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桃花岁岁开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唐代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杜甫合称唐代三大诗人，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本与长江之滨的江州（今九江，史上又称柴桑、浔阳等）无瓜葛，但因性格使然，被贬江州，从此记入江州人文史册。

白居易被贬前，科举及仕途都较顺。二十九岁，以第四名入进士第。三十一岁，在吏部侍郎郑珣瑜主试中及第。同及第者有元稹、李复礼、吕频、哥舒恒、崔玄亮及王起、吕炅等八人。三十三岁始任两年校书郎，三十六岁（公元807年）由周至县尉调充京兆府考官，试毕，任帖集贤院校理。三十七岁（公元808年）任左拾遗。三十九岁（公元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四十岁（公元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四十三岁（公元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到江州之前，白居易写有大量诗歌，著名的有《卖炭翁》《长恨歌》等等，在文坛享有一席之地。其诗文风格以揭露现实、鞭挞权贵见长，代表作有《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村居苦寒》等，都是让权贵们读之后切齿、扼腕、变色的诗作，因而得罪了大批人。同时，白居易自认受到皇帝赏识重用，应以“尽言官之职责”来报答知遇之恩，频繁上书言事，拟用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补察时政”，且多言而无忌，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失误。然而，虽上书言事多获皇帝及朝廷接纳，可言语过于直接，也令唐宪宗不快，多亏有宰相李绛相劝而无恙。得罪人终究要付出代价。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重伤。本与此事无关的白居易，不满当权者处事缓慢，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正法纪。然而，当权者认为白居易身为东宫之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僭越行为。加之，不少当朝者深受白居易平日多事多嘴之烦，贬谪为江州刺史似乎是“共识”。而其继任者王涯更是背后补刀，揭发白居易之母为看花落井而殁，可他却写《赏花》《新井》等诗，有伤孝道，如此之人不配治理一郡，于是加贬为江州司马。

被贬当时，白居易非常痛苦和委屈。先是不舍、怨恨。赴任江州途中，写《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闇坐，逆风吹浪打船声”，通过“灯前读诗”“诗尽灯残”“灭灯暗坐”“浪打船声”四种意象，描述了黑夜中凄清环境及贬谪中凄凉的人生境况。类似的还有《初贬官过望秦岭》《登郢州白雪楼》《襄阳舟夜》等，精神痛苦可想而知。可苦难向谁诉，幽怨向谁发？惟有自然及挚友！于是，写有《蓝桥驿见元九诗》《赠友五首》等，寄托心情。

再就是发牢骚。此事此情，发牢骚也自然，可其做法巧妙。到江州第二年，作《琵琶行》。诗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此时无声胜有声”，句句都说凄凉，“说尽心中无限事”“商人重利轻别离”“江州司马青衫湿”，声声都言哀伤。仔细品来，歌女可能现实存在，“弃妇”实为江州司马虚像，不然哪里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绝句。据说，该诗作成之后，立即广为传唱，很快传到京城，让人心生同情。尔后，读懂其“忧伤”的人，在江州湓浦口（湓水入长江处）建“琵琶亭”以资纪念。琵琶亭成了“沦落人”的心灵寄托。千年以来，人们或来琵琶亭怀古，或遥想琵琶亭的悲凉，或心中默默向琵琶亭倾诉伤感。《琵琶行》带给琵琶亭悲愤、凄凉和忧伤的符号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凉与忧伤的泪点之一，就连伟人在庐山重见离别多年的战友伴侣时，也止不住抄写《琵琶行》，以排解心中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怀。

连贬之事，对白居易无疑是重大打击和教训，“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佛道思想滋长，近乎于脱胎换骨，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被贬之后，回京城长安，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过上常人梦寐以求的京官生活。可唐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权贵争权夺利，朝臣明争暗斗；面对此景，白居易极力请求外放，逃离是非之地。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主要精力放在写诗及为民解困之上，再也没有被贬前那种“诤谏”皇帝的热情和胆识，行事做法与被贬前判若两人。例如，在杭州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筑白堤，解决人民的饮水和蓄水灌田问题，并以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教导人们蓄水泄水。

当然这是后话。白居易落魄至江州，心中哀伤、委屈也是自然的。然而，不能靠哀伤生活。白居易在《谪居》中说：“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火烧寒涧松为烬，霜降春林花委地。遭时荣悴一时间，岂是昭昭上天意”，一切看空，对自己处境开始释然。诗人写“讽谕诗”的出发点是借讽谕劝皇帝改革弊政，一旦认识到皇帝不可能因“讽谕诤谏”而改革，心中希望落空，重功利的诗歌及内心主张失去了依附，精神上失去了追求，还能写什么？还写干什么？还敢写什么？在江州期间，白居易写诗近三百首，其中讽喻诗仅仅16首，不到一成。且其内容多为社会普见的贫困与灾难，较之前狭窄很多。诗中鞭挞、讨伐者多为小吏或宵小，王公贵族几乎绝迹。而且，“讽谕”的口气、用词也要和缓、隐晦得多。

可以理解知识分子“自卫”心态，更能理解从“兼济天下”转而“独善其身”的做法，为避祸远嫌，只能“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将文学与政治分开，将文学置于“陶冶情操”“交友怡情”，而不是“建言献策”“补察时政”。有闲之人，开始整理之前诗作，探讨文学理论。完成于江州的《与元九书》是诗歌研究名篇。该文首为开场白，交代写作目的和背景（当然不忘交代自己被贬的身份）。其次，从诗歌的起源说起，探讨了诗歌的本质。第三，列举唐及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和作品，用简洁的语句，简述历代诗歌风格及发展变化概况，阐明《诗经》以来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最后，用较大篇幅写下创作传记，并从自己经历得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结论。文字生动流畅，有较强说服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再豁达，心中痛是难以消弭的。到江州后，诗人的创作心境变了，“孤苦思乡”“平和旷达”成为主题，与先前“心忧苍生”“凛然慷慨”的心境有明显区别。以“天涯沦落人”自居，以作诗为事，用诗歌“自慰”，羡慕陶渊明，希望做隐逸诗人。同时，与道佛交往，向道事佛，求心中的安慰。创作了大量诗人自称“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感伤诗”及“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的“杂律诗”，数量达二百余首，占其江州时期诗作绝大部分，其中感伤、失落是多数诗词的主题。如《夜雪》中“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的酷冷，《赠别崔五》中“明旦又分手，今夕且欢忻”的离别，《宿东林寺》中“索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的落寞，《南湖晚秋》中“惨澹老容颜，冷落秋怀抱”的伤感，《早蝉》中“今朝无限思，云树绕湓城”的思念，《初到江州》中“遥见朱轮来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的感激，《题山石榴花》“争及此花檐户下，任人采弄尽人看”的无奈，等等。多以身边琐事、生活情趣为描写对象，境界内敛，范围较窄，题材以衣食饱暖、纳凉沐浴、日间坐卧、诗酒琴书、山水宴乐、坐禅修道、知遇之欢居多，很少重大主题。

在江州，白居易的“闲逸安命”“知足保和”想法，上司及朝廷宽容理解，贬谪生活也不失优越从容。加之江州有景可看，有景可赏，优美的自然及生活环境为才思敏捷的白居易提供了创作源泉。因此，他常常以审美眼光观察自然，了解自然，于寻常之景中发现独特的美；心有不甘，借秀丽景色疏解身心，摆落尘杂，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自由；内心苦闷，借山水花木逃避现实苦难，寻找灵魂的避难所，获取精神的当下安顿。在江州，白居易写有不少闲逸诗，达63首之多，如《湓浦早冬》“浔阳孟冬月，草木未全衰。祇抵长安陌，凉风八月时。日西湓水曲，独行吟旧诗。蓼花始零落，蒲叶稍离披。但作城中想，何异曲江池”，将“江州湓浦河”与“长安曲江池”等比，达到宽心静神的目的；《江州雪》：“新雪满前山，初晴好天气。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城柳方缀花，檐冰才结穗。须臾风日暖，处处皆飘坠。行吟赏未足，坐叹销何易。犹胜岭南看，雰雰不到地”，庆幸自己到江州而不是岭南，获得内心安慰。《题浔阳楼》之“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赞叹美丽江州，融入江州山水，以求忘我。

此外，白居易的江州诗中，草木入诗多。直接入诗的有松、柏、杉、桂、竹、柳、莲、木槿、桃花、樱桃、蔷薇、紫薇、石榴、石楠、枇杷、紫藤等十余种，诗文有20余篇。白居易妙笔之下，江州普通植物，鲜活动人，栩栩如生，衬托正面积极的背景。其中，又以花为题的诗词最为著名，如《大林寺桃花》《东林寺白莲》等。

《大林寺桃花》是白居易在江州所作的山水诗代表作。据传，当年白居易游历庐山，见香炉峰景色绝妙，决意终老到此。花“三匹绢锦”买下郑姓寡妇荒地，建草堂居住，过起隐居生活。某日，郑姓妇人告知，山中大林寺及迟开的桃花景色很美。次日，邀东林寺惠恩和尚等人到大林寺游玩。到大林寺后，方知山中别有洞天：清风习习，翠柳依依，寺前寺后，桃红梨白。白居易品大林寺泉水，赏山中香茗，恍惚之间，梦见行走在桃林小径的桃花公主。醒来后，题“花径”，并赋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初看，短短四句，平淡无奇，只不过描述“山高地深，时节变晚” “与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节候罢了。细品，回味无穷。写景，“芳菲尽”“始盛开”将抽象春光具体化，形象美丽；将春光拟人化，“春光”有足，可以转来躲去。表意，“长恨”“转入”写出心中祈盼，贬谪江州数载，心中苦闷落寞，梦中见到桃花公主，臆想人生会有意外、命运还有转机？

也许朝廷看到白居易思想变化，也许皇帝念其才华横溢，元和三十年 (公元818年)升任忠州刺史，次年三月到任。临行前，写下《别草堂三绝句》，“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为感君恩须暂起，炉峰不拟住多年。久眠褐被为居士，忽挂绯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庐山未要勒移文。三间茅舍向山开，一带山泉绕舍回。山色泉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兴奋、意外、留恋、不舍、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可惜，三年官满却未归。直到五年后，才途径江州。而且，仅在之前修建的庐山草堂里住了一宿，就匆匆到杭州赴任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回过江州。可以理解，白居易从江州“梦幻仙境”中回到“嘈杂凡间”，已经没有时间、心境在江州和庐山徜徉游览，而要为世俗之事而“禅精竭力”了。

白居易人走了，可诗文留下了。贬谪江州，改变了白居易人生；白居易到来，为江州人文添上花絮。历朝以来，江州城市发生巨变，琵琶亭屡毁屡建，可文学史上的“泪点”常在，普天皆知“天涯沦落人”的脸谱出自江州；千载过去，庐山景观变化万千，大林寺毁了，可“花径”仍在，草堂犹存，人人都知“大林桃花”岁岁盛开在匡庐山中。

                              二0一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