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沐
网站用户
新春，到福建泉州开元寺。环顾山门，禅寺坐落在泉州市鲤城区繁华的西街，寺周已经被民房及街道包围，佛家净地与凡世尘嚣为邻。心生诧异，在此地修行，是要“闹中取静”，考验修行者定力及毅力？还是要拉近与俗界距离，为来往客商服务，普度众生？看山门前紫云屏，茅塞顿开，原来俗界与佛界之间距离如此之小，只不过是一块砖的距离，寺院建在哪里都可，只要心中有佛就行。
泉州开元寺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古迹，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初名莲花道场。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更名开元寺，屡毁屡建，历经沧桑。开元寺南北长26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面积78000平方米，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及民国时期修建。放眼望去，寺内建筑，布局规整，简单明了，有大寺的风范。单体建筑列成为南北三条线。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有：紫云屏、天王殿（山门）、拜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东翼有檀越祠、泉州佛教博物馆（弘一法师纪念馆）、准提禅院；西翼有安养院、功德堂、水陆寺；拜亭东、西两侧分置镇国、仁寿两石塔，俗称东西塔。踯躅院中，古榕蔽日，月桂飘香，鲜花绽放，处处都是风景；燕尾厝脊线、重檐斗拱、雕梁画栋、飞檐攒顶以及石雕木刻，件件都是艺术品；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东西塔、檀越祠，栋栋都是瑰宝。
百余亩道场里，竟然有“六殊胜”（东西石塔、古龙眼井、袒膊真身、文殊墨迹、御赐佛像以及支院高僧）和“八吉祥”（桑树白莲、紫云盖地、甘露戒坛、凡草不生、石炉生烟、石柱牡丹、应梦罗汉和白鸽听经）的典故传说，足以说明开元寺文化底蕴深厚，让人惊奇。每一道胜景，说的都是寺院的历史，每一个吉祥道的都是寺院的文化，在这里可以看到泉州、闽南文化的痕迹及烙印。
东西石塔位“六殊胜”之首，是开元寺及泉州城的标志性建筑，相距200米，与大雄宝殿构成“品”字形分布。东为“镇国塔”， 西为“仁寿塔”，均始建于唐朝至五代年间，初为木塔，后被火烧毁。北宋先后易木为砖，又被毁。南宋年间，易砖为石。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至淳佑十年（公元1250年）间重建镇国塔，高48.24米。南宋绍定元年至嘉熙元年（公元1228～ 1237年）重建西塔，高44.06米，略低于东塔，规模与东塔大致相同。东、西塔经历千年风雨，甚至八级地震的震撼而不摧，显露着“雄者之气”，已经在泉州人的心里打下深深烙印，是人们精神上的风景和标杆，以至于泉州俚语说：“站着要像东西塔，躺着要像洛阳桥”。郭沫若在《咏泉州》中赞道：“刺桐花谢刺桐城，法界桑莲接大瀛。石塔双擎天浩浩，香炉独剩铁铮铮。亚非自古多兄弟，唐宋以来有会盟。收复台澎今又届，乘风破浪待群英。”足见东西塔不仅是闽南人的精神标杆，也是闽南人善交流，爱开拓，以及“爱拼才会赢”的见证。
“桑树白莲”的故事，居“八吉祥”之首，是泉州人心中的愿景。《泉州开元寺志》记载：“大开元万寿禅寺，旧在西郡城西清门外，后城增广，则寺当城内之西区也。唐垂拱二年乙酉二月。州民黄守恭化梦一僧乞其地为寺。恭曰：须树产白莲乃可。僧喜谢。忽失所在。越二日。桑树果产白莲。有司以瑞开。乞置道场。制曰可。乃赐莲花名。”大雄宝殿西侧的桑树，满身疤痕、虬曲老态，据说就是当年开过白莲的千年老桑树，如今称“桑蓬古迹”。立于树下石碑，言之凿凿，称此树曾经盛开过白莲，让人不得不信。上天似乎也要证实此事，1925年的一场雷雨中，雷电将老桑树一劈为三，其中一树枝坠落地上，于是僧人们将其用一块花岗岩托起，并镌联：“此对生莲垂拱二年，支令勿坏以全其天”，果然桑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枝繁叶茂，青春焕发。前几年，大风将树干从托石上吹落地，末等人们再次扶植，就已落地生根。如今，“三树同根”的老桑树犹如盛开的花朵，向着北、东、南三方向延伸散开，枝繁根深。寺志记载的内容及后来有关桑树的故事，肯定都是传说，但映籿出泉州人乐善好施，乐于助人的品德，不然朱熹怎么会在山门之上撰写“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匾额呢？
在满是圣人的地方，就会有与一般地方不同的做法。历史记载，开元寺历代主持皈依宗派不一，有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禅宗等，一寺修多宗，不可思议。建寺之初，称“莲花寺”，当时流行净土宗，附会的“桑树白莲”故事旁证净土宗法力高大。明崇祯年间，净土宗第九代祖师蕅益大师曾一度住赐开元寺弘法。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52年），华严宗僧人、莆田人行标法师在开元寺弘传华严宗，天佑年间（公元904～906年）刺史王延彬创支院，“居法师省权，以权《法华》”，因名“新华法院”。开元寺志记载，唐垂拱二年，供奉“五方佛”，说明开元寺当时也流行密宗。宋代，开元寺建陀罗尼经幢，也是密宗的标志。唐宣宗年间，开元寺有天台宗僧人赐住。禅宗的临济宗、云门宗等曾经都有僧人住赐修行或来寺弘法。迄今为止，记载表明，佛教八宗中除了三论宗，禅宗中除了沩仰宗、法论宗外，其它宗派均有僧人在此弘传，各派纷至，名家鹤立。
也许泉州民风影响了开元寺僧人，历代僧人均具有兼容并蓄的特质，留下众多海丝文化遗存遗迹。在开元寺保存的众多佛像中，有一尊印度风格的男性观世音菩萨形象与众不同。双腿交叉盘坐，头戴华冠，冠中刻有阿弥陀佛像，曲髯满面，着袈裟，佩法轮，戴璎珞（佛教的念珠），故称为“璎珞观音”。据说这尊璎珞菩萨是北宋至和年间（公元1054～1056年），由海上丝绸之路的船队，从海外运来泉州的。大雄宝殿后廊檐间有一对16角形石柱，石柱上雕刻有24幅古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故事及中国传统花草图案。殿前须弥座束腰处72幅浮雕狮身人面像，二者本来都是元代婆罗门教寺内的石雕，在明初排外风潮中，机缘巧合地被保存在了开元寺内，方得以流传至今。
寺内不但有海外来的舶来物，而且泉州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创作了许多“洋味”十足的作品。大雄宝殿的斗拱上，飞天神女皮肤略显黝黑，背生双翼，且衣着不见飘逸的缠带，形象源自于印度教中的妙音鸟。不过，虽源于异域，但被赋予了浓重的中国色彩：大殿中的飞天共有二十四尊，象征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其中十二尊翼如大鹏鸟，取大鹏负日之意，象征白昼，手持文房四宝；另外十二尊翼如蝙蝠，象征黑夜，手持泉州古老的南音乐器。宝箧印经石塔原型是用于藏经和保存舍利子的印度阿育王塔，塔身雕刻题材也多取自印度教传说，其风格与汉传佛教有着明显区别。深目高鼻的天竺高僧，獠牙怒目的阿修罗，全部出自古泉州匠人之手，可见当时文化交流不仅仅在寺院里，而且深达工匠等社会各阶层之中。现在想起来，泉州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人文性情，叠加当时经济地理因素，应该就是泉州之所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站的主要原因吧。
历代僧人开放包容的精神，成就了开元寺海丝文化交流基地和使者的角色，是来往中外客商的心灵驿站。据记载，唐朝印度高僧智亮来泉州弘法，侨寓开元寺。因他四时都袒一胳膊，故称“袒膊和尚”。后移居德化戴云山，留汉诗云：“戴云山顶白云齐，登顶方知世界低。异草奇花人不识，一池分作九条溪。”唐代西域僧人朝悟大师来泉州，居开元寺，人称“大头陀”，亦称“挑灯道者”。南宋赵汝适在《诸番志》中记载：“东镇国塔，……，嘉熙戊戌僧本洪始易以石，仅一级而止。法权继之，至第四级。天竺讲主(即天锡)作第五级及合尖……”，可见，南宋时，开元寺有天竺僧人驻寺，至今保存完好的镇国塔收尾工程就是由“天竺讲僧”天锡完成的。宋元时期，日本僧人来华或归国也有取道泉州，明代紫云大殿重建时，采用的斗拱结构保留“满置斗”的做法与日本奈良东大寺南大门斗拱结构相似，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见证。明中叶以后，福建与日本长崎的民间海上贸易活跃，为满足侨居日本长崎的中国人，特别是福建人佛教信仰需求，先后创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及黄檗寺。这些寺院的住持大多为国人，特别是福建僧人充任。福建安溪人圣垂方炳（独文），先为泉州开元寺僧，应长崎福济寺之请赴日，住该寺，后为黄檗山第十一世祖；喝浪，泉州人，应福济寺之请，到日本住持该寺；晋江人大鹏正鲲，亦为泉州开元寺僧，应长崎福济寺之请住持该寺，后为黄檗宗第十五世、十八世祖。明清时期，福建民众为了谋生而向东南亚移民，到了近代形成高潮。为了满足在东南亚的福建华侨的佛教信仰心理需求，大批闽僧往东南亚弘法。开元寺住持转道、都监圆瑛、监院转物等人，移锡东南亚弘法，创立“槟城佛教研究会”。
自古名刹出名僧。历代僧人中，有以佛学著作闻名，有以诗词文章称胜，或弘道著称，或入世献身，高僧辈出。诸如唐代开山祖匡护大师、净土宗释楚勤等等，更有“念佛不忘救国”“以杀制杀”、集佛学、文学艺术于一身的现代律宗高僧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寺内的弘一法师纪念馆（泉州佛教博物馆）里，陈列着他的生平、遗物及墨迹。弘一法师在开元寺创办“南山律苑”，发心复兴律宗，吸引有志于复兴南山律学的僧人研读，后南山苑最终“因为兵乱，不得不自行解散”。他学贯中西，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现代艺术的鼻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艺术巨匠。然而，在盛名抵达巅峰之际，却选择抛妻弃子，遁入空门。从风光八面的文化名流转而皈依佛门，至今说起来还是传奇，留给世人难以揣测的玄迷。
临离开时，在弘一法师临终遗书“悲欣交集，见观经”裱挂下伫立很久。寥寥数字，让后世人迷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和见地。依愚之见，也许是法师弥留之际，正是国家苦难之时，见到梦寐以求的《观（无量寿）经》之境，悲悯众生沉沦生死之苦，欣慰自己离苦得乐？换位思考，也在常理之中，在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有太多的凄凉、无奈和送别，文学艺术已经不能安慰心灵，出家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如果换作今天，神州大地欣欣向荣、生机无限，李叔同未必出家，更不会有那首让人感到无限凄美、无比惆怅的《送别》！
改定于二0一九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