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想起父亲手中的那根麻绳,心有余悸。
那根麻绳大约三米来长,父亲总是把它放在厅堂小木桌的抽屉里。每每我们犯错误的时候,父亲就会把它拿出来,往桌子上使劲一摔。麻绳盘在一起,露出个绳头,宛如一条蜿蜒盘旋的蛇,让人不寒而栗。
父亲的脾气很暴躁,沾火就着;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规行矩步。我们姐妹几个背地里叫他“暴君”。暴躁和严格相加在一起,可想而知,我们的自由受到了很多限制。
可少年时代的我们,年轻气盛,倔强又叛逆,有时明知山有虎偏要虎山行。有意无意中惹怒过父亲很多次:欺负邻居家单亲的孩子,追着喊人可怜虫,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他拎着麻绳像赶小羊一样让我们去给人家道歉;看考试成绩不理想私自涂改分数,被父亲的法眼识破,他拿出麻绳痛斥一番,外加让我们抄写卷子;嘴巴馋了,没有经过大人允许,偷偷从存钱罐里拿钱去买好吃的,父亲发现后,他举起麻绳在我们手上轻轻抽打几下,放话下不为例。总之,只要我们违反他的“不允许”,父亲就会手持麻绳,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以示严厉的警告。
父亲的麻绳像父亲的道具。他大发雷霆时,手上拎着这根麻绳,整个人物形象立刻威风起来。虽然极少真刀真枪的用在我们身上,但举手投足间,若配上这根麻绳,足以吓得我们魂飞魄散了。
事实上,父亲的这根麻绳真正派上用场也就寥寥几次。
最难忘的是那年秋天,我和姐姐一起去田野给鸡鸭挖野菜。回来的时候,路过农场种的一大片玉米地。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清风拂过,哗哗作响。高高的玉米杆上结出饱满的玉米穗,像一个个战士身上插满了手雷弹。我看见有几个路人顺势钻进玉米地掰了一些玉米跑出来,也和姐姐吵着要吃玉米。姐姐无奈,只好把两个篮子的野菜折进一个篮子里,然后让我站在路边给她放哨,挎着篮子风一样钻进了玉米地。十几分钟过后,姐姐择着身上沾着的玉米须子,挎着一篮子玉米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又把野菜潦草地撒在玉米穗上遮人眼目。就这样,我们挎着篮子一溜烟地跑回了家。
夕阳西下,姐姐在院子搭建的炉灶上给我煮偷来的玉米。母亲从菜园子回来撞见,问玉米哪来的,我和姐姐支吾了半天,姐姐仰起脸,一不做二不休:“是一位农伯伯送给我们的。”母亲不信,再三追问着。就在这时,父亲下班回来,看见地上散落一堆玉米叶,炉子上煮着一小锅玉米,把脸一沉,甩出几个字:“你们跟我进屋来!”我和姐姐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躲是躲不过去了,便硬着头皮跟进了屋。
父亲坐在椅子上,嘟噜着脸,半天不吭声,屋子里的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了。看我和姐姐丝毫没有主动承认错误的意思,他娴熟地从抽屉里掏出那根麻绳,往桌子上一拍,手指在麻绳上来回跳动着,气哼哼地问:“玉米是哪里来的?”我和姐姐低头不语。这种不打自招的态度,更加坚定父亲的判断。他的声音高八度:“偷的是吧?”姐姐连忙解释道:“这是公家的,不算偷,好多人都进去掰呢。”父亲听到这里跳了起来,拿起麻绳在我们眼前挥舞着:“公家的,不花钱是吧?你们这个进去掰,那个进去掰,农民今年吃什么?”
那天,也不知道姐姐抽得什么风,脖子一梗,竟然敢和父亲顶嘴:“不就掰了几穗玉米吗,至于您大呼小叫的吗?掰玉米的人多了去了!”本来我们就做错了事,加上姐姐的反驳,真是雪上加霜啊。父亲的脸涨得通红,嗖嗖展开手中的绳子,向姐姐身上抽去。姐姐抱着脑袋东躲西藏。我惊呆了!但想到姐姐是为了我偷玉米的,我急忙跑过去护着姐姐,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喊着:“别打我姐,要打就打我好了。”父亲见我们拿了人家的东西,还理直气壮,连我一起抽打了起来,大声吼着:“你们知不知道,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金!”我哇哇大哭着:“我不就是想吃几个玉米吗,你就这样打我!”母亲闻声跑进屋子,抱住父亲:“孩子他爸,你先消消气,打是没用的,和孩子好好说。”父亲这才停了下来,把绳子狠狠地扔在地上,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
那晚,父亲坐在院子里,背对着我们,吧嗒吧嗒吸着烟,时不时仰天叹着气。我和姐姐躺在炕上长声短声地抽泣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朦胧胧中,我好像听到父亲进屋对母亲说:“唉,我今天下手重了些。明年在后园子腾出一块地儿种玉米吧,孩子们的肚子缺啊!”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弄不清这段话是做梦还是父亲说的。直到第二年春天,父亲和母亲果真在后园子种了一大片玉米。我确定是那个夜晚父亲说出来的。
从那以后,家里的菜园子年年种玉米,我和姐姐再也没有去玉米地偷过玉米。那次是父亲第一次用绳子真真切切地抽疼了我们。也让我们深刻地记住了:于公于私公,拿别人的东西,都是不光彩的行为 。
一晃数年过去了,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们。那根麻绳也在辗转搬家中不见了踪影。而我眼前时常浮现出父亲手持麻绳的情景,回首不倦。我想,正是有了父亲的麻绳一次一次的鞭策,我们的人生才会得以秉节持重、收放自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