时的便捷通道。曹家在清朝历史上有重要的影响，仅乾隆一朝，曹姓子弟中进士的人数就非常多，而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从清乾隆到道光的三代皇帝中，把持朝政长达75年。

“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是徽商经商的理念，自唐宋以来，徽商便特别重视教育，到了明清时期就有“东南邹鲁”“文化之邦”之说。唐朝初年被封为越国公的汪华，北宋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思想家朱熹，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证渐江，近代中国铁路创始人詹天佑，国画大师黄宾虹和汪采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人民音乐家张曙和著名学者胡适等均出自徽州这方水土。

坐落在斗山街的许家厅是留存下来的古私塾。正厅是“尊孔厅”，供奉了孔子像，平常祭孔活动以及接待客人都在这里。穿过右侧的平安门，两边的厢房供先生住宿，楼上是学生听课的地方。院中的桂花树已有200多年的树龄了，“桂”取“贵”之意。古徽州有这样的习俗，只有家中有人中举，出了“贵人”，才可栽种桂树，在这里栽一棵桂花树，就是希望学子能够“蟾宫折桂”。

（二）

寻根是所有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怀。徽商在外经商，举目无亲之时，唯有血缘的联系最为可靠，而宗祠便成了家人族人最好的纽带。宗祠是族内最神圣，最高尚的建筑，也是徽商的精神寄托。

郑氏宗祠是郑氏的祖祠，始建于明成化（1466年）年间，是为纪念元代著名学者、教育家郑玉而建，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宗祠占地1856平方米，规模宏大，空间层次丰富，为典型的徽州廊院式祠堂，由门坊、门厅、享堂、寝堂四部分组成。

门坊是门面，三间四柱五楼，梁、柱和枋额遍饰锦纹雕刻，典雅工丽，牌坊正反面刻有“奕世忠贞”及“名宗孝祀”。享堂构建宏敞，梁木用材硕大，丁头拱眼内及驼峰、雀替、平盘斗等处雕有精美的云纹、花草纹饰，具有明代建筑风格。享堂是族内议大事、办庆典或族人聚会之地。寝堂为祠堂中最高之地，是摆放家族牌位和族人跪拜祭祀之地。牌位不是任意拿来放上去的，要举行隆重的“进主”仪式，送进一定的位置。灵牌是双层的，正面写有神灵（灵主）的世序、姓名及子孙落款。

徽商热衷于建造宗祠甚于宅院、学堂和庙宇。徽州地界内有几句俚语及习俗足以说明祠堂的重要性，比如，家族出了不肖子孙，往往用“不让进祠堂”来惩罚；大事协商不成，就要“到祠堂解决”；婚丧嫁娶首选之地是宗祠；外出多年回家的首要事情就是进祠堂“拜祖宗”；而在外的徽商，即使再忙，只要家族召唤，不远千里也要奔向家乡，参加家族的大典及商议大事。可以说徽商是情商，是亲商，是族商。

（三）

与其他商帮不同，徽商的商业开拓，往往伴随着文化繁荣和传播。徽戏来源于乐仆的习俗，最早是应家族祭祀而生。徽商聚集财富后，应老家及在外经商人的需求，蓄养优伶，组织家班，徽戏艺人得以专业，技法提高且广为传播，促使徽州戏事日盛。进入清代以后，徽商势头更劲，徽班徽调也如日东升，徽商们更有实力和闲暇扶持戏班，审美品位也更臻成熟。加之常年在外经商，见多识广，自然与异乡文化相融相长，随着徽商的富可敌国，朝廷也对徽班另眼看待，一改抑制的态度，招徽班入京庆寿，从而迎来了京剧的诞生。

当然，戏曲只是徽州文化的一部分。而深藏饮食中的文化元素，更是让人感到博大精深。当地人说，吃徽菜品的是文化，每道菜都有出处，菜肴中有祖宗经商心酸的眼泪和汗水，所以徽菜口味偏重偏辣。

蟹壳黄里透着徽商的心酸。旧时商道迢迢，每当丈夫儿子离去，妇人们常常抹着眼泪准备石头馃、炒面和咸鸭蛋作为干粮。炒面就着山泉当主粮，石头馃为补充，咸鸭蛋金贵，生性节俭的徽州人吃了3天，还没露出蛋黄来。石头馃是梅干菜猪肉馅的面饼，经火烤制而成，硬如顽石，得名“石头馃”，旅途携带，十天半月不变质。如今生活好了，石头馃改称蟹壳黄或酥饼，成为徽州地区的特色小吃。

毛豆腐也是徽商的杰作。山泉水酿出的豆腐人人喜欢，然而天气炎热时难以保鲜，因路途遥远，带到外乡的豆腐已长毛霉变。有人将长毛的豆腐放在油锅里油炸消毒后食用，油炸后的毛豆腐除了有豆腐的清香，还有特殊的鲜味。毛豆腐由此传开，成了徽州的饮食符号。

臭鳜鱼则包含了徽商的勤俭与孝道。鳜鱼肥嫩，口味鲜美，是鱼中上品。据传，一位在外的徽商，回家时捎带鳜鱼给父母尽孝，因时间长加之露头颠簸，途中鳜鱼皆死去。勤俭的徽州人不舍丢弃，用食盐将鳜鱼腌制起来。回到家中，父母感于儿子孝心，坚持将已近发臭的鳜鱼烧着吃了。也许是天意，微微变质发酵的鳜鱼，经过烹饪，不但可以食用，反而味道比新鲜鳜鱼更加鲜美。于是，“臭鳜鱼”在徽州流传开来，成了一道上好的美味。

虽然都是传说，但都来源于现实。徽菜从山中土菜荣登大雅之堂，得益于徽商。当年，富甲天下的徽商，偏爱家乡风味，其饮馔之丰盛，筵席之豪华，对徽菜的发展更是推波助澜，哪儿有徽商，哪儿就有徽菜馆。明清时期，扬州、上海、武汉的徽菜馆，盛极一时。上海徽菜馆一度曾多达500余家，即使到抗日战争艰难时期，上海的徽菜馆仍有130余家，武汉也有40余家。

临离开时，循着当年徽商的脚印，踱步中山巷。旧日，这里是徽商聚住中心，深宅大院的主人或是名门望族，或为巨富大贾。后来，徽州盐商失势，徽商无法应对清政府无休止地盘剥，加之列强侵略中国，民族资本受到挤压，徽商逐渐衰败，徽州文化也一度走向落寞，中山巷也变得破落。如今，虽然中山巷物是人非，但徽州人及来客，仍然记得徽商、徽州文化曾经的辉煌，延续旧时习俗，到此拾级登山，期盼生活、事业步步登高，一年比一年好。

二〇二〇年三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