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绍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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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嘀嗒嘀嗒地“敲打”在铝合金窗棚上，像闹钟一样把我从梦中催醒。我起床时天还没亮，阿爸已披着衣服站在阳台窗边，向半坡寨方向凝神远望，自言自语：“山泉该涨了，泥土该湿润了吧。”
进城的这些日子，阿爸总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一辈子和庄稼打交道，他心里割舍不下半坡寨和家里的几亩田地。
半坡寨在湘黔边境，寨后的大山一座连着一座，远远望去，像雄鹰、像鲤鱼。山上的田土像鱼鳞、像鸟毛一样层层叠叠，从山脚叠到山头，多得数不清。有人说，一条鱼有多少块鳞片、一只鸟有多少根羽毛，半坡寨的田土就有多少块。
这些田土各有其名。“巴业那拉”“贵扎拉”“国瓜拉”……这些苗语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先说说“巴业那拉”吧，巴业是水牛的意思，是人名，“巴业那拉”连起来就是水牛阿哥的田。“扎贵拉”：“扎”是姓高，“扎贵拉”就是高老贵家的田；“国瓜拉”，国是人名，“瓜”是姓石，“国瓜拉”就是石老国家的田。
可见，半坡寨的田地不光有名，还有姓。田地的姓名就是人的姓名。老人们说，这些田地是最先安家落户的龙家人一铲一铲、一锄一锄开垦出来的，分家后出现一些嗜赌如命的子孙，他们为筹赌资卖掉了祖辈遗留的田地。田地因此易姓更名。集体化时土地收回集体，田土的姓名却一直沿用着。
土地下放那年，田土分到各家各户。哪几丘栽水稻，哪几块种玉米，哪几块培红苕，还要留块栽辣椒，人们早早地就划算好了。有的还要见缝插针，稻田里要放养稻花鱼，玉米地要插种豆角，红苕地边还要围栽一圈西红柿。
为伺候这些庄稼，人们各尽其能。熊大爷早出晚归，把田坎上的莆草割得光溜溜的，把旱地里的狗尾巴草锄得干干净净的，把水田里的稗草拔得一棵都不剩。他说，坏人多了要祸害好人，杂草多了就会祸害庄稼。施大爷挑着箢箕、粪桶，把牛草粪、猪羊屎一担担地浇到田地里。骄阳下，他嘴里叼着烟斗，埋着头迈着沉得脚步，哼哈哼哈地从山脚爬到山顶，两颊留下两道长长的白盐。有人问：“施大爷，您咋那么拼命呀，你家公子都干啥去了？”他笑着说：“种田不浇粪，等于瞎胡混，孩子们有父亲可以歇着，我没有父亲只能拼命搞。”巴业大爷卖掉一头架子猪，买回一袋尿素。他不想让人知道，要等到太阳落山后才做贼似地悄悄摸摸用小袋子把尿素分装，撒到坳口的几块水田里。捉黄蟮的年轻人看见了，问他：“大爷，您干吗呢？”他眨吧着眼睛，似笑非笑地说：“我在洗盐袋子呢。”其实，谁都知道他是在撒化肥。
禾苗分蘖的时候，走在田间地头，哪块田是哪户人家的，不必询问，一看便知。悬崖边竹林上，田坎杂草割得干干净净的，那便是熊大爷家的水田；山顶几块粪气浓浓，禾叶绿得发亮，没有一点杂质，那是因为壅了农家肥，它们是施大爷家的稻田。坳口几丘禾叶长得又绿又长，但没有闻到牛粪味，肯定是巴业大爷家的——他们家的田地肥料足。哪几家人勤劳，哪几家人懒惰，哪些精耕细作，哪些粗耕糙耘，肉眼能见。谁家能丰收增产，谁家减产欠收，无需多问，答案明明白白地写在田地里。
田地知恩图报，你对他付出多少，它就给你报答多少。风调雨顺的年成，秋收季节，勤劳的人家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什么都有。看着施大爷家稻谷像小山一样堆满了堂屋、偏房，包谷挂满了桁架、房梁，人们羡慕得两眼发亮，流着涎水向他请教丰收的经验，施大爷说：“那是因为我把汗水都洒到田地里了。”有人向巴业大爷请经，他笑得两只眼睛都眯成一条线，说：“我只是在田里洗了洗盐袋子罢了，想不到庄稼就长好了。”
他们说得遮遮掩掩，像是给询问者打了个哑谜。大家都是庄稼人，谁不知道天上不会掉下陷饼，不出钱不出汗哪能有好收成。土地才下放，还没有足够的本钱买好肥料、好种子，那就用汗水来弥补吧。
寨里最不怕出汗的当属文寿大爷。即使农闲时候，他也一刻都没有闲着。五谷归仓后，难得有几天清闲，老少爷们聚在一起摆龙门阵，文寿大爷却扛着八磅锤、钢钎、挖锄，来到田间地头、崖边路旁开荒拓土。汗如雨下，他却整天吹着口哨，好像一点都不累似的。一块块石头被他敲碎了，一片片斜坡被他移平了。像燕子筑巢那样，他把一坨坨碎石、烂岩垒起来，码成一道道坎，岩头旮旯变成了良田沃土。
阿爸瘦小的身躯有点佝偻，加上疾病缠身，干活有点吃力，累得发晕的时候，他就拿着半碗水和一枚铜币，反身坐着，双手交叉放在椅帮上，再把脑袋耷靠在臂膀上，叫阿妈给他刮痧。阿妈轻轻一刮，阿爸的后背上立刻现出一道红得发黑的血痕——阿爸太累了，积劳成疾。阿婆和阿妈叫他休息一天。可刮完痧，阿妈还没有收拾好刮痧的家伙，阿爸已挑着一担牛粪上山去了。
重重的一挑牛粪压在阿爸的肩上，他佝偻的身子弯得像一张满弓，肩上的翘扁担上下晃荡着，两头的箢箕就跟着上下反弹，眼看就要垂到地面。扁担“沙嘎沙嘎”地“号叫”，好像就要折断一样。走到一个稍平的地方，阿爸稍作驻足，一只手托着扁担下方，另一只手推在扁担边沿，咬紧牙关，肩膀到脖子间的青筋像一束橡皮筋全部突显，身躯一躬一挺，“嗯”地叫了一声，担子就从左肩转到了右肩。
阿爸一路走着，扁担就一路“沙嘎沙嘎”地叫着。在我的印象里，再热的天，干再重的活儿，他也不会流汗。不知道他是没有汗还是身上的汗流干了。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想有个好收成，除了靠勤劳的双手，还得看上天的眼色。半坡寨人既怕连绵雨，又怕干旱天。只要下场能够浸透单衣的阵雨，泉水就从泉眼里汩汩地冐出来，哪里都是；只要连续一周天晴，泉眼就干涸了，田水慢慢蒸发。再晒几天，田土就慢慢干裂。如果水田不能坐水过冬，来年春天就忙不赢了。
时间还没到清明，春雨常常伴着雪籽酒落大地，男人们披着蓑戴着笠，牵着黄牛走出家门上山下田。夜里听到轰隆轰隆的雷声，当家的谁也无法睡得安稳——得赶紧起床，把点然的马灯挂在牛角上，牵出圈厩。干什么？炼田呀。春水贵如油，山泉易涨易退，谁也无法预知下场雨什么时候来到，能把握的只有现在，必须赶在清明之前炼出一块秧田来，否则就要误春了。
记得一年冬旱，半坡寨的田地都干完了。第二年春天，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阿爸光着脚板去炼田。天亮时，他冷得瑟瑟发抖，回到家里对阿婆说：“阿妈，冷死了，帮我准备一盆热水，让我暖暖脚。”
阿婆忙前忙后烧热一锅水，盛到木盆里。阿爸顾不上试探，把一双麻木的脚淬进盆里。浸泡很长一段时间，当他感受到温暖时，又疼又辣的感觉也随之袭来。他赶紧从热水里把双脚抽出来。阿婆看着那双满是水泡的脚，泪水夺眶而出，大声嚎啕——“造孽啊，我的儿。”
一年之计在于春，田里的工夫可不能落下。阿爸脚伤还没有痊愈，忍着疼痛又披着蓑戴着笠炼田去了。
半坡寨的田一丘一丘炼好了，灌满春水的稻田，层层叠叠，接连成片。雨过天晴，在阳光映照下，满山的水田像鱼鳞像镜子，闪闪发光。播种育秧，田地里一片繁忙，人们沟壑纵横的脸上充满着希望。
后来的半年时间里，半坡寨人插秧不躲雨，打谷不歇凉。从插秧到打谷，直到五谷归仓，阿爸丝毫不敢懈怠。
半坡寨的人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耕作着。不知从哪年起，人们有了本钱，买得起杂交良种，种上了薄膜秧，收获的粮食成倍增长，装得满柜满仓。逢场天，你挑一担大米，他扛一袋玉米，我背一篓大豆……把粮食贩卖成钱，买回一刀猪肉，半包水果糖，一顶帽子，两套衣裤，几双鞋袜……嘴巴吃的，身上穿的，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无一不是田地的馈赠。邻村邻寨的人看着眼馋，说：“半坡寨的粮食真多呀，好像永远吃不完似的。”
阿爸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他把粮食换成我们的学杂费、生活费。欠收的年成，有人劝阿爸：“日子过得那么紧火，干脆让孩子们休学算了。”阿爸说“粮食卖完还可以再种，孩子们读书的事可耽搁不得，家里有田有地，我又有手有脚，我怕啥？”
田地无言，却能给阿爸底气。我上中专那年，阿爸卖掉家里所有粮食，又东拼西借才凑足学费。然而，庄稼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学费却一年要交两次，生活费更是每天都要。我们催得急，能借的地方阿爸都借遍了，借不了的他也试借过了。生活把阿爸逼到了墙根下，退无可退，他赶紧准备皮撮子、竹箢箕、铁锤、铲子。炼好田插完秧，他就挑着皮撮到矿山当挑矿工；收完谷归好仓，他就扛着箢箕、铁锤、铲子到城里当铲铲客。其他的庄稼活全权交给阿妈。
阿爸终究把我盘出大山。我参加工作后，他回到半坡寨一心一意地营务庄稼，别人能收获的，他一样不少，别人没有的，他也收获了。多少次我想要尽点孝心，都被他拒绝了。渐渐地，我居然把尽孝的事给忘了。
这些年，营务庄稼的好把式施大爷、文寿大爷、巴业大爷先后走了。一辈子和庄稼打交道的阿爸身体不知不觉地垮下来了，每当季节交替时总会生病。在医院里，我帮他洗脸洗脚，给他剪掉那变形的夹满泥垢的指甲。不经意间，看到他烫伤无数的双脚干裂乌黑，支撑一家人生计的双手虎口上肌肉全无，只剩一层干瘪的皮子。
“阿爸，不要再种田种地了，您看您的手都没肉了。”我边抚着他松树皮般的糙手，边叫他放下庄稼进城生活。他总是说，舍不得家里的田地，等过一阵子再看。
今年大旱，半坡寨的田土都干完了，从来没有干枯的古井也干涸了，寨里人生活极为不便，我几次催阿爸进城生活。他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动身。直到五谷全部晒干归仓，经不住我再三催促，他才挑着一担大米进城。
“我得回家种地去，土地要是抛荒了，就要被收回；没有土地，我们家就等于在半坡寨被除名了。”进城生活没几天，不知他从哪里听到政府要收回耕地的传言，着急了。早上，我出门上班时，他说要回到半坡寨，我连哄带骗地劝他留下。
下班的时候，我回到家里，阿妈已摆好一桌饭菜，阿爸却不知所踪。阿妈说，寨里最会种田的舅公去世了，阿爸得知噩耗后已回到乡下。我没有吃饭，径直走到阳台，站在窗边，向半坡寨的方向望去。天已经黑实了，远山黑影绰绰。
