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香千年

江西鄱阳湖西岸，庐山南麓，南康古道旁，伟岸的庐山在此直落千尺，在大湖岸边留下数山，生出两溪。而山岗环绕、溪水打结的地方，一片浓荫遮盖的屋宇，就是中国最著名的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

（一）

书院位于贯道溪东、西两支流夹持部位。西支为主流，发源于五老峰的芝山，经过犀牛塘、太阳墩；东支源于五老峰的折桂寺，经过伍家半岭、圣泽源、回流山，于枕流桥附近汇入贯道溪，再经过罗汉岭，曲折流向鄱阳湖。江西督学副使郑廷鹄曾在《贯道溪》诗中提到：“长川漱石出门隗，门外溪光日日开。飞向江湖分万派，谁知通自鹿坛来”。圣泽源（又称圣泽泉）在书院北两里许，夹在山间，左为伍家半岭，右为伍家半岭水库。庐山凌霄峰之水，经桂寺，直泄而下。贯道溪和圣泽源，无论季节变化还是岁月更替，长流不涸，有文人力求的“文思泉涌”之境！

以近，书院门前卓尔山，南边有坡头破山、太阳墩、沙包山、谢家头山及毛家陇山诸山，山峰环合，拥绕书院。特别是卓尔山向西缓缓而下，山背伏，与书院相对，有贯道桥想通，景色宜人。以远，书院后有后屏山，东边有左翼山，东南方向有回流山，距书院10公里的五老峰，距书院5公里的三叠泉等等，青山如瓣，拥吻花蕊，远离尘嚣。此外，距书院2公里有海会寺，五老峰凌云峰下有折桂寺，距书院约5公里有简寂观，归宗寺等等，书院无形中充满神秘和禅意。

也许是附会如此幽深与神秘的意境，有人说庐山神似坐佛，白鹿洞山峦是坐佛手托举的一朵莲花，白鹿书院就是莲花的花蕊。依此之意，唐朝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兄李涉则是在此筑巢的蜜蜂。

蜜蜂都很勤劳，李渤也是如此。他在此地用心读书，几乎到了忘我的程度，整整两年都没有离开过山洞。李渤的执着，被后人神化为故事。某日，庐山五老峰顶的一群神鹿，脚踏祥云来到李渤居住的山洞上，为李渤日夜苦读的精神所感动。其中的一只神鹿降落到李渤身旁，成了李渤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白鹿。从此以后，黎明时，白鹿引颈长鸣，唤醒李渤，迎着朝霞读书。夜幕降临时，白鹿衔来着长袍，备李渤保暖。而且，白鹿通人性，能够承担购买笔墨纸砚等杂事。每每李渤把购物清单和钱放在口袋里，挂在白鹿的犄角上，它就会自行到集镇上，如数将李渤要买的东西一一购买回，从未出错。久而久之，人们将白鹿称之为“神鹿”，将李渤称之为“白鹿先生”，李渤读书的山洞称之为“白鹿洞”。

李渤苦读终于换来功名，出任江州（九江）刺史。苏轼名篇《石钟山记》中有“盖笑俪道元之简，而李渤之陋也”句子，记载的就是他。历史记载，李渤在江州任上，关心民众疾苦，减少役税，方便市民。当年，李渤集工在治府城南的湖中筑堤，长七百步（约二里），沟通南北，来往方便。堤上建桥安闸，控制和调节水位，兼有灌溉农田之利。后人为感谢他，称堤为李公堤，桥名思贤桥。李渤为官后，重游故地白鹿洞，改造和扩建了原来读书的地方，修建楼台，种植树木，成为庐山的一处名胜。现在想起来，建白鹿洞及书院的初衷，也许是人们纪念李渤功绩以及树立“学而优则仕”的榜样罢了。

（二）

到白鹿书院，不是溯溪而上，也不是顺流而下，而要翻山而至，据说是要历练读书人行脚。书院大门窄小，没有著名书院的气派，更没有今日“大门”大学的堂皇。双层飞檐单门，高挂明正德年间李梦阳手书的“白鹿书院”横额，算是门号。进门后，可见由近及远依次排列着五个高大的院门，构成五大院落。院落均坐北朝南，各有两至三进。院落之间，既自成体系，又相互连通，出入方便。所有建筑，青瓦粉墙，榫卯木梁，乡土气息透着书香。

书院历代所筑屋舍，均是按儒家之范而筑。完整走一趟书院，不但可以闻闻墨香、沾点才气，更是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和熏陶。

紧挨大门的院落为先贤书院，是白鹿书院德育教育的主要场所。以中门为界，先贤书院分为前后两进。院门上悬有李时达手书“先贤书院”横匾，门左有李铁映手书“朱熹纪念馆”金字黑漆竖匾。前院辟作花圃，后院为朱子祠和报功祠。朱子祠是纪念、缅怀朱熹为主题的地方。报功祠位于朱子祠西，原称先贤祠、三贤祠，曾先后祀李渤、周敦颐、程颐、程灏、张横渠、陈了前、陶靖节、刘西涧父子及其他有功于白鹿书院之诸先贤，现作为纪念馆，祠内陈列《白鹿书院史》。

棂星门院位于先贤书院东，为进入书院大门的第二个院落，是祭祀先贤的礼制性建筑，是重要的教化建筑。以礼圣门为界，辟为前后两进，由棂星门、泮池、状元桥、礼圣门和礼圣殿等单体建筑组成。礼圣殿又名大成殿，是书院内建筑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是书院祭祀孔子及其门徒的地方。殿正中有先师孔子行教立像，上悬清康熙御书“万世师表”匾额，像下有石龛、石香炉、石花瓶等。后壁有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字。殿中左右神龛有线雕“四圣”石像：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宗圣曾于以及亚圣孟子。殿旁两侧神龛还有十二贤（又称十二哲）线雕小石像。

白鹿书院位于棂星门院东，为进入书院大门的第三个院落，是书院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由院门、御书阁、明伦堂、鹿洞、思贤台等组成。门楼重檐灰瓦，檐下花岗岩石额上由赵朴初题写“白鹿书院”四字。门内为一小院，东西各辟出一排厢房，廊柱刻有诗联。西廊柱联：“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东廊柱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院中设六边形石桌一张，桌下石柱刻有精致的浮雕狮子滚绣球、猛虎下山、奔马以及狼嚎图案，石桌周围另设六个青石鼓墩。

其中，明伦堂又名彝伦堂。明正统三年(1438年)，南康知府翟溥福建，明弘治十年（1497年），江西提学佥事苏葵重建。明伦堂原为书院讲堂，是白鹿书院中的重要场所。堂内现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安世鼎撰写的《御书阁碑记》。据记载，当时明伦堂教学活动有“升堂讲说”，“升堂讲译”和“展礼”三大类。升堂讲说就是老师讲，学生听。这里都是大儒“升堂讲说”。南宋淳熙七年，开学典礼时，朱熹讲题为《中庸首章》，后来又讲过《大学或问》、《白鹿洞讲堂策问》等等，之后常有大师在此讲学。朱熹曾邀请了与自己观点相异的陆九渊前来讲学论道，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树立了范例，成为一段佳话。而“升堂讲译”则是学生问，老师答，释疑解惑。有人研究说，当年，这里有 “鹅湖之辩”的遗风，师生可以互诘互学。“展礼”就是展示祭祀先师先圣和待人待物的礼节，是日常的德育教育。

紫阳书院取朱熹别号为名，位于白鹿书院东，为进入书院大门的四个院落，是展示教育成果的地方，是感化教育的重要场所。有门楼、崇德祠、行台等。花岗岩门楼上，由冯友兰先生题写“紫阳书院”四字匾额。全院由中门分为二进。前院两侧有碑廊，总称为白鹿书院东碑廊。

延宾院位于紫阳书院东，为进入书院大门最后一个院落，是接待来往学者的场所，也是实施环境影响，教化学生的场所。主要建筑有延宾馆门、憩斋、逸园、贯道门、春风楼等。延宾馆建成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由江西提学佥事李龄出资建馆。当时洞主胡居仁作《延宾馆记》，文中记述白鹿书院盛况，“好古学义之士，自公卿以至岩穴之贤，来游是洞者接武联镳”，于是李龄建立延宾馆，热情款待四方来客。

如今，所见建筑群以明清建筑样式为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复的结果。棂星门石坊和鹿洞为明代遗存，礼圣门和御书阁为清代遗构，礼圣殿和祠宇等建筑按清制修复，春风楼与书斋为重建。所有建筑，以教化育人为中心，即使是附属建筑，也是如此，没有多余。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提学副使邵宝在院外择地建亭，赞颂朱熹理学研究的功绩，名其为独对亭，意为朱熹的理学思想可与五老峰相对。流芳桥，又称濯缨桥，朱熹知军时所建。最初小桥无名，宋嘉定十—年（公元1218年）四月，南康知军陈宓与张琚、罗思、姚鹿卿等会讲洞中，歌颂朱熹之芳泽，并特别将桥名为“流芳”，陈宓在桥北刻“流芳”两字，又在桥东石壁上刻《流芳桥志》。

（三）

白鹿书院的金字招牌是朱熹等先辈写就的，至今仍然是江州人和赣文化的名片。没有朱熹，白鹿书院就不会有历史上的盛名。正因为此，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应南康府教授熊士伯之请，南康知府张象文创建此朱子祠专祀朱熹。祠中立朱熹自画像石刻，左有张象文《文公朱子专祠碑记》，右有《白鹿书院教规》碑刻。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南宋江西婺源人，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人，对白鹿书院的建设，教育规则的制定，以及书院文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任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治所在今庐山市（星子县）。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书院视察。看到曾经与岳麓、睢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一片废墟，极其痛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首肯重建白鹿书院。书院竣工之时，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等等。

朱熹亲自制订了《白鹿书院教规》。系统阐述了教育的目的，为学之序，修身、处事及接物之要，学习及学习原则，为教育界所注目。其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名言，至今多次被领导人阐述国是时所引证。

朱熹在南康任内，经常亲自授课讲学，回答质疑问难。据说，朱熹曾写诗赠给学生：“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以告诫弟子精学儒家名教。白鹿书院规模和质量为全国之冠，四方好学之士，负笈裹粮，前来求学。建昌人胡泳、李燔、吕炎和吕涛兄弟，都昌人黄灏、彭浔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泽县）人冯琦，星子人周颖等，均学有专攻，后来都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有了朱子的执着及后人的传承，白鹿书院虽然地处江西北隅，但以其为代表的书院文化，推动了全省学术的发展。《明儒学案》共有64个，收录学者206人，其中江西籍的48人，占总数的23.3%，近四分之一，而这些江西籍学者的学术成果主要是在书院中取得。虽然赣文化不是典型的中心文化，而书院培养了学子们好学、兼容的优秀品质，从而成为大展宏图之才。白鹿书院面向全国，外来学子及教师，各地文化与赣文化互相学习，兼容并包。书院面向民间乡里，向基层百姓通俗宣讲，成为理学社会化的媒介，促进了家族和睦、邻里安宁，形成了家乡的良风美俗。

（四）

回看白鹿洞书院，几多辉煌，几多失落。晋末，“永嘉之乱”之后，中原人口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垦鄱阳湖平原。隋唐时期，连接中国南北水系的大运河成功开凿，赣江及鄱阳湖成了南北运输及财富的大通道，江州自然成了门户。李渤兄弟从北方来到江州，在白鹿读书。获得功名，为人所效仿，加之李渤出钱修缮，白鹿洞逐步成为读书之地，之后，唐代国力昌盛，教育发展，文风盛行，书院繁盛。

“安史之乱”爆发后，江州，江西接纳了第二次大规模南迁的中原人口。凭借着“人口红利”，江西在之后的200年间，成为长江流域发展最快的区域。国需儒，贾也需儒，于是，建立、修葺和光大书院就不足为奇了。五代十国期间，中原大乱，而南方平和，南唐一度成为华夏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南唐李氏朝廷在此地兴办“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两位君主都是文学家，与庐山有关联，庐山国学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与金陵国子监齐名，成为南唐时期著名学术文化中心之一，学者争相往之。作为人文基础的儒学繁荣，带动了佛教、道教在庐山蓬勃发展。

北宋靖康之难后，大量新移民来到江州及附近的赣江鄱阳湖流域，江西无论是人口总数、粮食产量，还是科举及第人数，都跃升至全国前五。特别是南宋，稻米产量竟然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物质与精神财富，都达到鼎盛时期，江州占尽天时地利，更是富庶非常。强大的经济基础，不但需要大量的知书达理的人才参与其中，而且许多人贾而思仕，企求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然而，跨不过由儒致仕的封建礼制，因此或转贾为儒，或弃贾从儒，富裕的江西有全国最发达的儒家教育体系，书院数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一，身处江西门户之地，书院发展自会繁荣，白鹿书院自在其中。宋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赵恒颁旨，发放国子监印本经书至各地的学校书院，修缮孔子庙。南宋朱熹任职南康时，主持修复了白鹿书院，并得到发展，赢得“天下第一书院”的美誉，他离任后，各级官吏及学者继续支持办学，书院继续维持繁盛。

元之后，书院数度繁荣，数次衰败。元代，改称朱晦翁书院，虽得到发展，但无较大建树。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书院被战火所毁，沉寂近百年。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重建书院，但书院受官学影响大。明清交际之际，白鹿书院未受到大规模的破坏，但只能继续维持。清顺治四年（1647年）启动修复活动，但迫于南方频繁的反清复明活动频繁，修复中断。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书院自然也就破败。清末，随着变法的实施和废除科举制，光绪皇帝下令改书院为学堂。1903年白鹿洞交给南康府中学官吏。宣统二年（1910年），白鹿书院正式改名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辛亥革命以后，书院遗址遭火灾，藏书大部分损失。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康有为曾题写《白鹿书院》横额。民国时期，书院虽偶有修整，但日久颓坏。国民党军官训练团曾一度占用书院院舍。抗战时，又遭日本侵略军破坏，合抱大树毁坏甚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表示白鹿书院由当时设在南昌的中正大学接管，作为永久校舍，后不了了之。

如今，书院已修复一新，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现往日模样。然而，已经不再是教书育人之地，只是作为记忆留存。不少人曾叩问，为什么列全国首位的书院没有华丽转身为今天知名大学？要是那样的话，旧学与新学结合，不也有可能成为当今的翘楚？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天意，是社会发展使然，即使是“朱熹复生者”，也无再生之力。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江州成为厮杀的战场，太平天国军与清军在九江附近血战，九江一役，全城军民生还者仅36人，重创了包括九江在内的全省人口、经济。尔后，虽然九江虽然开埠较早，但仍然是内陆城市，处在现代中国海洋文明“新月地带”之外，加之南北大通道西移，东西大通道北移，长江航运没落，九江备受冷落，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书院又会好到哪里？怎么可能在近代文明中实现蜕变飞跃？

山川依旧在，白鹿已远去。旧日的科举制度、家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孕育了古代书院，白鹿书院是其中俊彦，“白鹿”几乎成为程朱理学的代名词。如今社会发展，科学进步，已然新学为主，但白鹿书院历代形成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自行研究、大胆怀疑、师生融洽、共进学术的学术风范，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草于二0一八年初夏，改定于二0一九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