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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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苏轼年谱》，诵《苏轼诗集》，似乎又能看到苏公与江州（九江）邂逅的身影，到庐山、湖口等地的吟诗声。
苏轼与江州先后四次结缘。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二十五日，苏洵卒。六月，苏轼护父灵柩，从开封出发，沿长江水道回故乡眉山，路过江州，时年三十一岁。此时的苏轼，正是年轻意气风发时，前程无限。也许扶柩归家，重孝在身，在江州不方便访友会客，未留下诗文。
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奉命自贬谪地黄州移住汝州，第二次到江州，首次登庐山。也许是与被贬均州的弟弟会面及送长子赴任的兴奋，加之秀丽的江州山水和热情的庐山人，苏轼在庐山、湖口等地逗留半月有余。《东坡志林》卷一之《记游庐山》中，苏轼记录了庐山行程：由南而北，先后游玩了山南的温泉、归宗寺、简寂观、慧日院、白鹤观、开先寺、漱玉亭、栖贤寺、三峡桥及山北的圆通寺、东林寺、西林寺，大致囊括了古代庐山胜地的全部范围。
在江州期间，不止游玩会友，苏轼还留下不少墨宝。首游庐山，共写诗七首。分别是《初入庐山三首》《世传徐凝瀑布诗》《题西林壁》《栖贤三峡桥》《开先漱玉亭》。不过，历代诗集中还有五首关于庐山的诗词，也为此行所作：《圆通禅院》（题头很长，本文省略，下同）《东轩记》《余过温泉壁》《书李公择白石山房》《赠东林总长老》。如今揣测，后五首为礼节性题赠性质，没有列入其描写秀美景色及抒发情怀的整体构思之中。而他自己所圈定七首诗，是此行诗作精品和得意之作，倾注了心血，充满了感悟。江州行程末期，送长子苏迈赴饶州（今上饶）德兴县任县尉，途径湖口，游览了石钟山，写下《石钟山记》一文。
苏轼第二次到江州，也就是首次登庐山之前，被贬黄州。用世俗眼光看，苏轼被贬的原因不乏其文人酸腐及执拗之气，这种聪明中透着懵懂的性格，深得普通民众喜欢。而其先民众后朝廷的为官之道，置自己于“新派”所憎、“旧派”所垢、皇帝及大臣不悦的境地。被贬之初，惶恐沮丧，但经黄州历练，使得苏轼文格和人格得到升华，从目空一切、见事批判的文人，到一个具有广阔胸怀的大丈夫，成就了他“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心态。《赤壁赋》《大江东去》《临江仙》正是这种坦然、达观的心态写照。
在其庐山诗文中，也体现了这种处世态度。《记游庐山》中说，“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本不想做诗的苏轼，见人人都认识自己，山中百姓及道僧热情，不由激情四射，连作诗词三首。本是落寞之人，在庐山寻得安慰，这也许是苏轼首次到庐山创作颇丰的原因之一。
而庐山秀丽，变化多端的景色给苏轼巨大的启示，因此有了千古名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聊聊数语的大白话，却蕴含着大与小、总体与局部的深刻哲理，其中丰富寓意，也许只有苏轼自己明白。同样，看似《石钟山记》一文为辨明石钟山之名由来而书，可写文的目的在于揭示深刻的哲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然而，苏轼宦途跌宕起伏，为官不定一处，生活“居无定所”，多想有安定的生活和好际遇，庐山燃起了苏轼心中的向往。“石耳峰头路接天，梵音堂下月临泉”“何人更识嵇中散，野鹤昂藏未是仙”“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若见谪仙烦寄语，康山头白早归来”，庐山的水，庐山的石，庐山的云，在苏轼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中寻觅到“八万四千偈”，一个内心无奈的受贬之人，不可言状地告诉自己及世人，庐山是心中的向往和桃源。
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第二次被贬到岭南惠州，第三次途径江州，时年五十九岁。七月七日，泊金陵。随后至湖口，观湖口人李正臣所蓄异石（壶中九华），并赋诗词。到江州，会晤将去溧阳的苏坚（伯固），赋《归朝歌》“我梦扁舟浮震泽”。七月十三日，与黄庭坚相会与鄱阳湖之上，盘桓三日，为黄庭坚铜雀砚作铭，作诗《过都昌》。八月初，渡鄱阳湖到达吴城山的望湖亭。
此次被贬，苏轼的心态由坦然变成淡然，类似道教的无为，并且在无为境地里，抱有清代郑板桥所言的境界：“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已经不计较自己前程，不思考人生是否还能达到顶峰等诸多烦心之事。到九江访友，到湖口看奇石，为铜雀砚作铭，在鄱阳湖之中思念因病逗留都昌的小妾碧云。“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灯火楼台与孤苦伶仃相对，有言之不尽的心酸。而赠苏坚的诗：“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更是发出无奈的感慨。如果说苏轼途径江州，言行谨慎，那么到达惠州后，所写的《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则表明了自己心迹，同时也对自己人生归宿有了清醒认识。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自儋州北归，路过庐山，时年六十六岁。四月初四，到达吴城，作《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四月末到南康军（今星子县，庐山市），与刘安世同入庐山，会晤崔闲（玉涧道人），写有《送崔闲归庐山四首》。重游栖贤寺、开先寺，题漱玉石亭的柱石，到刘仲义宅邸。为简寂观的“云卿阁”书榜，在太平天国宫的“天籁堂”留有画壁。十六日过湖口，复访“壶中九华石”，却为友人郭祥正取走，只得写诗和前次（绍圣元年）所作。
苏轼第四次到江州、第二次登庐山之际，是第三次被贬之后，从海南被贬之地北归途中。此时，苏轼已经从容自若，习以为常了。当初，甚至准备好棺材和墓碑葬身海南，把放逐经历视为人生阅历，已然把它融入人生际遇之中。在回程途中，写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北归自然高兴，可又有什么呢？苏轼从近鄱阳湖水道的南康登陆，到庐山山南故地重游。过后发出“再过庐山埠，俯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态，殆亡其半”“独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虚语”此时，苏轼年老力衰，一切看空，再也没有首次游历庐山之精力和激情了。
苏轼四次江州（两次登庐山）之行，留下许多诗文，也留下很多谜团。在江州，滚滚东去的长江、烟波浩渺的鄱湖及繁华热闹的江州城，都未入法眼，惟对俏丽缥缈的庐山情有独钟。在江州城，唯一传言就是如今所称“浔阳楼”，当时苏轼题写“浔阳酒楼”时，因“酒”字被污而废，将错就错而成，无形中将长江边的一座酒楼拔高成与南昌的滕文阁、岳阳的岳阳楼齐名的江南名楼。即使在庐山，其行为也是让人迷惑。苏轼两次到庐山漱玉亭，距此地不足三里山路，即是李白笔下的秀峰瀑布。然而，苏轼没有为瀑布赋诗，也无从考证其是否到过该瀑布。也许李白题诗在先，苏轼就没有再写而已？
更让人思量的是苏轼诗作《望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消。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该诗写于苏轼第四次途经江州后，临终前，听说小儿子将赴任中山府通判时。回想苏轼与江州邂逅经历，就不难理解其深意。三十一岁，苏轼望庐山而过，此时，正踌躇满志，志在“修身治家平天下”。第一次被贬后，游历庐山，豪情不减，睿智如常。第二次被贬，路过江州，坦然变淡然，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内心依然故我；第三次被贬获赦后，淡然变从容，笑对人生。不过，苏轼虽然颠沛流离，但从未丢弃儒家身份和“济天下”的理想，虽然人生如梦，但他热爱生活、心系黎民诗文可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到处流芳。此时，苏轼结束了长期流放的生活，从一个踌躇满志、一心从政报国的慷慨之士，慢慢变成一个从容面对、参透生活禅机的风烛老人。依愚之见，“庐山烟雨浙江潮”名为实词，其实为虚，是苏轼心中的理想。当年，为了理想，魂牵梦绕，如今梦想实现，儿子外放做官，自己被朝廷百姓认可，看起来“不过如此”。然而，理想实现之后，内心得到满足，没有失落遣憾，心中所盼“正是如此”。同时，告诫前程似锦的苏过，也是昭告世人，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皆浮云，淡泊名利、笑对人生才是真，可变的是世态炎凉和人生际遇，永远不变的是人生的哲理和俗世的民生。
二0一九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